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云南 昆明650091)

明洪武时期，明太祖把安南列为“不征之国”。然而，永乐四年(1406年)，明成祖发动“安南之役”，再一次把安南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之下。“安南之役”后，直至1428年，明朝从安南撤兵，安南再次实现独立。关于明成祖安南之役，学界已有诸多研究成果。廖小健的《论1406年明朝与安南战争的原因》重点探讨了“安南之役”爆发的原因，认为安南之役是在安南蓄意挑衅、和平无望的情况下发生的[1]。朱亚非的《明初中越关系与成祖安南之役》则论述了明太祖时期明朝与安南之间的友好关系，并对“安南之役”的原因及性质作出了中肯的评价[2]。王桃的《明成祖出兵安南人数考述》对“安南之役”明朝出兵人数进行了详细的考证，认为明朝出兵总人数约四十七万，《明太宗实录》中所记载的初次出兵八十万是不符合史实的[3]。陈文源的博士论文《明朝与安南关系研究》则以整个明代为时间范围，论述了明朝与安南关系的互动与变迁，但是该文对明成祖“安南之役”爆发的前因后果论述稍显粗略[4]。杨永康、张佳玮的《论永乐“郡县安南”对“郑和下西洋”之影响》认为明成祖发动“安南之役”及“郡县安南”是有其战略考虑的，“郡县安南”为明朝控制中南半岛奠定了基础，也推动了郑和下西洋的进行[5]。除此之外，一些通史性著作对此问题也有涉及,但未能深入研究，如郭振铎、张笑梅的《越南通史》[6]。总的来讲，学界对于“安南之役”已经有了深入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安南之役”爆发的原因及过程方面，对于安南之役前明朝对安政策的转变以及“安南之役”带来的影响的研究仍有不足，因此，论文就明成祖对安政策的转变以及“安南之役”所带来的影响做进一步探讨。

一、明初的边疆形势及对安政策

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大明王朝，年号洪武。此时明太祖朱元璋虽然依靠武力推翻元朝统治，但是在明朝初年这个新生的政权依的边疆形势依旧很严峻。

在北方，漠北的北元势力依旧很强大，据史料载：“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资装铠仗，尚赖而有也；驼马牛羊，尚全而有也”，所以“元亡而实未亡也”。[7]北元作为马上民族，对明朝虎视眈眈，常常有南下之意，屡谋兴复，因此，也成为明朝北部边疆最大的安全隐患。为了应对北方少数民族南下之威胁，以巩固北部边疆之安全，明统治者不得不采取修长城、筑城池、屯重兵、封藩王等政策。这一举动不仅耗费了明朝大量物力，也牵制了明朝大量军力。终明一世，明帝国始终面临着来自北方的压力，而统治者也未能有很好应对之策。

在西南，元梁王在云南拥兵十万，并暗地与北元势力联络以对抗明王朝。洪武十四年(1381年)以前曾先后五次遣使云南，向元梁王明表达和平统一的愿望。然而元梁王不仅不接受招抚，还两度杀戮明朝使臣，这一行径彻底激怒了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以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为左、右副将军，帅师征讨元梁王。经过多次战斗，直至洪武十六年(1383年)方才平定云南，并把云南纳入明王朝统治之下。明朝虽然平定云南，但是由于西南地区，远离中央，土酋叛服不常，所以明太祖不得不留沐英在云南镇守。

在东南沿海，海疆不靖，饱受倭寇侵袭。明朝立国之初正是日本南北朝混战时代，在长期的内战中，许多溃兵、败将无家可归而亡走于海上，并伙同一些不法商人，“出没海岛中”，“杀略居民，劫夺财货”，中国“沿海之地皆患之”。[8]除此之外，方国珍、张士诚的残余势力则占据海岛，以此为据点，进行反明活动，甚至与倭寇勾结，“焚民居，掠货财，北自辽海、山东，南抵闽、浙、东粤，滨海之区，无岁不被其害。”[9]

由于明朝在立国之初便深受严峻的边疆形势困扰，加之长期战乱，民生凋敝，因此在对外关系上明太祖不得不一改元朝对外征伐之策，转而采取更加务实怀柔的外交政策。洪武四年(1371年)，明太祖则召集诸大臣，阐述了自己的外交理念，认为：“海外蛮夷诸国，有为中国患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隔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10]卷67.洪武四年九月辛酉此后在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颁布的《皇明祖训》中，则明确提出了将安南、占城等十五国列为不征之国，并言：“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11]至此，明太祖提出的不征之策成为了定制。

安南，作为明太祖认定的十五“不征之国”之一，也是最早向明朝遣使朝贡并承认明朝正统地位的国家。早在洪武二年(1369年)，安南国王陈日煃便遣使朝贡，双方藩属关系正式建立。明初，由于安南国势力在中南半岛的崛起，开始了向外扩张行为，并多次侵犯占城国边境。除此之外，安南也不断侵略明朝的西南边疆地区，明太祖对此深为不满，但仅仅是斥责，仍然坚持不征之策，并认为：“蛮夷相争，自古有之，彼恃顽不服，终必取祸，姑待之。”[10]卷250.洪武三十年三月甲辰终洪武一朝，明太祖都在坚持和贯彻“不征”的外交理念，并以此为基础来处理与安南国之关系。

二、明成祖对安政策的转变

1402年，明成祖朱棣通过发动“靖难之役”夺得皇位，随后便遣使告谕安南、暹罗、爪哇等明太祖所列“不征之国”，并向礼部大臣表明其对属国态度：“太祖高皇帝时诸番国遣使来朝，一皆谕之以诚，其以土来市易者，悉听其便，或有不知避忌而误干宪条皆宽宥之，以怀远人。今四海一家，正当广示无外，诸国有输诚来贡者听。尔其谕之，使明知朕意。”[12]卷12.洪武三十五年九月丁亥由此可知，明成祖在继位之初，在处理与藩属国关系上仍然是在继承明太祖所制定的邦交政策。然而，在处理与安南的邦交关系上，明成祖所遵循的怀柔远人的不征之策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明统治者一味怀柔远人的态度反而令安南国王更加骄横。

在明成祖时期，安南国加大了对于南部占城国的蚕食力度。明朝建立后，占城向明朝奉表称臣，与明朝建立了藩属关系。既然占城国向明朝称臣纳贡，那么明朝作为宗主国则有责任和义务对占城提供政治庇护，维护其领土安全。因此，面对安南国的多次侵犯，占城国统治者不断向明朝求援，希望借助明朝威势来制止安南的侵略行为。在永乐元年(1403年)，占城入明使者“言其国与安南接壤，数苦其侵掠，请降旨戒谕”[12]卷38.永乐三年春正月壬申。永乐二年(1404年)，占城复奏 “安南不遵诏旨，以舟师来侵，朝贡人回，赐物悉遭夺掠。又畀臣冠服、印章，俾为臣属。且已据臣沙离牙诸地，更侵掠未已，臣恐不能自存。”[12]卷19.永乐元年夏四月辛酉永乐四年(1406年)，占城国王再次遣使入明求援：“言安南黎贼数侵略其境土人民，请兵讨之。”[12]卷33.永乐二年七月庚午面对占城国的求援，明成祖多次以和平方式敕谕安南国王，劝其停止对占城的侵占，遵守属国之职责，但是安南国王拒不采纳，反而多次派兵入侵中国思明府及所辖地区。永乐三年(1405年)二月，云南宁远州土官同知刀吉罕上奏明成祖：“臣所辖猛慢等七寨，本臣祖宗故地，近被安南攻夺，又掳臣婿及女，并人民畜产，征纳差发，驱役百端，臣也奉中国职责，今横被虐害，维朝廷怜悯。”[12]卷58.永乐四年八月庚子对于此事件，明成祖马上遣使斥责：“事果如何，具以实对”[12]卷58.永乐四年八月庚子。安南碍于明朝威势，表面答应还地，但实际上非但未还土地，反而杀害了宁远州土官刀吉罕的女婿刀猛慢，并对宁远州进行经济掠夺，强行征发银两。

永乐四年(1406年)七月，明成祖以“兴灭继绝”为旗号，以成国公朱能为征夷将军、西平侯沐晟为左副将军、新城侯张辅为右副将军，率大军分别从云南和广西征讨安南。由于战略得当，加上明朝准备充足，明军势如破竹，于永乐五年(1407年)七月，俘获安南胡氏父子，安南之役结束。

三、安南之役及其影响

对明朝而言，明成祖通过安南之役宣扬了国威，震慑了诸藩属国和当地土司，维护西南边疆的安定。明朝初年，安南胡朝的对外扩张行为，严重扰乱了中国西南边疆的安定，破坏了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因而，在明成祖出兵安南之际，一些边疆土司和藩属国纷纷响应，如宁远州土司刀吉罕遣人朝贡，并向明朝请求允许派四千土兵随明军讨伐安南胡氏父子。除此之外，占城国也派兵随征安南。安南之役后，明成祖对占城国王大加赏赐，“嘉其尝出兵助征安南也”[12]卷71.永乐五年九月庚辰。后来明成祖更是常常以安南之役 来教育一些盲目自大的藩属国和土司。永乐五年(1407年)，爪哇国西王遣使朝贡谢罪，其原因是误杀明朝使者。明成祖让其“输黄金六万两偿死者之命……不然问罪之师终不可已，安南之事可鉴矣”[12]卷71.永乐五年九月癸酉。在安南之役时，老挝宣尉使刀线歹曾经与安南胡季犛父子勾结，对抗明朝军队。永乐五年(1407年)，明成祖遣使斥责刀线歹令其追悔前过，否则将会天谴人罚，后悔莫及。除此之外，暹罗国王对占城国恃强凌弱，明成祖仍旧以“安南之役”斥责，令其归还占城使者，否则“安南黎贼父子覆辙在前可以监矣”[12]卷72.永乐五年冬十月辛丑。

诚然，明成祖通过安南之役宣示了明朝国威，但是安南之役也为明帝国带来了消极影响。永乐四年(1406年)七月，明太祖发兵八十万讨伐安南，大规模的军事活动对西南地区的经济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以云南为例，大军出行之初，征讨安南左副将军西平侯沐晟就奏请明成祖“请于云南各处运粮二十二万石，赴临安及蒙自收贮，以待用”[12]卷57.永乐四年闰七月戊辰。受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原因影响，一直以来西南地区农业水平都比较偏低，官府税收常常因无从征纳而被迫减免。因此，此次安南之役在云南征收大量粮食，无疑加重了当地百姓的负担。除此之外，安南之役后，明成祖虽然把安南纳入明朝统治之下，但是明朝在此地统治并不顺利，安南多次爆发反抗明朝的叛乱，为镇压当地叛乱，更是耗费了明朝大量国力。

对安南而言，安南之役后明成祖在安南实施的一系列措施促进了安南地区的发展。安南独立以来，作为中国藩属国，一直都仰慕儒家文化，并不断学习中原王朝治国理政之模式。安南之役后，明成祖在安南地区设郡置县，推行明朝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进一步促进了安南封建化进程。除此之外，明朝在安南地区推行儒学教育，在各府、州、县陆续设立儒学。据《安南志原》统计，明朝在交趾各府、州、县设立儒学总数达161所[14]。大量儒学的建立以及汉家典籍的输入，对安南文化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也使得安南成为东亚儒家文化圈下汉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正如惠特莫尔认为：“十五世纪初，明朝对安南的管治为宋明理学在当地立足和发展铺平了道路，导致安南接受明朝的管理模式，其影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5]当然，不可否认，过激的同化政策以及官吏的失职行为也引起了当地人民的反抗，也对安南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