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建岗

经历多年波折之后，中日关系终又迎来改善契机。毋庸置疑，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大国，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无论对东北亚还是国际社会都极为重要。此次关系转暖，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是肇因之一。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近十年日本的外交特别是对华外交作一下简单回顾。

日本现实主义外交的误算

现实主义是日本外交不变的圭臬。在世界主要大国中，若论对利益的敏感与精细盘算，无出日本之右。欧美国家外交时不时还会受自由、民主、人权等所谓“普世价值”影响，而二战后的日本外交长期未将这些价值观置于重要位置，利益从来都是日本外交最核心的考量因素。比如日本1992年才将“促进民主化”等加入“政府开发援助（ODA）大纲”，援助对象也主要是日本重要的投资地东南亚国家等，而非真正需要援助的非洲国家。也正出于利益考量，日本才在上世纪70年代与中国实现关系突破。

在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下，若日本认为能独得利益，往往不会与其他国家共享，对势力范围的概念非常看重。比如日本长期将东南亚视为后院，其他国家对这个地区正常关系的发展，都会引起日本警惕。只有在形势发生变化，让日本客观上无法独得的时候，日本的政策才会转向“合作共赢”。

中日关系这么多年的曲折，也和日本这种现实主义有极深的关系。将多年僵局仅归咎于钓鱼岛问题或历史问题，是将整体问题归因于局部因素，不免失之于偏。2012年安倍提出所谓“俯瞰地球仪的战略外交”，目标就是拉拢世界上一切可以拉拢的国家，包括中东、东盟、甚至韩国、俄罗斯等，形成“统一战线”，以此为依托对中国“以力胜之”“以势胜之”。对利益极为敏感的安倍政府，自然不会认为仅靠日本一国之力就能形成“对华统一战线”。当时奥巴马政府推行的“亚太再平衡”是日本攻势外交的最重要依托，“战略外交”深嵌于“亚太再平衡”，利用美国对华政策的大背景，达到自身的外交目的，这正是日本现实主义的体现。

也正因为追求与美国政策的一致性，近几年日本的外交一再提出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因素，其实并非日本真心主张这些价值观，而是因为需要这些招牌来强调与美国的一致、凸显中国的“异质”，达到其战略目的。所以说，中日关系的长期僵持，与日本的“战略外交”密切相关。

不过，日本的现实主义外交有两大误算。一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亚投行风生水起，在提升有关国家基础设施水平的同时，也创造了巨大市场。此前的日本“战略外交”并非无本买卖，前几年对“一带一路”的拒绝损害了日企的利益，已经引起经济界非议，引发日本国内各方对利益的重新计算。日本政府内部针对是否应改善对华关系的争论，也是在此背景下展开的。二是美国政策的转变。“亚太再平衡”本质上是让盟国站在对华“平衡”的最前线，这是日美战略契合的基础。而特朗普上台后，虽然并未改变对华基本态度，但在策略上却与盟国斤斤计较，特别是在贸易、防务费用等问题上坚持“美国至上”，让日本深嵌于美国战略的“战略外交”失去最重要的依靠。

两大误算一拉一推，让日本不得不对利益重新盘算。日本意识到，当前的国际大格局下，日本不仅不能独得利益，反而会失去利益，所以“理智”地选择合作共赢，中日关系获得转圜机会。

以“稳定”作为“改善”的开端

当前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变，根本驱动力还是现实主义的利益考量。尽管日本政界与媒体一再宣称要改善中日关系，但改善需要的不仅是在政策上还要在理念上都与对方相向而行。至少现在，日方仍坚持推动“印太战略”，在近日出台的《防卫白皮书》中仍不放弃对中国的“警惕”，因此在笔者看来，日方现在的态度只是希望实现“稳定的中日关系”，还没达到真正改善的阶段。

强调目前是稳定并非否认中日关系改善的前景。现在恰恰是改善的开端，真正的改善，一方面需要日方进一步认识合作共赢对日本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中日首脑互访将有利于扩大共识，扫除合作障碍，形成更加稳固的合作基础。国家间理念的契合不可能一蹴而就，

往往需要通过扩大和加深合作来规定、引导理念的发展。对中日关系而言，这个过程实际就是通过合作促进共同利益，从而引导日本现实主义的走向，这是目前中日关系新一轮转变的价值与意义所在。

中日关系过去的僵局，问题并非出在中方。中方态度是一贯的，历来强调在四个政治文件的基础上发展两国关系，始终坚持合作共赢的态度。这也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一直秉承的政策路线，比如上合组织，就是中国“相互信任、睦邻友好”周边外交的重要体现。某些国家认为，当前中国改善与日本的关系是“权宜之计”，是为中美贸易摩擦拉拢日本，笔者只能说这是无知与浅薄，既对近十年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不了解，也对中国周边外交的过去与现在缺乏认知。中国的外交历来强调大道、王道。这些国家之所以那样想，恰是因为它们自身的外交政策充满此种权宜之计与算计，才让它们的视野变窄、扭曲，“见识的贫穷限制了想象力”。▲

（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