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话说多了，会让人以为，所谓养活就是个生存概念。就是说，无论水肥土厚之地，还是水瘦土薄之乡，总能养活人。而实际情况比这复杂得多。水和土的品质，以及水和土所在的文化环境，不仅影响着当地人的形貌体质，也影响着他们的行为方式，甚至情感方式。可以说，水土对人的影响几乎是全方位的，东西南北之人，差别之大有时近乎异类，而造成差异的诸多原因中，总有水土的影子。

二

南人多五短身材，北人多彪形大汉。这种差异中既有水土的因素，也有人种的因素。北方光照充足，有利于钙质的吸收，儿童时期骨骼发育比较好，平均身高占优势。江南多阴雨，少阳光，有时连月不开，儿童晒不到太阳，钙质吸收不充分，造成了皮肤白皙、细脚伶仃的江南特征，必然影响了身高。但这仅仅是一个方面。还有遗传和人种的因素。汉族的形貌特征是几千年来和异族不断混血的结果。北方汉人基因中融入了哪些高大身材人种的基因，这应该是人类学家研究的课题，笔者不敢妄言。而两广地区的人身材短小，凹脸，阔嘴，吻颔突出，有东南亚人的特征。有文章明确指出，这是与马来人种混血的结果。似有道理。

三

水与土是养人的必须条件，但水与土的作用不一样。水对人的影响更大一些。

人皆知儿童大脑发育时期，极需要营养。但营养并非人人可得，在贫困的年代，尤其在贫困的地区，偶尔享用一顿荤腥都是难得。但水是天天要饮用的，在食物营养不足的情况下，水质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

青海有几处地方水质优良：

一处是青沙山——群加——拉脊山东段——千户、尕让，这是一条地质带，出山之水基本都是矿泉水。石壁餐馆和尕让餐馆的羊肉面片有名，并非厨师技高一筹，乃水质优良之故也。泉水煮的羊肉与自来水煮的羊肉，滋味有别。但凡有野外生活经历的人，当知我言不谬。

处在这个地质带的人口，据我有限的观察，聪明伶俐之人居多，这是水质的好处。

一处是瞿昙地区。我曾撰文描述过，瞿昙虽属贫困地区，但这里的人，形貌多属端好，智商也都不弱，也是因为瞿昙河的水源来自乐都南山的清泉。

一处是格尔木。格尔木的地下水来自昆仑的雪山融水。雪水渗入地下，在岩层中经过几年、十几年，乃至二十几年的缓慢迂回，已经被充分矿化了。著名的昆仑泉水，所含矿物质之丰富，省内绝伦。

我在德令哈生活期间，常听人说，格尔木的水养女人不养男人。的确，格尔木女人的皮肤比州内其他地区的要好一些。但同一种水，为何养女人不养男人，殊不可解。

一处是大柴旦。大柴旦之水来自达肯达坂山的雪山融水，自然也是矿泉水。据我一位在大柴旦生活多年的亲戚讲，他注意到几个初来的人，都是早生华发，而在大柴旦生活了几年之后，头发慢慢变黑了！

一处是大通宝库地区的水。从那里铺设三十多公里地下管道，引到城西区的水，是全西宁市最好的水。

还有化隆昂思多的水、民和七里寺的水，人所共知，兹不赘述。

能享用这样的水也是福气。

四

有人注意到，贵德籍的文化人，高个子居多。的确这样。王文泸1.83米，沈世杰1.81米，罗紫云1.83米，王文中1.81米，朱立新1.83米，轩锡明1.82米，张君奇1.81米。格桑多杰身高不详，但给人的感觉比较高大，尤其是中年以前的他。

贵德籍才女毕艳君、刘永霞、杨立鑫等，也都是高挑身材。

人问其故，我解释说，这是因为贵德地处黄河谷地，干旱少雨，光照极为充足，有利于人体对钙质的吸收，又因瓜果之乡，食物结构中不缺乏维生素D，我等得天独厚，青少年时代骨骼发育充分，个子自然不会低嘛。

其实我这只是个玩笑话，当不得真。上述文化人个子高，我更相信遗传因素。而他们偏偏都生长在贵德，也许是机缘巧合。贵德文化人中也有身材不高的，比如张荫西、曹毓祯、胡跃岗、李元业等。

光照对身高的影响肯定存在，但不是仅仅表现在上述几个人身上。借用西方人的一句谚语：“阳光照好人，也照坏人。”

贵德人的平均身高与西北其他地区的人约略相侔。

五

谁不希望出生在水土好的地方？这由不得自己。在人口不易流动的时代，一块邮票大小的地方，就可能把人拴上一辈子。我曾和湟中上新庄的一个中年农民聊天。我说：“你看你们这个地方，和贵德只有一山之隔，气候这么差！那边的青苗掩过野鸡了，这里还没下种；那边的新面馒头都吃到嘴里了，这里的庄稼还没黄。这样的地方，有啥留恋头？你应该挪个地方生活。”农民说：“好我的王老师哩，阿妈把你养在哪里，你就得在哪里生活。挪地方是容易的吗？谁给我分地哩？谁给我批庄廓、上户口哩？人没靠山，往人家好地方插脚，那是干墙上钉橛子哩，钉不进去！再说，阿大阿妈都老了，我总不能撇下他们去挪窝吧？”

我无言以对。

在中国大陆，造物主一貫厚南而薄北，绿色偏爱江南，让那里空气滋润，满目青翠；而让干旱统治西北，让这里童山秃岭，瘠土连绵。

一次我去杭州。有朋友陪我游览一处遍布翠竹的山谷。虽说离杭州不远，但尘嚣不闻，修篁夹道，翠鸟婉转，宛如世外。朋友问：“怎么样老王？从青海高原来到这里，有什么感想？”

我说：“老天不公平啊！诗人昌耀读《资本论》的感想，正好代表我这会儿的心声：长恨导师把资本判归西方，仅将论的部分留给东土。”

朋友大笑：“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

六

青海属于缺碘地区，黄河河谷地区尤甚。过去，民和的米拉沟、贵德的河西，都是碘缺乏病的高发区。在我幼时的印象中，随处可见大脖子的人。颔下有赘物，小者如鸡蛋、如桃李，大者如葫芦，颇有损于容颜。民间把这叫“嗄嗉”。

我十来岁时，偶感脖子有异，一摸，摸到核桃大一个软包。惊告父母，他们看了，见惯不惊地说，哦，那是嗄嗉。

长大后才知道，碘缺乏会严重影响身体健康，主要是大脑发育落后和甲状腺肿大等。

怪不得我这人脑子有点笨，原来是水土中缺碘！

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市场上全面供应加碘盐，大脖子病逐渐消失了。所谓加碘盐，就是在原生态的青盐中加入碘酸钾。这个工艺我没见过，想必并不复杂。

碘酸钾容易挥发。所以当听我说“盐罐子要有盖子，炒菜时最后放盐，免得碘酸钾遇热挥发”，便立即照办。

这加碘盐一吃就是五十多年！谁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几年前我去医院看病，无意中发现脖子里有好几个硬结。医生说，这叫甲状腺结节，多属良性，如果没有继续生长，也不必手术。但医生没告诉我为什么会长结节。

后来听非专业人士讲，甲状腺结节是长期食用加碘盐的结果！

接着又了解到，我的弟兄及亲戚中多人有此症！后来又听说，贵德乡亲多此症；后来又听说，青海人多有此症；后来又听说——后来再没听说。西北的事我没兴趣管。

既如此，难道没人管管碘酸钾吗？无限期地食用，难道不需要节制吗？我需要一个确切的、科学的答案。但一想起在当下，许多事情的是与非都被颠倒，转基因的问题，已经沸沸扬扬了好几年，但不知什么原因，科学界就是不说一句板上钉钉的话！就知道，要搞清楚加碘盐的弊端，恐怕也不容易，尽管这两者没有可比性。

总之，此后我就把盐罐子的盖子扔了，让碘酸钾随便挥发吧。

去年，一位医生朋友从上海来西宁办事，我又说起此事，她说：“你们还在吃加碘盐啊？快别吃了，我一直在吃无碘盐。”

费了些周折，我从市场买到了无碘盐。

七

贵南县沙沟乡，有个半农半牧的村子叫石乃亥。几年前去那里采风，偶然听当地人讲，这个村子双胞胎很多。不知是什么原因。乡上这几年组建的民族歌舞团中，两位正当红的年轻姊妹歌手，就是石乃亥人，双胞胎。很多人都羡慕她们的父母。

后来从村干部口中也得到证实，石乃亥的双胞胎就是多！

我也纳闷，说自然环境，这里海拔三千米以上，干旱多风，气候不算好。说饮食结构和生活习惯，也无异于其他半农半牧地区，到底是什么原因增加了双胞胎的概率？

除了饮用水，还能有什么原因呢？

于是我妄加猜测，一定是这个地方的水里含有某种不为人知的物质，改变了受精卵的生长规律。它们在子宫里四处游走，化蝶化蜂，做媒做妁，戏柳弄花，最终撮合成了双受精卵。

这个神秘物质是什么，留待科学家们去探讨吧。

离开石乃亥村时，我给村民们开玩笑说，你们村要是搞点商品住宅开发，在网上发广告，估计能卖出去好多。广告词我给你们村想好了：要想生个双胞胎，把家安在石乃亥！

八

眼睛明亮，头发茂密，牙齿洁白，这是草原牧民的共同特征。

游牧生活看似浪漫，实则艰辛。无论阴晴雨雪，风刀霜剑，必须天天出牧。好眼睛、好头发和好牙齿，乃上苍对牧人的抚慰和补偿。

我年轻时常下牧区，有时一连几个月生活在草原上。我从来没见过眼睛近视或黯淡无神的人。没见过头发稀疏、秃顶或少白的人。也没见过牙齿不好的人。

生来视野开阔，眼睛习惯于远眺，更兼绿色养眼，草原上视力超好的人不计其数。央视10频道曾做过一档节目，题为《草原上的千里眼》。节目以玉树称多县民族中学的学生为测试对象，结果令调查者大吃一惊：在超过标准距离（5米）几倍的位置上，很多学生仍能看清视力表最下边的符号；其中一名16岁的男生，竟能在30米开外看清那些符号。

牛羊肉是天然的健齿食品。开锅不久的肉，不用点力道是嚼不烂的，久而久之，牙齿的咬合力就强大了。牧民用牙齿咔咔地咬开啤酒瓶盖，不费吹灰之力。肉吃完了，骨头上还带点筋头巴脑，慢慢地啃。骨头啃干净了，牙齿也被肉丝剔刷干净了。啃骨头的洁齿功效，远超一切高级牙膏。这就是为什么有的牧民终生不刷牙，而从无龋齿的原因。

至于頭发，一者以牛羊肉为主食，气血不亏，“发为血之余”，必然生长旺盛；二者无思虑之劳心，无案牍之劳形，更无电器之辐射，自然不易脱落。

生活方式虽然原始了点，上天给予的生理禀赋却得以保全。

自从结束游牧，实现定居之后，牧民的生活模式变了。以城市生活为蓝本的生活模式，对眼睛、牙齿和头发有何影响，暂时不明。

在远离草原的城市，面对眼睛、牙齿和头发的衰退趋势，人们正在以花样迭出的科技产品为武器，苦苦斗争。

九

水土养人，亦损人。瓜果之乡，多牙齿不好的人。或排列不整齐，或龋齿，或风火牙（即牙齿表面的珐琅质受损，牙齿既怕冷又怕热）。

贵德、尖扎、乐都、民和及循化等地，多产瓜果，牙齿不好的人比其他地区多。这仅仅是我个人观察得来的印象，缺少具体的统计数字做支撑。

牙不好，与吃水果有一定关系，苹果和杏子尤能败齿。但儿童偏偏都喜食酸甜水果。我们小时候嘴馋，时常攀树爬枝，连拇指大的青杏子都不放过。咬嚼青杏子的滋味太深刻了，至今想起，就会腮帮子发酸，口水充盈！可见那种酸多厉害，还能对牙好吗？所以瓜果之乡的人，童年就埋下了牙不好的祸根。

有时我也想，要说瓜果之乡，首屈一指的当属新疆。但新疆的维吾尔族同胞，牙齿大多很健康，这是为什么？是否与喜食牛羊肉有关？羊肉性温，强肾。肾主骨。“齿为骨之余”，肾精充足，牙齿自然坚固。所以虽有瓜果之酸，并无齿坏之虞。

我的这种分析，医生看了也许会嗤之以鼻：“你懂什么？班门弄斧！”

我可没敢在鲁班门前玩斧头，我只想说出疑惑，想就教于懂斧头的人而已。

十

柴达木水瘦土薄，干旱少雨，无霜期短，不利农业。但因缘和合，有时也会逆天突袭，惊掉外界的眼睛，1976年，海西香日德农场的一块试验田，创造了春小麦单产全球最高纪录，达到每亩2026斤。超过了一吨，被称为“吨粮田”。

这可不是“大跃进”时期虚构的神话！这是在农业部科技部门的严格监督下，收割打碾的每一个环节都被记录在案，有专人负责签了字的。

柴達木因为“吨粮田”而名震天下。

在德令哈工作的我，曾去香日德农场的春小麦试验田参观，当我看见已经成熟待收的麦田时，立即联想到地毯。庄稼植株并不高，但麦秆笔直，穗头奇长，以见所未见的密度杵在地里，整齐得像理发师修剪了一样。我身边的一位农场工作人员说：“说句夸张的话，这庄稼上面放个鸡蛋也不容易漏下去！”

不由得对“郭春玉”这位未曾谋面的农业技术员肃然起敬！

当时心想，一方水土，虽属天造地设，难以易移，而谋事之人，锲而不舍，心智所达，竟能使不可能变为可能。

十一

水土的优劣与人的容貌——时髦语所谓“颜值”，究竟是什么关系，颇为蹊跷。要说是相对应的关系，桂林山水甲天下，人的容貌也当一流，而实际情况呢，差不多相反；陕北高原千沟万壑，干旱多风，但“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并非虚誉。要说是相对立的关系，也不是。江淮平原、江汉平原，地既膏沃，人多清秀。有谁见过长得丑的上海人？我从来没见过。得承认，上海人的平均颜值上乘。

人都觉得两广地区人长得困难些，但人家自己不这么认为。我在广西开会时，屡听东道主自豪地说“我们广西山青、水秀、人美啊”，每次我都在心里说：“第三条不敢苟同！”

也难怪，人种不同，所见妍媸不同。我曾经无知地以为，汉族就是一个人种。后来才知道汉族又分好多人种，比如华北特殊人种，西南人种，吴淮人种，瓯越人种，马来人种，等等。地理环境、文化背景差别很大，欣赏的眼光自然也会多样。

但是真的没有目光一致的时候吗？也不见得。孟子说：“目之于色，有同美焉。”西施、王昭君、杨玉环的美貌，且不去说。在现代社会，地区性的、国际性的选美大赛所选佳丽，有目共睹，大概没有哪一类人会认为不好看的。

不同的眼睛，会被不同的蝴蝶所吸引；但所有的眼睛都会被最美丽的蝴蝶吸引。

曾经看到过一则报道，说是港台地区的有些少女，喜欢看大陆央视的新闻联播节目。英俊端庄的男主持人一出现，她们目不转睛，大饱眼福。这说明那里的人存在颜值自卑感。

甘青一带，地理条件比内地差好多。但这里的人，比起晋、陕、豫的人，平均颜值并不差。这并非我的偏袒，是外地人的印象。

十二

第一次公开说出汉族人的相貌整体上不如新疆少数民族的，是王蒙。这需要勇气，因为容易得罪天下人。

王蒙在新疆生活了16年，对此深有感受。他自己容貌不佳，旦夕交往的，都是些黑眉亮眼鼓鼻梁的人，那就是一面镜子。

岂止王蒙，莫言也丑。岂止他俩，中国文化界，许多名人其貌不扬。一次我参加全国作代会开幕式，坐在会场前排。当我怀着敬畏之心向主席台上望去——那里是大会主席团全体成员，大多是久闻大名、如雷贯耳的人物——竟发现他们的颜值与我的想象差距甚大，有的人甚至近乎丑。当然，这丝毫不影响我对他们的敬畏，我更不可能从此以貌取人。我只是说出了一个事实。

由此联想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那些文学大师们，几乎个个相貌堂堂。鲁迅，郭沫若，巴金，老舍，茅盾，沈从文，徐志摩，朱自清，闻一多，钱钟书，林语堂……几乎不见丑人。

这是为什么？殊不可解。有时暗自思忖，或许与他们的出身有关。穷苦人家说亲，只为延续后代，没条件挑剔女方相貌。而上述那些大家，他们的父母大多是出自名门望族。清俊小生与大家闺秀婚配，子嗣的禀赋必然不差，这符合遗传学原理。

十三

人所依赖的自然环境对情绪的表达方式有直接影响，比如说民歌。江南地区，山水养眼，鱼米丰沛，故多温婉缠绵之音；西部高原，地阔天宽，风物峻烈，故多慷慨悲切之声。

不仅如此，生存空间也在发生影响。人口密集地区，一声吆喝就会喊穿几条街，故无需扯开嗓子去唱，以免惊扰他人；地广人稀之乡，登高一望，人烟稀少，随你用足丹田之气去吼，无人知晓你五音全不全，不存在心理障碍。

于是，南北民歌的基调有了初步分野。

只要回忆起电影《刘三姐》的歌曲，满耳朵都是“啰来——啰来”的尾音。

“啰来——啰来”，是用温文尔雅的语气表达情绪。无论悲与喜、讽与怨，总之不会太强烈。在西部，由于空间的博大，愈加凸显出生命的渺小和生存的艰难，以至连爱情都是稀缺资源。所谓“五步之内必有芳草”，是来自繁华富庶之地人们的感觉，而在西部，鞋底磨穿，也未必得遇心上人。于是情发乎中，吼一嗓子以泄胸中块垒，成为必然的精神诉求，高亢悲凉的民歌基调由此形成。

由此可知，“啰来——啰来”绝不可能出现在西部。

南方歌曲中不乏优美的曲调，也仅优美而已，唯独缺少撼人心魄的力量。环境决定了歌曲的创作者不可能有泣诉般或抗争般的创作冲动。

十四

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被现代人谱了曲子，已经传唱了二十多年。不知作者是谁，想当然地认为，这人很可能是个南方人，有着岭南民歌式的音乐思维，不仅如此，他还是个没经过苦难、生活优越、思想浅薄的家伙，他把一首千古绝唱给糟蹋了，把一首翻滚着激情与想象、纠结着矛盾与豁达、寄托着思念与祝愿的作品，演绎成了类似于摇篮曲一样的玩意儿，一点筋骨也没有。这厮！

苏轼在贬官期间创作的《水调歌头》，历来被认为是中秋词之冠。南宋著名文学家胡仔干脆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

借苏词的光辉，曲作者成功地把平庸至极的货色兜售了出去。我每次听到那种甜腻腻、淡兮兮的旋律，都会怒从心头起。这不是苏轼的心声！这是最适合于一个生活安逸的小白领或小资，拍着宝宝入睡时哼唱的曲子。苏轼在《水调歌头》中所构建的无比瑰丽的精神世界，被他改造成一个水波不兴的小池塘，不闻龙吟，只有蛙鸣。

我相信，随便让青海的哪个作曲家去做这件事，都不会是这样一种结果。

此言或显极端。无论如何，才华黯淡的人和阅历太浅的人，是不适合给文学经典谱曲的。

十五

“花儿”《上去高山望平川》既有象征意味，也有哲学意味。说象征，是因为平川里未必有牡丹。即使有，人在高山，哪能看得见？又不是老鹰。所以，花非花，它只是象征着臆想中的美人，也象征着人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说哲学，是因为这首歌表达了旧时代青海人对客观世界的基本态度——悲观的、保守的、有宿命色彩的态度：“看去时容易（着）摘去时难，摘不到手里是枉然。”不仅美人可望而不可即，人世间大多美好的事物也都可望而不可即。认识到这一点，已经“近乎道矣”！原创者或许是个文盲，但他有哲学家般的清醒。

悲观，但不绝望。这一点很可爱。明知摘不到手里，也不放弃对美的想象和追求。这也是人性中值得赞许的一面。

就因为这个原因，这首“花儿”曾经是田野里劳作的庄稼汉、赶着牲口贩运的脚户哥以及所有出门受苦的人排遣愁怀时最有味的一杯酒。生存的艰难使人内心柔弱，凡柔弱的心弦，都容易被忧伤的旋律碰响。即使到了今天，生活已经好了，在华丽的舞台上，在公园嘈杂的环境里，这首“花儿”仍然使听众如痴如迷。就因为它唱的那个准真理——凡美好的事物都是可望而不可即——不会过时。这个准真理是忧伤的，忧伤是这首“花儿”的灵魂。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还有一首具有浓郁“花儿”风格的歌曲《小高陵人民多奇志》。

这是在农业学大寨的时代背景下，由专业人员创作的歌曲。歌曲旋律以“白牡丹令”为基调变化而来，十分优美。然而这首歌昙花一现之后就寂寂不闻了。没别的原因，因为它所讴歌的，与人的天性相悖。人的天性是懒惰的，很讨厌被没完没了地战天斗地，改造自然。这首歌只热了三五年，就被人弃之如敝履了。

十六

有一回去内地出差。事讫，顺便参观了某个厅局级单位新建的办公大楼。这是一幢相当气派的高楼，才竣工，尚未使用。办公室主任陪我穿过楼前宽阔的花园，往大楼门厅走。左穿右拐之间，感到姹紫嫣红时断时续，满园花树被一块块长方形的鹅卵石甬道分割开了。甬道繁复，但有规律，有如迷宫。心想，这种设计未免太雕琢了吧。

乘电梯，一项项参观完大楼里面现代化办公设施，到頂层凉台，凭栏一望，市区景致尽收眼底。再去俯瞰楼下那一处迷人的花园，渐渐发现，花树掩映中，鹅卵石甬道组成了一种图形，仿佛是八卦图。

“你们单位的花园是一个八卦图？”我问。

主人微笑颔首。见我讶异，稍稍犹豫之后说：“是八卦图。建这个大楼之前，单位请了一位风水大师看了地形，根据他的建议，楼的朝向做了微调，花坛也设计成了八卦图。”

“哦，原来是这样。”我应了一句，没再说什么。我是客人，不好再说什么，免得主人难堪。心里着实吃惊。如果这幢大楼的主人是个老板，或是演艺界大伽，这不奇怪。但这是一个国家机关，是一个用强大的信仰和理论所武装的单位！难道他们的内心脆弱到如此地步，需要以风水学来保平安吗？难道他们天天给别人灌输的理念，其实连自己都不相信吗？

这真是一个重量级的荒唐。数十年的坚持……不容置疑的观念……难道……不好再往下说了。

进而一想，这恐怕不是一个偶然的个例。在全国，身居枢要而笃信风水的官员不知有多少，无怪乎草民百姓了。

十七

看看今人的迷信程度，可知没有理由苛求古人。

明朝定鼎之初，朱元璋心里有点不踏实，“惕惕然恐王气之伏于草野之间”，日后威胁到新生政权。于是命刘伯温观天象，察舆图，在全国锁定了几十处可疑目标，派使者分赴各地，按图索骥，逐一歼灭之。其中一处，就是贵德境内的梅茨山。

去城南十里许，梅茨山恰如一条黄龙，自南向北蜿蜒而来，昂首雄视黄河。朝廷使者认为，如果此山继续北移，“龙头”一旦得饮黄河之水，就会出大麻烦。于是责令贵德地方官吏组织百姓把山梁挖出一个大豁口，断了龙脉，除了隐患。

这不是传说，这是历史。南海殿后面，被挖断的山梁，至今旧痕宛然。

弹指过去六百多年。1938年，民国政府新任命一位县长吴世瑾，来贵德主政。此公勤于政事，致力于教育、水利和林业建设，深得后世好评。当他得知并察看了南海殿后面被挖断的山梁后，颇不以为然。认为，老祖宗此举，挖断了贵德的文脉，不利于人文蔚起，必须纠正！于是组织百姓，用传统的夹板夯筑技术，把挖断的豁口用厚厚的土墙连接起来。

这也是事实。南海殿后面那个挖断的豁口上，吴世瑾督修的土墙，宛然屹立。

吴县长用他的迷信取代了前人的迷信。这可笑吗？一点也不。世上没有能够超越时代局限的人。再者说了，他的不迷信古人，他的勤政爱民，也值得称赞。

在吴世瑾之后半个多世纪的今天，富裕起来的人们，正把成捆的冥币烧化在祖坟前，期望得到祖宗庇佑。新丧待葬的人家，有条件的，也都请了风水先生，夹着罗盘，奔走山野，寻找蛇兔争斗之地，以期子孙飞黄腾达。

回头再看朱元璋斩龙脉的举措，简直算得上合情合理了。

十八

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人们好像也不很自信。风水学的应用已经延伸到了书房布局、卧室装饰等范围，甚至连台灯的位置、顶灯的高度，也都有了风水学上的讲究。

这跟以往不同。在传统习惯中，风水学的应用多与建筑物所处的自然环境有关。比如，是否前有照山、后有靠山；山形、水流是否聚气、藏气等等。住家的地方，讲究院子的方位、大门的朝向、宅院里房屋布局等等。

但风水学用得最多的是坟茔的选址。据说这直接决定着子孙后代昌盛还是衰微。问题严重！

你不相信吗？历史上和现实中多少伟人名人的例子，凿凿有据，有文字可稽，有实物可证，不由你不信。你去信它吗？死人为何能决定活人的命运？“蛇兔争斗之地”做了茔地，怎么就能决定后人必贵，其原理何在？这个原理无论多么深奥复杂，总不至于说不清楚吧。可是迄今只见结论，不见论据，不由得人不怀疑。

我曾带着疑惑请教一位宗教界人士。他没有正面回答，却说了另外一个观点：“中国人不是常说风水轮流转吗？这有道理。世上没有不变的事物，也没有不变的风水。比如一处风水不好的地方，去了一个大善之人居住，他本身就是一个好的气场，住的时间长了，风水就会变好；反之，风水好的地方，去了一个大恶之人居住，这个地方的风水就会逐渐变坏。”

哈，这可是第一次听到。回味再三，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相对于环境因素，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你的命运你做主。人活世上，能行大善则行大善；行不了大善行小善；行不了小善，至少不要去做恶，这比风水更重要。

十九

农耕时代造就了分散、独立、同中有异的居住模式，门户坐标的千差万别，为风水学提供了无比广阔的实验场。庄廓院是风水学最坚实的存在基础。

宅院大门，是脸面，是枢纽，也是关隘，兼具吐纳和防御双重功能。所以农村人尤其重视大门的风水。

行走在农村巷道，细心人会看到，有的大门与院墙不完全在一个平面，好像稍稍有点“拧”。不懂的人会以为是安装大门的工匠粗心所致。

其实这是诚心拧偏的。

安大门有许多講究。其中大门的朝向以及大门前面的事物至关重要。比如大门适宜对着高山、对着流水、对着麦田、对着茂林；忌讳对着岔路口、对着门洞、对着坟墓、对着寺庙等等。不得已时，就得把大门拧偏一点。不好看事小，风水事大！如果门口地面宽绰，还要修一面照壁。

在风水学中，照壁相当于屏障，起着为建筑物阻挡气流冲煞的作用。

如果门口没有建照壁的余地，则在大门里面安装一道“屏风门”，把院子遮挡起来。总之，不能把院内情景直接暴露给外界（尤其是路人窥视的眼睛）。

有些人家，门外立不了照壁，就在大门口栽一截石头，上刻“泰山石敢当”几个大字，意在宣示：我来自五岳之首泰山，四面八方的邪气我都敢当，你来试试！

风水观念已经深深植根于农村人心中。门槛用材首选杏木（据说能辟邪），安大门要挑选好日子，某一类人最好在场，某一类人最好回避。

城市化进程让风水学在乡村的市场受到重创。有资料称，全国平均每天有100个村落在消失。在不得不告别庄廓院，接受高楼的无奈与慌乱中，一副副木质结实、做工精良的大门，还有满院房屋，都被拆除下来，以接近于烧柴的价格卖给需要木头的外乡人。

楼房是统一修建的，无论朝向吉与不吉，扭转一厘米都不可能；大门是千篇一律的防盗门，休说用杏木做门槛，立一块泰山石都绝无可能。哪怕是微型的。

对于那些从心底里反感楼房，决心抱团取暖，以团体力量抗衡搬迁的人家，安置部门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私下里分别告诉他们：搬迁协议签得早的人，可以优先挑选楼层和单元。最后签的，那就剩下什么是什么了。这一招非常奏效，貌似巩固的旧家园联盟一夜之间就瓦解。就好比箍得很紧的木桶，只要撬动一块木板，就不用再去费劲了。

至此，方寸已乱的人们，早把风水问题撂到爪哇国了。

二十

过去在农村人眼里，城市人的居住方式是在下棋——不停地挪窝。这个比喻很形象。近几十年，“棋子”们挪动的频率加快。我搬家不算多，来到省城三十多年，也已经搬了五次。我熟悉的人当中，搬七八次以上的很普遍。

农村人这些年也开始挪窝，只不过没有城里人频繁。

搬家多了，容易患上住房焦虑症。为了住得更舒适，也为了银行里的那点存款不贬值，许多人就不停地折腾房子。除了在本地折腾，还在外地折腾。买进或卖出，招租或闲置，装修或拆除原装修。为房子操心操得虚火上升，寝食难安，生活里本来就不多的一点闲适被挤压殆尽。

频繁的搬家造成另一个效应是，没有了稳定的邻里关系。

街坊邻居曾经是一个亲切的概念。它是延伸到亲人圈子之外的一个准亲人圈子，意味着彼此的熟悉、信任，还有关照和默契。

这是由长期稳定的邻里关系衍生出来的文化效应。

街坊邻居这个概念，如今也只有在“记住乡愁”这样的节目中去回味和羡慕了。

与下棋方式同时存在的，是“包谷式”的比邻关系。一栋高层住宅楼，就是一个竖起来的包谷。密集的住户就是包谷粒，挤得太紧了！假如你住的是一栋34层的高楼，每个单元每层4户人家，每户以3.5口人计算，在同一个单元里，你要与476个人为邻。这有点可怕。

这意味着，数量这样庞大的邻居，你根本就认不全他们。你甚至难有机会看到他们的脸。假如你是一个弱女子或弱男子，正在乘电梯回家，突然进来四个酒气熏人的汉子，你难道不害怕吗？其实那四个人可能就是你的邻居，你不认识而已。

从生活逻辑出发，你应该尽快熟悉这些邻居，并和他们建立信任关系。实际上做不到。即使给你50年时间，你也认不全你的476个邻居。包谷粒们虽然靠得近，其实是不稳定的。只要棋局不死，“棋子”就不安稳。在未来的日子里，有人搬出去了，有人搬进来了。只有476这个总数不变。随着二胎生育增加，这个数字很快会超过500。

500个陌生人挨你挨得这么近，有点可怕。所以，当你在电梯里遇到四个酒气熏人的汉子，你永远无法消除戒备心理。

相互戒备的人，彼此看上去还会有亲切感吗？

人们总在抱怨现代社会人的冷漠。造成冷漠的原因固然很多，居住模式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

作者简介：王文泸，青海贵德人。报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