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振

媒介产业的供给侧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了大到顶层设计小到细节执行等层面的诸多问题。

它与媒介产业转型、媒介融合进程所面临的是一个根本问题的不同角度和不同方面，其实质都是新时代媒介产业生产方式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或者说是媒介技术经济范式的转换，其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推动媒介产业迈向中高端的供给水平和消费水平。

要从根本上完成这一改革任务，并不是一个部门、一家企业或者一种要素、一项创新所能解决的，它需要提高包括媒介制度、组织、人才、技术、数据等媒介产业全要素的生产率。

加强制度供给创造供给侧改革的新环境

在资本、人才、技术等多种生产要素之外，新制度经济学通常会把制度看作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

我国媒介产业当前的供需错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传统的媒介管理体制乃至更深层次的文化体制严重制约了媒介产业化的进程，媒介市场化、产业化的进程与政府对媒介组织的事业化管理体制造成了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之间的不均衡状态。

一个产业在宏观层面的制度供给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微观层面的产品供给，这就进一步导致了媒介产品的供需错配现象。

同时，我国的媒介产业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对制度要素的路径依赖现象，媒介产品的供给方式已经沿着既定的制度逻辑进入惯性循环的轨道。

即便是伴随着新时代的来临，媒介产业所赖以发展的技术、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它自身却被锁定在了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中，一旦进入对制度的路径依赖状态，媒介产业依靠自身的力量走出这种境地就非常困难。

这时候，要完成媒介产业的供给侧改革，就必须依赖政府加强新环境下的新制度供给。

在制度变迁的供给方面，政府的作用主要表现于：以较低的成本，快速实施制度供给，解决制度短缺的问题；维持或改变制度安排的路径依赖，推动制度变迁的良性循环；促进知识存量的积累，增强制度的供给能力。

只有通过进行新技术新环境下的制度创新，完善文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增强媒介产业发展的制度供给，媒介产业才能够快速而顺利地完成供给侧改革，解决供需错配的根本问题。

组织管理变革提供供给侧改革的新保障

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意味着企业竞争状态的变化，都会影响到企业的组织结构、管理方式和运营模式，企业的组织管理必须要顺应时代发展的进程做到因需而变。

当前的技术革命进程大大加速了媒介生产力的发展，成为媒介融合的重要驱动力，而且刺激了市场对媒介产品的需求并极大地释放了媒介企业的生产力。

而与此同时，面对技术的快速迭代，构成媒介产业供给侧最主体部分的媒介企业也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因为新技术客观上要求媒介企业的组织管理进行相应的调整与变革，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生产方式的创新。

新时代的大量媒介企业能否真正实现供给侧改革的目标并继续保持曾经的辉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是否构建起符合新逻辑的组织形态和管理模式。

新背景下平台型生态圈的出现和共享经济商业模式的成功，都对传媒领域的管理者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传统的管理模式是要求雇员按照组织的要求进行媒介产品的生产、策划、采访、制作及传播。

但在新时代，组织必须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官僚制金字塔管理模式中跳脱出来，通过打造平台化、共享化、扁平化的组织管理模式，发挥企业中每一名知识精英的创造力，依赖于所有成员才可以增强供给侧的产品创新。

事实上，苹果、谷歌、特斯拉、阿里巴巴、腾讯等大量创新性组织的成功，为媒介组织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案例，它们打造了一个个开放的、扁平的、平等的、创新的组织架构，以及一个以用户和人才而不是企业和管理者为中心的价值创造网络。

对于媒介产业而言，开放运营和扁平管理将成为其在新时代组织管理变革的核心，而组织管理的变革也必将促进媒介产品创新行为的涌现，从而确保了供给侧改革的切实落地。

重塑人才能力注入供给侧改革的新活力

媒介产业当前面临的困境在市场层面表现为产品供需错配，进一步深化究其原因还在于媒介产业和产品创新所需要的人才存在供需错配的问题。

创新型人才是媒介产业创新发展过程中最关键的创新供给要素，供给侧的创新归根结底来源于创新型、创意型和创业型的精英人才。

但是当前媒介产业的人才供给端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中低端的同质化、单一型人才产能过剩，但中高端的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却严重不足，从而使得媒介产业在创新供给的过程中必须妥善处理好人才存量创新与人才增量创新两者之间的关系。

新时代下媒介融合趋势所产生的全媒体、混合媒体、智能媒体、跨屏传播、跨界整合、大数据营销等全新的业态模式，无论对于传统媒体的转型还是对于新媒体的发展，都意味着更多的机会。

当然，对于当前的媒介企业而言，这也意味着它们必须面对人才结构和知识结构的老化所带来的巨大挑战，快速发展的移动互联网浪潮不但要求媒介组织引进大量年轻的创新型人才，同时，也对组织内部现有的媒介从业人员在管理、技术、营销、内容、传播等各个层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可以说，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重塑和引进是媒介产业能否真正实现媒介产品创新、推进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因素，只有那些具备跨界创新思维的人才，才有可能创造出不同于以往的媒介产品。

而创新型人才的引进对于当前的媒介产业就业市场则会产生明显的“鲶鱼效应”，刺激着媒介产业的人才存量或主动或被动地提升自身的职业能力和创新能力，改变以往的产品思维，寻找符合市场需求的创新契机，从而增加了媒介产业供给侧的创新活力。

更新技术手段增强供给侧改革的新动能

演化经济学家通常认为，作为基础设施的通用技术体系创新会驱动着整个经济领域涌现与之相匹配的新产品、新模式、新组织、新业态和新制度，从而使得经济发展在新旧技术经济范式之间发生转换。

这也就意味着，新时代的通用技术体系将是媒介产品创新的重要驱动力，同时也是媒介产业进行供给侧改革的重要驱动力。

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场景服务技术、移动支付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在媒介产业的广泛应用，将会为媒介产品植入全新的技术元素，从而实现了对原有产品的技术改造和迭代升级。

例如VR（虚拟现实）技术就对电影产品的生产方式和供给方式产生了巨大的颠覆，VR影院与传统影院的形式相比，成排的大沙发将会换成独立的转椅，而大银幕也将被会被诸如苹果、谷歌或三星的Gear VR头戴设备和高端耳机所替代，用户可以随意选择自己喜欢的电影，每个人都可以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个性化观影体验。

在更丰富的媒介产品类别层面上看，将技术基因注入到信息、内容、创意、数据、娱乐、场景等广泛的产品与服务中去，必然会给媒介产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尤其是在当前“物联网”、“工业4.0”等国家战略快速推进的当下，新的通用技术体系更是对传媒产业的传统模式产生了创造性毁灭的影响，媒介产业的发展战略转型和供给侧改革必须从对传统生产体系的技术性修补转变为对整个媒介产业生态体系的技术性重构，而这种转型与改革将更加依赖于全新的技术通用体系在媒介产业中的广泛安装和普遍应用。

技术将作为媒介产业供给侧改革的核心驱动力推动媒介融合最终进化为智能媒体产业，从而实现媒介产品的智能化供给与定制化消费的完美匹配。

挖掘数据资源创造供给侧改革的新产品

新时代的大数据思维和实践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颠覆媒介产业的生存方式和供给方式，数据资产成为与上述制度、人才、技术、资本等传统要素并驾齐驱的关键生产要素。

更为重要的还在于，数据要素还具备对这些传统要素进行优化配置的重要作用，因为有了数据资产，原来无法开展的商业模式变得简单可靠，原来无法服务的用户变得触手可及。

数据能够让媒介企业更好地掌握并预测用户需求，针对媒介产品的消费需求做出更好的产品优化和创新选择，并通过精准营销的方式与用户展开个性化的、动态的、有针对性的互动。

例如，数据新闻、计算广告、定制资讯等全新的媒介产品形态都是基于对数据要素的充分利用而引发的供给侧创新行为，影视作品的创作和营销决策也越来越多地依赖数据工具。

虽然媒介产业从诞生以来就与信息和数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数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具备如此巨大的生产力，这也进一步使得媒介产业的供给端产生了对规模化数据管理、数据计算与挖掘、人机交互与机器学习等能力和人才的巨大需求。

对于媒介产业的供给侧改革而言，大数据已经远远超出了技术的范畴，而是当前移动互联、媒介融合、智能媒体、社交网络等趋势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它首先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战略资产，一种关键要素，其次才是媒介产品创新所必备的某种技术和能力。

当然，无论是从宏观层面还是从微观层面来看，媒介产业都将因为数据要素对供给侧改革产生的巨大作用而面临重新洗牌和利益调整的机遇与挑战。

结语

当然，还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在于，媒介产业的供给侧改革在给整个产业和市场带来巨大改革红利的同时，也意味着现有媒介产业竞争格局和利益格局的巨大调整。

那些建立在旧有的工业经济逻辑基础上的媒介集团仍将借助其本身对政策、市场、技术和消费者的巨大游说能力和影响能力，对供给侧改革的进程会产生一定的阻滞作用。

那些已经对传统媒介产品供给模式产生高度依赖的媒介组织管理者或普通雇员中的大部分，也会通过寻找各种或有或无的借口拖延微观层面的供给侧创新步伐。

这些都考验着处于媒介产业供给侧改革风口浪尖之上的每一个参与者的智慧和魄力。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媒介产业供给侧改革的窗口期是有时限的，问题不会等我们，机遇更不会。

尤其是与国家战略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媒介产业，供给侧改革更是拖不得、等不起，否则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