乔庆淼

四岔楼，不是一栋楼，而是一条百年老街的名字。她位于太原市的闹市中心，与声名显赫的钟楼街一样源远流长，却因其过早的衰败而鲜为人知。生于斯，长于斯的我，在此度过了我的童年时光，对她自然有一种难以割舍的乡土情结。

半个世纪后，我去故土重游，不为别的，只为了最后再看她一眼———随着摧枯拉朽般的旧城改造，她已经消失殆尽，再晚就见不上了。所幸，残余部分居然还包括我家那老街门，像个衣衫褴褛行将就木的佝偻老人，我疾步走向前去，抚摩着他那满目沧桑的面孔，顿感凄凉无限，往事便汩汩倒流而来……

四岔楼，这街名之古老，从小就让我浮想联翩。那是在看了京戏《三岔口》后，痴迷于剧中“摸黑武打”的场面，无端觉得“四岔”肯定比“三岔”更出彩，曾追问过大人：为啥叫四岔楼？有什么英雄故事？遗憾的是，那时没人能给我解惑。

这疑惑埋在心底，一晃半个世纪，直到太原举办建城2500年纪念活动时，才在有关史料中找到答案：“明朝时期，此地有座悬空而建的四柱子楼，行人皆从楼下来往，北去钟楼街，南入中校尉营，西接西校尉营，东至地藏庵，故名四岔楼。后来，楼消失了，街名却沿袭下来。”寥寥数语，给人留下无限的遐想空间：古时候，这里巍然一座空中楼阁，楼下四通八达，车水马龙，北与钟楼比肩，南俯军营连片（现存校尉营街各街，皆为明晋王府禁卫校尉兵营驻扎地），其晨钟暮鼓，军旗猎猎，车辚辚，马萧萧，该是怎样一派北都之要塞风光！

往事悠悠，听父辈人讲，民国期间老街还曾兴盛一时。当时，有多家杂店铺及商会聚集于此，如“利和祥”、“同协力”、平定商会、典当行业公会等，最负盛名的是《元隆当》，由清末巨富、祁县人渠本翘创办，系太原最早、资金最雄厚的典当行。其当票由清政府颁发营业执照，号称“龙票”，上印“四岔楼街元隆”字样。今天，若上网淘宝，尚能掏到这种“龙票”，堪称收藏界的珍品了。而这座当铺的位置就处在我家老宅子的位置。

解放前，我家就住在这条老街把西头的10号院。那时的老街是个十字街，总长不过二百米，宽只有十多米，分布着二十多所青砖灰瓦四合院，里面栖居着五花八门的城市贫民：小商贩、小裁缝、修鞋匠、修表匠、三轮车夫、戏子、中医大夫……等。父亲开着个制帽小作坊，我从小跟着他学手艺，六七岁时负责“掌大印”———往帽衬里盖戳子，印上我家的字号———“乔记帽庄”及门牌号数。记忆特深的是，那时东街口有街牌，而西街口没有。为了生计，父亲特地定做了一副《四岔楼西口》的街牌，让我和他的一个徒弟扶着梯子，由他登高钉在我家旁边的高墙上。我仰望着那熠熠发光的街牌，觉得很自豪，认为无异于是在给老街“命名”，好像父亲给孩子起名一样。

值得特别一书的是我们钉街牌的那面高墙，它是一栋二层大楼的后墙，其前门开在钟楼街，西边是华泰厚服装店，后来发展成了省城有名的高级服装店，东门则是显赫一时的“斌记五金行”，是阎锡山的官僚资本，山西最大的五金进出口公司，经营钢材、五金、电器、机械乃至军火等。“七七”事变后改为“同仁医院”的门诊部，1956年又改为“上海饭店”（系上海鸿运楼酒店迁来改建），成为省城最大的高档饭店。而高墙的斜对面，则是太原现存最古老的关帝庙———校尉营关帝庙，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儿时的我还在里面读过小学。还有，那高墙的西面，就是“丑名远扬”的老鼠窟巷，巷口那家很不起眼的“申记元宵店”，后来竟出息成誉满并州的“老鼠窟元宵店”，成了太原市饮食行业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由此可见，我家所在的这个老街口，虽然其貌不扬，但周围不乏可圈可点历史古建筑和老字号，似乎自古以来就是一块风水宝地。

不过，我家却没有借上这风水宝地之光，父亲的小作坊一直惨淡经营，勉强过活，我的童年也就不免在穷困潦倒中度过。我从十多岁就开始糊袼褙（用碎布裱成厚片做帽里）、缀帽花、熨帽壳，再大点开始学踏缝纫机、摆地摊，到上初中时，我的针线活已“出类拔萃”，衣裤上的补丁都用缝纫机轧成一圈圈“同心圆”，结实又美观，邻居和同学见了都交口称赞，他们难以相信这是十几岁的男孩子所为。

我从小失去母爱，养成自立自强的习惯，尤好读书。那年月，我家那蜗居是老街上典型的贫民窟，窄逼、低矮又黑暗，白天都得点灯，蹬着窗台即可上房。因此，一有时间，我会悄然上房顶读书———那里光线好，又无人干扰，看累了，还可以背靠一面高墙闭目养神。那面高墙就是“上海饭店”的后厨，它的窗口高开在我家房顶上，不时从里面传出锅碗瓢勺的“交响乐”，还飘出令人垂涎的烹调香味，勾得我肚里的馋虫蠢蠢欲动。逢此时，我就屏息静气，把它想象成《水浒传》里张清孙二娘的十字坡饭店———卖人肉包子和蒙汗药酒，險恶无比，于是嗤之以鼻，自能安心读自己的书。

当然，与饮食大亨为邻，也不尽然“口至而实不惠”，也有沾光的机会。它的后门与我家仅一墙之隔，每天锅炉房出渣，街坊四邻都争先恐后去捡煤核，我家近在咫尺，常捷足先登，自是省下不少买煤钱，便有种穷人的“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窃窃自喜。

老街的东南隅，有座前身为满清八旗会馆的《鸣盛楼》，那里曾走出许多“一鸣而盛”的戏剧名人，包括筱吉仙、丁果仙、张美琴等，后来都成了誉满三晋的晋剧大师。解放后改为人民戏院，我在其中看过《打金枝》，听不懂词，但觉得那音乐旋律好听。但父亲却不以为然，说山西梆子“嗨嗨”腔刺耳又难懂，他推崇国粹京剧，而且拉得一手好京胡。同院南房有个姓王的大叔，是中元玻璃厂的玻璃工，是个京戏票友，有副好嗓子，他和我父亲一拍即合，两人一拉一唱，常在院里自娱自乐。父亲拉二胡时那种闭目晃脑，悠然自得的忘我神态，至今在我脑中栩栩如生。他们拉唱时，我在旁边翻阅那些带插图的唱本，有尺工谱，也有简谱，什么《四郎探母》、《捉放曹》、《红棕烈马》、《借东风》等，时间一长，也会跟着瞎哼哼两句。有一次他们唱《玉堂春》时，说当年苏三起解到太原府，就关在察院后的监狱里，引起我极大兴趣，还去察院后找过那监狱，当然一无所获。

1958年，在《鸣盛楼》的旧址的旁边新建了现代化的长风剧场，是那个年代太原市最豪华的影剧院。它前门开在柳巷南路，后门就在四岔楼，我少年时的好多电影都是在那里看过的。京剧大师梅兰芳来太原访问演出时，也在这里，我和小伙伴们从后门溜进去观看，被人家撵出来。再往后，《鸣盛楼》作为市级文物单位被挂牌保护起来，按说是一件幸事，但遗憾的是，它似乎最终难逃一劫，于2000年毁于一场大火，据说是有人住在里面，因使用煤气不慎所致，让众多戏剧爱好者人唏嘘不已。

怀念那条老街，自然忘不了儿时的那些玩伴，他们大都是家里的“宠物”，分别有自己的乳名：大狗、二狗、大丫、二丫、小牛、臭蛋、二臭等，我们曾一起在昏暗的街灯下弹蛋蛋、甩洋片、顶瓦悠、碰拐拐、骑马打仗……如今一别几十年，如今不知都散落哪里……

我怀念那条老街，倒也不为她的消失而惋惜，因为除了关帝庙等几处古建筑外，其他部分都太颓废了，再苟活在那里，无疑是给这个日益繁华的城市添堵抹黑。

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老街，在渐行渐远的回望中，我忽然明白，与其说我在怀念她，莫如说是在怀念童年时代的美好时光，在追寻那曾经走过的足迹，在回味那一去不复还的人生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