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月昌

摘要：关于《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中郑庄公品行的争论自古到今，郑庄公的脸谱不断变幻，由此而展开的思考也自然地向更深更远的地方延伸。围绕着《左传》的主题（亦即《郑伯克段于鄢》的主题），可以延伸到《左传》与《春秋》《国语》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左传》到底有没有主题？如果有，它的主题是什么？又在哪里表现出来？等等。这些问题虽然由郑庄公品行之无解而几近无解，但仍然吸引着世代的读者去破解。

关键词：《左传》 《郑伯克段于鄢》 郑庄公 武姜（姜氏） 共叔段 孝道

翻开《犹太秘史》会发现：也是公元前722年，即鲁隐公元年，北国以色列为亚述帝国所灭。其国民被掳往亚述，这个拥有十个支派的以色列人，此后因与外国人通婚而被同化殆尽。而共叔段被“克”以后，出奔共邑，从此也基本没了。人们几乎再也没有听到有关他的消息，只听说过卫国的州吁曾联合四国替段伐郑，而段本人却杳无音信……《圣经》中记载了当时的真实：“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到哈腊与歌散的哈博河边，以及玛代人的城里。”

可亚述王撒缦以色五世的暴行，是地道的“外族入侵”；而“郑伯克段于鄢”呢，按传统说法那是一场热闹而典型的“窝里斗”。

亚述帝国对以色列发动了三次攻击。第三次，亚述国用了三年时间攻陷了以色列都撒玛利亚，掳掠大批居民，以色列国轰然坍塌；郑伯呢？从“庄公元年，封弟段于京，号太叔”算起（甚至更早，在武姜为段“请制”时，郑伯就已经听到了呼呼的独鹿之风，伐克的独家秘密就已经藏在了心底），直到“二十二年，段果袭郑，武姜为内应，郑公发兵伐段”，再到最后“段出走鄢。鄢溃，段出奔共”，总共用时二十二年（这一点，《左传》中也许为了紧凑而没有直接透露给我们，以致很容易让人觉得那真是一场由郑庄公设套，共叔段往里鉆的极为速捷的猫扑鼠般的“游戏”）。

而且，灭北国以色列的、不可一世的撒缦以色五世，亲率大军，先把以色列王何细亚囚在监里，接着就“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三年……”郑伯克段却是派出了大夫子封，率领二百辆战车进京讨伐。记得他本人在整个克段的过程中似乎没怎么露面（由《左传》中“公伐诸鄢”一语可知，当“段入鄢”时郑伯曾追击到鄢。仅此，《传》中别无所记）。他在哪里呢？在干些什么呢？段之被攻克，当消息传来，他是欢呼雀跃呢，还是摇头叹息呢，还是只顾了跨上战马乘胜追击呢？

这么想着，《郑伯克段于鄢》便开始在我眼前渐渐地飘忽起来，有恍惚不定的光闪呈现不已。我想起顾随先生所说：“《左传》似水墨画，有飘逸之致……”

又忽然想到，《郑伯克段于鄢》似乎与现代海明威的那套“冰山理论”颇有相似之处。正如余秋雨先生在《中国文脉》中所说的：“最彻底的‘现代派’出现在最遥远的古代。”且不说作者的态度权当是被像《春秋》一样的“微言大义”给“微”掉了，就连故事中的人物形象，甚至故事的若干细节，往往也只写了“八分之一”，其余全都投入了水下——让那些隐隐的言外之言永远地待在了看不见的幽深之处，等待着和接受着读者的反复叩问和沉潜探索。

不由得重新捧起《左传》。按一般说法（这当然是一种粗略的说法），《左传》开首第一篇就是有名的故事《郑伯克段于鄢》（这题目是后世在节选时所加，当然并不能代表左丘明寓于这故事中的事实上是很鲜明的主题）。

中国文学史告诉我们，孔子的《春秋》（《经》）、左丘明的《左传》（《传》）和亦是左丘明的《国语》，三本书实际上是一本书或者说是一套书。这套书以《春秋》为纲，叙述了中国社会转型期内的各国史实。好像一棵大树，《春秋》是本，《左传》是枝权，《国语》又是树杈上的枝杈和另外一些枝干。这样经、传合一共同组成了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因此有人称《左传》为《春秋》之“内传”，称《国语》为《春秋》之“外传”。而指出《春秋》与《左传》关系更为深刻更为到位更为形象者，当属曾为京津高校一代名师的国学大师顾随先生。他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但也必须有《左传》才行，《左传》是《春秋》的血肉，《春秋》是《左传》的灵魂，二者相得益彰。”

然而，就像月亮也有它的背面一样，《左传》与《春秋》的关系，历来就有另一种不同的意见。

《传》，史家一贯指为是专主于释《经》的。既专主于释《经》，为此而详载诸事件之本末，那么此《传》就理应从头至尾紧附之于《经》而阐释之，详解之，细说之。但《左传》又似乎并没有如此“专主”，或者如此亦步亦趋。汉代就有“汉博士”谓“《左传》为不传《春秋》”之说；后来目光如炬的国学泰斗梁启超又沿着这一派之说，发出了“不可解者四端”之耿耿质疑。一是“无经之传”，举隐五年之例；二是“有经而不释经之传”，亦举隐五年之例；三是“释不书于经之传”，举元年之例；四是“违经意之传”，举隐三年之“尹氏卒”之例。结论是斩钉截铁的十个字：“《左传》自《左传》，《春秋》自《春秋》。”

持异议者大有人在。20世纪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即言：“《左氏》解《经》处，因为伪作；其记事处亦多非经意，此亦不可不知也。”

这当然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正确命题，前者强调的是《传》与《经》的关联属性；后者强调了一本书与另一本书，各自的独立性和自在性。后者的强调对于习惯于传统思维和粗略印象的人们来说，也许更加重要一些。是的，倘若《左传》仅仅是《春秋》的释义，那么它只配作为一种“脚注”附在后者正文之末，而不可能在古代史上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和成为中国散文的滥觞。而《国语》则由于其内容来得离《春秋》尤远（左丘明曾与孔子一起“乘如周，观书于周史”，故掌握了诸国史实，从而使《国语》的写作具有了更多范围的史料），则更加《国语》自是《国语》了。

而翻阅（《左传》等久了，我渐渐悟出，事实上两家观点并没有本质冲突，它们完全可以融为一体：《左传》既是《春秋》的内传，又是相对独立的一部著作。他在相对解释经义的前提下，又创立了自己的主体意识，从而使《春秋》《左传》《国语》像是由一颗叵星、两颗卫星（《国语》比《左传》离《春秋》更远）组成的一个悬在遥远天际的星系。那或者是一个古老得几乎被遗忘的模糊的角落。以这种视角审视《郑伯克段于鄢》（以下简称为“《克》文”，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相随而生：《经》里的一句话“五月，郑伯克段于鄢”所蕴藏的寓意与《左传》中的《克》文所蕴藏的寓意是否完全一致？如果有差距，差距又在哪里？

就《春秋》中的那一句话看，孔夫子大抵只在叙述郑庄公的一场不光彩的战事，暗暗指责了兄不兄、弟不弟的不悌之道；而《克》文在我看来，既阐释了郑庄公克段始末，又通力凸显出一个振起全篇的主题——孝道。

《左传》一开始先以不足六十字为鲁隐公后来的悲剧做了一节铺垫式的“序篇”（即：“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又以不足七十字匆匆释完（《经》的第一条“春，王正月”和第二条“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其中还含有梁启超指为“释不书于经之传”的十五个字）——之后，就书归正传，绘声绘色地，从头到尾讲开了第三条：“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讲得（写得）有条不紊，一板三眼，“地狱”“天堂”，显明而又隐蔽。

所以，在很多介绍国学的书籍那里，干脆就说《克》文为《左传》开卷之第一篇。

左丘明为什么如此看重对于《经》文第三条的阐释与演绎呢？这固然与“郑伯克段于鄢”这话在《经》中排在前沿的位置有关，然而作者围绕这句话而大做文章，作得“十分笔力”，以致成为“左氏笔力之最高者”，又是为什么呢？只是像有人所说的由于巧合吗？由于文章圣手凑巧遇到了绝妙题材吗？还是别有原因呢？

常识告诉我们：古之为文，越古则越是将其看得越重。兹事体大，操觚者往往把著述视为与“立德”“立功”同样将青史留名和将接受后世绵绵不绝的评判。尤其史家之作，一字一句都关乎传主的身后荣辱，焉能不予以周密的构思和严格的审度呢？于是我以为：设《克》文为《左传》开篇，乃左氏之有意而为，他有意要在此处为整个《左传》定下一个“总纲”。抱着这个企图，故而深思熟虑，所以《克》文才气倍词前；经过了烂熟于心，达到了胸有成竹，所以《克》文才力足气完。

最少也可以这么说，我们如果将《左传》比喻成一首长诗，那么《克》文就是这诗的“诗眼”。

我们再注意《克》文文本本身：在“郑伯克段”之前、之后，加进去了开首和被金圣叹谓之“天堂”的前后两部分。这两部分实在属于梁启超之所谓的“释不书于经之传”。这两部分是左氏沿着《经》的轨迹，在史实的莽林（春秋时代是一个又一个的多事之秋）中开拓出的两块意义空间——通过这样一种“前加”与“后补”，使“郑伯克段于鄢”一事，较之于《经》，“无中生有”地获得了一个孝道的主题。（没有“前加”，则庄公的孝道难免一般；没有“后补”则庄公干脆没有孝道。）

可见左氏的《克》文，决非仅限于原经文的释文或扩写，而是他为了宣扬孝道而进行的独立开创。为此，左氏下足了气力，千方百计，几乎可以说是“煞费苦心”。

诚如刘勰所言：“传者，转也。转授经旨，以授于后。”所有的奥妙都在此“转”字之中。也许，即使是《经》文原本记载的是其他的事情，左氏仍会费尽心机、绞尽脑汁，将其纳入“孝道”的主题。

——只因为，这“孝道”，在左氏眼里乃是走出乱世的不二法门。这一点与孔子是一致的。

四

事实上要给《克》文乃至全部《左传》加进一个“孝道”的主题，这种想法，在春秋的社会背景下是很容易被催生出来的。孔子，那是由于他的“春秋笔法”而没有来得及于元年经第三条那九个字中，详加申明。（然而在《论语》中，当他有充分的空间来阐述孝道时，据统计在那里他用了17条专门论述孝悌。如《学而第一》的第二条便是：“其为人也孝弟，而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如同在《学而第一》之第六条中又道：“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而《左传》，则由于其强烈的较《经》文更加生动而细致的叙事性，尤其由于它的开拓，关于孝道那激情吁天的呼喊，终于叫响了。

这不啻是于喧呶争扰中的一声惊雷。

春秋时代，那时的人们像碰上了十二级地震般地碰上了人类社会较早的社会转型时期内罕见的大混乱：地动山摇，大厦倾覆，诸侯挟天子，大夫放诸侯，家臣叛大夫。《春秋》中记载有弑君三十六次、亡国五十二次，诸侯奔走而社稷不保。权力者在发疯地追逐更大的权力，又都在这追逐中失去了本来的权力。到处是狼奔豕突、鬼哭狼叫……又像是一下子撞进了“霍布斯叢林”，加之当时的人口激增，原来各国闲置的无人地带此时已不复存在，各种资源显得格外短缺，于是人的内心中原始的动物本能获得了解放，他们披着文明的外衣，却在召唤文明之前的黑暗。在这种情况下，孔子于困厄中编定了《春秋》，仍于绝望中希望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

左丘明，春秋末的鲁国史官，在维护周礼方面、在君民关系上、在重视人民等方面，皆与孔子有同好。因此他在欣赏孔子《春秋》的基础上，又以其为纲，进一步阐发了孔子的“微言大义”，尤其是把儒家一直认为的国之根基——孝道，提到了他的《左传》开宗明义的卷首高地。

这里，像渔网一样，是安置“总纲”的地方。

他在想，只要以孝为本，齐家治国，历史可以从头重来……

孝道，那时候作为一种观念和一种文化，尚处在萌芽期前后，离成熟期还相差很远。而当此之时，左丘明就以锐利的目光，认准了它日后的远大前程。它的发展结果，在人的自觉坚持下，必将在有人类的地方大行其道。因此他迫不及待地捧出了孝道，就像捧着一个圣洁的婴儿。他许诺：只要把这婴儿养大成人，这乱世就会中兴，周朝就会恢复以往的繁盛与宁静。

至于对诸侯个人，左氏想说，郑庄公所以能有一时之强，不是因为别的，只因他履行了孝道。

孔子，由于年代的暌隔，无缘见到《左传》。如果时光倒流，让他见到了《左传》的话，他一定会为左氏在《左传》中的设计和发挥而拍案叫绝吧！

惆怅不同时。

五

记得小的时候读《克》文，读的是一本带有插图的通俗读物。当时对《克》文的理解和接受程度，统统忘记了，只对一幅插图印象极深，直至今日还恍惚如在眼前。图的名字是《郑庄公掘地见母》，线描，母子两个人物画得神情毕肖。庄公，很长的胡须，广大的衣袖对着母亲跪倒在地，一臂伸展，手指远方，好像在说些什么。武姜一手扶庄公，亦泪眼婆娑……好像那是一篇文字中的唯一一幅插图。于是我小时候就认为《克》文是一篇宣扬孝道的文章。成人以后，提起郑庄公，不巧却不断听到些负面之辞，诸如“奸雄”“虚伪”“姑息养奸”之类。在此声音中捧读《克》文，果然觉得这仿佛就是一个“欲擒故纵”的故事。也许是这故事太精彩了，以至于当时的我，忽略了它开头与结尾的部分，也就“矮子看戏何曾见，只是随人说短长”了。

晚年时候，由于闲读《犹太秘史》，其中亚述王灭以色列的年代让我想起《左传》中的《克》文，又想到了《克》文中仿佛有许多未曾说明的“哑谜”——再读《克》文时，却发现，长期以来对《克》文，尤其是对其主题的认识，竟是错误的。很明显，也很自然，它的主题就是——“孝道”。

但是再看很多历史人物对《克》文的评论，似乎能找到的支持者并不多见。大家纷纷对“郑伯克段于鄢”故事本身投去了过分的注意，而较少从全文的整体来看。这样似乎《克》文的主旨仅限于批评段之不弟和讽刺郑伯之“失教”。是的，也许《春秋》的那九个字里所蕴含之意真的仅限于此——我们无法排除这种可能（同时，读者从文中所能领会到的大抵也只在这个范围）；但作为《左传》开篇第一个故事，左氏无疑是有意要将《春秋》提上一个新的档位。

如果非要寻求古人支持的话，我选择的是明代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在第四回《秦文公郊天应梦

郑庄公掘地见母》中，尽管作者也把郑庄公写成一个养成段恶，为其设置圈套的奸雄形象，但他把整个《克》文的故事纳入“掘地见母”的标题下（另外，还有四川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的《四书五经·春秋集注》，也将《克》文标题定为“掘地见母”），其过程依《克》文之述，增补写来：姜氏恶寤生，而于段偏爱放任有加——段对君主地位之觊觎与图谋——庄公克段——与母绝伦——“既而悔之”；又有颍考叔巧施“怀肉计”，随之郑庄公掘地见母。曲曲折折，而每一关口都指向母子关系，最后“遂为母子如初”，全民欢呼，举国称颂。在这一点上，冯梦龙真正吃透《克》文主旨，而将诸般头绪一并归之于“孝道”。

作为历史小说，作者多有细部上的添加，而于颍考叔谏孝一处则成功地完成了一个典型细节：当颍考叔见到“公置姜氏于颍”，先是“谓人曰：‘母虽不母，子不可以不子。主公此举，伤化极矣！’”继而觅数头鹗鸟喻不孝之罪；后才是为母请肉；最后为庄公献掘地见母之策。而故事写到末尾，就像一出大戏的锣鼓喧天、唢呐嘹亮的“大团圆”结局：“（掘地泉涌，架木成室）考叔先奉武姜至牛脾山地室中。庄公乘舆亦至，从梯而下，拜倒在地，口称：‘寤生不孝，久缺定省，求国母恕罪！’武姜曰：‘此乃老身之罪，与汝无与。’用手扶起，母子抱头大哭。遂升梯出穴。庄公亲扶武姜登辇，自己执辔随侍。国人见庄公母子同归，无不以手加额，称庄公之孝……”

六

郑庄公之孝，大起大落，悲欢离合，堪称历史“典型”。

他的孝道，经历过一番迥迥迢迢的艰难历程。首先遇到的就是尽孝对象——母亲的不待见，这使他的孝道，起点就无缘无故比一般人矮了一大截。他欲从零开始而不得，只能从负数开始。

《克》文第一句便说：“初，郑武公娶于申，日武姜……”这个“初”字，东汉贾逵说得有很理：“凡言初者，隔其年后有祸福将终之。”果然，“庄公寤生，惊姜氏，故日寤生，遂惡之”。这样庄公生来就笼罩在母亲厌恶的浓云密布之下（及至母亲又生了二子段以后，母亲对庄公不仅是厌恶，而且是憎恶了），也就是说庄公有生以来就是一个不知母爱为何物的人。我们应该注意这个“遂”字，《克》文每当母子关系有重大转折时，辄用“遂”字，共三次：第一次即上面的“遂恶之”。第二次是后面当共叔段袭郑，“夫人将启之”时，公克段，段出逃，公“遂置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日：‘不及黄泉，无相见也。”第三次是最后庄公掘地见母，“遂为母子如初”。每“遂”一次，母子关系必或正或反地突进一层。第一次之“遂”，是最初的一次对人性之常的悖反：母与子，本来是天然的舐犊情深，而母亲姜氏竟然恶子，当然子也就惧母，恨母。这是一种何等荒谬的可恨又可怜的人伦紧张。这事实上是对天道的乖戾扭曲，是母子逐渐走向互克的始端。

郑伯克段，起始点在于庄公与母亲的对立上——由于母子关系，在王权争夺的逼使下，一步步走向敌对，最终走向崩溃，于是连同段一起酿成了这场母子们的家庭悲剧。如果没有权力的介入，事情绝不会闹到如此地步。最高权力的家庭每每是最荒唐、最丑恶、最惨烈的悲剧发生地。

先是“（姜氏）爱共叔段欲立之”；便“亟请于武公”，撺掇武公废长立幼；当“公弗许”后又庄公即位，即“为之请制”——此时，由制邑地势险要可见姜氏之狼子野心已暴露无遗。

请制岩邑未获准后又请制京城。京城是实施反叛的第二有利地形，可见姜氏为段谋位，贼心不死。这一回庄公无法再拂母愿，于是文中说“使居之，谓之京城太叔”——谁“使居之”？当然是姜氏。这里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是姜氏亲手把段从后台推到了前台，从暗处推向了明处。其后共叔段愈演愈烈，什么违规筑城呀，什么大搞一国二主呀，这后面有没有姜氏的参与与策划，文中没有说。但是我们理应懂得《克》文乃至整个《左传》的“水下冰山”原则：作者不肯写出来，恰恰是为了让读者更敏锐更深刻地读出来，这比直接摊出来要有力得多。事实上共叔段那些张扬的暴露式的反叛表现，其中所带有的姜氏气味，其独特的霸道与撒泼，是很容易扑进我们感官的。

要知道，姜氏这么干，她是有着足够资本的。这位“申国之女”，就是“申侯女”，即申国国君之女。申在春秋前期是一股较早的强大的诸侯力量，姜氏的背后有着不可小觑的家族势力。所以庄公即位之后才一让再让，始终未敢与姜氏翻脸。那句“姜氏欲之，焉避害”，应该是他内心畏惧的自然表达，而非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只是在装腔作势，故作姿态。“姑息养奸”固不可信，“欲擒故纵”更属神话。

庄公克段为什么用了二十二年？一开始，我想，它也许是在抓紧壮大自己，以求于郑申之间建立一种力量的平衡，然后他便在这根平衡线上小心翼翼地走钢丝。二十二年后终于以克段和孝母而打破了这种隐隐对立中的平衡。

七

“郑伯克段于鄢”，看起来是兄弟之争，而在左氏看来这分明就是姜氏对寤生“遂恶之”的不断升级，一步一步，愈加剧烈地走向了政治化、实体化和互克化。直到“太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到了白热化。

然而读者最希望看到的最紧张、最热闹的战争场面，作者并没有写。这种于“看点”处而大胆按其入水的省略方法，在《左传》之后的作品中，似乎颇为罕见。这样的处理，高明归高明，但不可避免地给读者以庄公取胜很容易的印象。也许是吧，有22年的积蓄、准备、谋划和磨练，区区一段，攻之焉有不克？当时庄公面对着貌似汹涌而来的段之袭郑，只稳稳沉沉地说了两个字：“可矣！”之后就亮出了他的军事方案：“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一切皆在掌控之中：“京叛太叔段，段人鄢。”庄公紧追不舍，“伐诸鄢”。一场僵持了二十二年的“互克”（虽然段是以行动，公是以目以心，但从双方的对立上，总之是属于“互克”）就这么以三四十字（以军士命令、进攻路线和段的败逃路线以代战斗）紧锣密鼓，一掠而过，结局是“五月，辛丑，太叔出奔共”。

战车奔走，刀枪撞击，实在不值一提，因为这与作者拟定的主题无关，一旦写了，必成赘笔。值得一提的是“克段”之后，郑庄公将怎样处理已被他推到了悬崖绝壁上的母子关系。母爱的回归、母子的天性、庄公的孝道，这一切得以复生，将远比“克段”的呐喊和杀戮要艰难得多，也精彩得多，吸引人得多，令人回味得多。

母子间面临着最后一次的转折，而这无疑是一次危险的转折。因为此时横陈在他们面前的几乎是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弄不好就会像飞轮疾行中突然转一样吧，带来车毁人亡的灾祸，而永无再行修复的可能……

这时，因为偶然更因为必然，一个桥梁式的人物出现了——庄公周围总是不乏明智之士——这人就是颍考叔。颍考叔的出现是郑庄公、郑国的幸运，也是《克》文的幸运：若非如此，左氏宏大的主题将无以实现；《克》文将会留下残缺之憾，并无以担当全部《左传》的主题之篇。因为它将既不符合中国人的孝道传统，更有违于儒家推崇的孝道观。

而考叔这一局外人的作用，究竟是要通过当事人的言行才会最终实现效果的。如果郑庄公根本没有重见母亲、寻求母爱回归之愿；如果姜氏死活就是要将“遂恶之”进行到底，那么考叔的本事再大也终将无济于事。而恰恰是发过毒誓之后，掘地见母之前，事实上庄公每天都在想念着母爱和尽孝，只是因为自己的做法自毙，这种家事又不好筑室道谋，才使庄公一时陷入了无计可施的境地。这时的母后呢？经过一段幽禁，等于是母子紧张关系的一个休止符，在这休止符里，经过了对己对子的反思，也许正常的人性开始悄然转醒，爱子的母性渴望也许日益蠢蠢欲动起来……正此时，颍考叔以近取譬，别开生面，巧妙地轻轻一点，窗户纸就豁然破开了。此后便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母子“大隧相见”，正如《克》文中引《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庄公的孝心的确是一路追寻下去而没有穷尽的，这种美德精神的确可以影响他的同类。经历了曲折迂回和疾风暴雨才被开拓出来的孝道，才被史家的慧眼选中。

八

话又说回来了，尽管《克》文的主题是在褒扬郑庄公的孝行孝道，全文也都在叙述他克守孝道的艰难历程，然而《克》文的主干故事毕竟是“郑庄公克段于鄢”这个让世代读者叹为观止的故事。《克》文呈现出一种赫奕凝重、苍浑老辣的气象，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个主干故事的支撑，于是有点像是“得鱼忘筌”“得兔忘蹄”似的，人们在获得了阅读渝悦和审美快感之后，便往往忽略了全文主题，而只是将眼球盯住了“克段”那一节。的确，正如明代归有光所指认的，《克》文是整个《左传》中的“笔力最高者”；而应该说“克段”一节又是整篇《克》文中的“笔力最高者”。

这一节的人物可分为郑庄公一派，庄派，及共叔段一派，段派。庄派的有：郑庄公、祭仲（郑大夫）、公子吕（郑大夫）；段派的有：共叔段、武姜。而主要人物不过是庄、段兄弟及母亲，一家三口。而所有上场人物，虽然着墨都不多，有的甚至根本就没有“亮相”，却个个性格鲜明，形象生动，声息可闻，触手可及。祭仲，作为一个近似于丞相的角色，通过他与庄公的那一番对白，充分表现出了他见微知著、洞悉人心的品格。其言辞句句有理有据，又层层推进，活画出了一个国土的风采。公子吕，性格耿直，脾气急切。他是郑武公的弟弟，也就是郑庄公的叔叔了，因为有着这层关系，说起话来自然就单刀直入，无所忌惮。由祭仲、公子吕（亦即子封）的积极参与，争相发言，至少可见庄公的周围是一种积极活泼的空气，大家尚不知“失语症”是何物，君主之殿大有群言堂的味道。而且他们又都是那么听从指挥，要待便待，要伐便伐。待时虽有疑惑不解，但最多也止于腹诽，而决无一丝一毫的杯葛行为。这是多么好的组织纪律性啊！

段派，仅从人数上看，不过母子二人，正说明了其行为之不得人心，因而造成了其孤其寡。其中共叔段，虽在《克》文中从未直接露面，但是通过叙述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扩充自己的势力，直到“完聚”而起，“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再参考《诗经·国风·郑风·大将于田》，我们可得知共叔段既是个英俊潇洒、力能暴虎的年轻人，又是个被母后宠坏了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大男孩。他不一定有多么坏，但一定很任性，也很愚蠢，是一个可怜的悲剧性人物。姜氏吧，即郑庄公和共叔段的母亲：大概因为是申国国君之女，因而被娇惯坏了的缘故—一性情乖张，狂悖无道而且一意孤行。她亲手把自己的爱子一步步推向了悬崖之巅，又一直推下了崖下深渊。最终的“太叔出奔共”，事实上是姜氏及庄公共同完成的。所幸庄公孝心不泯，不然其将双子同失矣。

至于郑庄公吧，尽管《克》文中只有他的几句对话和一道命令，但毫无疑问他是作者浓墨重彩的核心人物。只不过在修辞上用了少少許胜多多许的笔法。然而历代读者对他却一直争论不休。有人特别欣赏他，有人特别厌恶他，有人认为他大孝存焉，有人认为他是虚伪典型。他的脸谱在不同的时代，不停地变幻。

九

这里面大体呈现出两条规律。

一是与儒家思想是否占据社会主流思潮或是否被统治者规定为唯一的“法定思潮”有特别重大的关系。如果是这样，占据了，或被指定了，郑庄公则被认定是绝对的反面典型；如果不是这样，没有占据，没有被指定，郑庄公是什么典型就很难说了。比如在汉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开始，儒家思想渐趋主流——于是汉代思想界的主流认识，便将庄公视为姑息养奸的伪君子。比如清代，社会的主流思想是儒家思想，统治者更把“程朱理学”提高到儒学的正宗地位——这一时期的社会思潮便牢牢地将郑庄公钉在了不孝不悌的耻辱柱上。这真是一个有趣的吊诡：本来是儒家树立起来的一个精神典型，却在后世，每遇同宗同派，这些打着儒家旗号的人们，反而欲推翻而后快。

撇开被程朱改造过的新儒家不论，传统的儒家学派不是讲究以仁为核心，尊老敬贤吗？郑伯纳考叔之谏，掘地见母，可谓大孝；其虽克段，但终放之逃亡于鄢，在当时情况下亦不为不悌，为什么就没有人出来为之一辩呢？这就涉及儒家学派的另一面了，正如李泽厚所说：“传统是非常复杂的，好坏优劣经常同在一体中。”儒家当然有美好的一面，但它同时又和其惊心动魄的负面作用纠缠杂糅在一起。它由讲究孝道、长幼有序而演绎出等级森严、纲常礼仪，从而又发展出对人的权利和自由的压制。庄公作为郑国的国君和周天子的诸侯，是具有双重身份的。但他曾有过对周平王、周桓公不敬不尊乃至伤害的“劣迹”，这么一个“大逆不道”者，克段就是不悌，掘地见母也只能是虚情假意，故作姿态！

而一旦把儒家的紧箍咒解除，各种评语便不绝于耳。魏晋，一个动荡的时期，又是一个历史上的重大变化期。此间儒道佛互相斗争又互相吸收。在这种背景下，人们从各种角度全方位地审视郑庄公，结果果然石破天惊：郑庄公，一个忠孝双全的真君子！

二是看这个历史时期是否是开放的、活泼的和畅达的。如果是，郑庄公即被视为一个正面形象，至少也是位有争议的人物；如果否，这时代处于幽闭自禁、封锁昏暗的状态，则郑庄公便又回到了十恶不赦的反面形象。比如唐宋，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民族交流与国际交流日益增多，形成了包容性很强的文化特质。這种特质促进了对《克》文中郑庄公理解的客观性、深入化和多元化。如唐代孔颖达在为《左传》作“疏”时，通过解释“纯”（“颍考叔纯孝也”）的意思，而引西晋杜预的话说：“（郑庄公）则与颍考叔同是孝之般类也。”宋代的苏轼也认为，在对待段的行为上，庄公已表现出了最大限度的忍耐：“当太叔之据京城，取廪延以为己邑，虽舜复生，不能全兄弟之好……”

而明清时期，这时正是中国封建社会之末，与外来侵略者的矛盾愈演愈烈，政府严格限制对外贸易，闭关锁国，同时反对民主思想的产生，尤其推崇封建礼学，从而郑庄公的形象在很多人的眼里，又回到了不孝不悌的反面教材之中。

到了现当代，郑庄公如一切历史人物一样，或被纳入了“人本位”的价值取向，或被纳入了“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结果仍然莫衷一是。而主流倾向当然越来越偏向前者：把庄公看成一个独立实体，以个体的发展为主要视角，从而同情他、理解他、赞扬他。

纵观《克》文，呈现出的是一幅波诡云谲、起伏跌宕，苍浑而带有韵致，大气而不乏柔肠的历史画轴，其中耸然而立的正是郑庄公这一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作为儿子，他又何尝不希望母慈子孝；作为同胞兄弟，他又何尝不希望长被大衾？但是兄与弟，包括其母，长期处于一种“对克”的恶况之中（有人说那是郑庄公的“养成段恶”和“欲擒故纵”，然而即使不“养”，母及段就不会做恶吗？即使不“擒”，母及段就不纵吗？），孝道无从谈起。孝，是需要有基本条件的，至少它需要被孝方允许和接受尽孝方的孝。“对克”之中焉有孝的空间？当时，在“对克”的博弈中，事实上人伦中的“孝道”已被挤得无立锥之地，到此，庄公之孝可以说是已到了山穷水尽之地；而后来之所以又柳暗花明，乃是庄公扭身一转，来了次君子豹变；乃是仁厚的庄公对姜氏不慈进行的“超克”所造成的结果。这“超克”的结果，在郑庄公是“其乐也融融”；在姜氏是如响斯应的“其乐也泄泄”，霁月光风，天下澄清。这正是《克》文要为读者树立的高大形象，这正是《克》文要宣扬的孝道主题。然而这样的解读，谁能保证不会遇到指责和非议呢？换句话说，关于《克》文的主题，关于人物形象，关于《左传》本身，关于许许多多，谁又能在什么时候，下一个确定之论呢？

孔夫子的那九个字，仅一则新闻标题而已（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倒是很符合现代的新闻写作要求）；而《克》文又具有类似于“冰山理论”的特点——它们的文字表面就只能是一座座遥远的航标灯，在这些灯底下，藏着很多沉重而模糊的沉砣。这神秘的沉砣令人猜度纷纭，莫衷一是，而且无休无止。

就比如祭仲与庄公对话的那一段吧：当祭仲及时指出京城太叔违规筑城时，公曰：“姜氏欲之，焉避害？”对曰：“姜公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日：“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这一段，纯纯的对话，似乎别的什么也没有，事实上却什么都有。那么公真的无法“避害”，还是有意要待到太叔“多行不义”之时才好下手呢？还有下面与公子吕的对话，这一切，果真如《东周列国志》的点评中所说：“（太叔段）在庄公视之，只如无物。盖已明知其材力不足以有为也，故任他横行，只是不理。譬如弄猢狲者，随他跳上跳下，左跑右跑，只作不曾看见一般，只等他认真要走时，方才把绳索一提，不怕他跑到那里去……”还是如很多人所评，是庄公在故意养成其恶，而欲后图之；还是如另外一些人所度，庄公彼时是在豁出去赌一把。很多悬疑，像影子一般在文字后面隐隐游走。我忽然想起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艺术在本性上就具有模糊性。”

本篇所讨论的所有问题，以至于连庄公克段和大隧见母，到最后（时间在无限推进，事实上没有“最后”）。他到底是成是败？是善是恶？他与太叔段在历史上最终谁是赢家？还是兄弟不过是战了个平手？还有哥哥有什么权力必置弟于共？有太多的疑问，有太多的答案。如果有一个读者拿出充分的理由说A，就一定会有一个反对者拿出更充分的理由说B，以及另外的第三者又站出来说C……大家都能有理有据而言之凿凿。事实上就像历史上所有的正义与邪恶，所终将遭逢的反复拷问那样。

如此，《克》文以及由此而关涉的《左传》《春秋》等，就始终处在了一种直通古今和未来的非封闭状态，从而把世世代代的读者群、研究群裹挟了过去，故而成就了《克》文的伟大和《左传》《春秋》等作品的伟大。

因为“伟大的艺术作品，没有清晰的主题思想，也没有简明的结论”。

“天下的伟大，多数很难让人真‘懂’，而有不少为了让人‘懂’的解释，恰恰是对伟大的曲解。这在文学上，尤其如此。”我想说的是：特别对于远古时期的文字，更加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