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拯救“每一个无辜小生命”为宗旨的道禄，为没有经济能力生养孩子，或是没有勇气公开生孩子的准妈妈们打开“家门”。说起生孩子，这个和尚说：“你才生一个两个，我生一两百个，我有很多年的经验了。”

“护生”机缘

2010年，35岁的吴兵在厦门普光寺正式出家，法号道禄。2012年5月，道禄去了南通普贤寺。南通寺观棋布、宗教鼎盛，民众对寺庙与和尚见怪不怪。和尚在他们眼里就是一份职业，与普通工作并无太大差别。

2012年一天傍晚，天色渐黑，南通峨眉山上的普贤寺归于平静，道禄照例去关山门，却遇到一位执意上山的女子，“我要去给我的孩子超度”。

又是超度堕胎。出家后，道禄发现，十个超度牌里，差不多九个半写着堕胎。“你要是早点遇到我，也就不用堕胎了啊！”道禄告诉虚弱又痛苦的她。

早在厦门时，他就听说山东的圆觉寺专门救助欲堕胎女性，暗暗觉得很了不起。那时，道禄在厦门人生地不熟，心有余而力不足，遇上有救助需求的，就介绍她们去圆觉寺。

这一次，道禄想着自己还有些积蓄，“可以顺手救那么几个”。他公开了手机号，并声明：但凡遇到想堕胎的，到我这儿来，我救助。

在佛教圈里，这种救助生命的事情，格外受推崇，信众积极转发消息，甚至参与其中。浙江湖州一位女信徒从事网络推广职业，主动帮道禄建了微信公众号——“莲花无畏”，为避人耳目，他对外公开的法号是“常灯”。

在佛教文化中，劝阻堕胎，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已经救助二百多个生命的道禄，在信众眼里，是“代替菩萨来救助这些孩子和孕妇的”，“‘护生小居就是菩萨在人间的救助站”。

救助站原本是他出家前留给女儿的别墅。但出家后的道禄，除了自己的本分守经念佛，还“管一些闲事一下子管得没有回头路了”，只好将别墅改造，命名为“护生小居”，庇护那些意外出现又秘密出生的生命。

“自立门户”帮助弱势群体

“来万善寺的人，都是奔着我来的。”道禄现在是万善寺住持，他对外公开的救助地址万善寺，相当于“护生小居”的“前厅”。道禄也很清楚，先有了“护生小居”，自己才把万善寺撑住。

2014年，道禄来到了万善寺，因为普贤寺将他开除了。他的救助引来风言风语，有人传言，这个和尚在外找女人，偷偷生下小孩养起来。他还被管理部门取消了宗教教职人员的资格。

道禄选择了万善寺“自立门户”。它衰败不堪，无人住持，但历史悠久，地处两区交界，三村同时管理。他挖掘出万善寺的历史，向香客宣传散播，和山西、山东、海南等地同样进行救助活动的寺庙建立联系，把万善寺救助孕妇的救助链接和通讯信息，在全国佛教圈传播开来。

为了守住万善寺，道禄请了一座三面觀音，资金来源于他的众多信徒。他的人脉关系广泛，大多是出家之后积累的。一旦万善寺有难，信众们会主动过来帮忙。

2015 年6月，全市又一轮的庙宇专项整治运动后，万善寺面临撤并的境遇。道禄急了，通过一位信众的牵线，他见到了一位退休的市领导。老领导坦言已经退休，不方便出面协调，但还是写了一封建议信给有关部门。道禄还请老领导为万善寺题了字，字幅装裱后被悬挂在寺庙的显眼处。

道禄和他的信众们的努力让万善寺挺过了一场场风波。此外，面临户口这个棘手的问题。道禄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以寺院的名义办一个公共户，然后公安做好每个小孩的来龙去脉调查和登记入户，所有问题全部解决掉。”

这意味着，万善寺需要成为登记注册的寺庙，道禄也要成为在册登记的住持。但万善寺这个场所和道禄这个和尚的“身份”，本来就是问题。他的收养行为，也被质疑不具备收养弃婴的资质。

但道禄有自己的道理，这里所有的孩子都不是弃婴，是母亲没有能力养。孩子们属于“临时寄养”，道禄声称，“我是在帮助弱势群体”。

按照最新的政策，非婚生育的孩子，可以自愿选择随父母一方落户，手续照旧，只是随未婚妈妈申报要有非婚生育说明，随生父落户则需要亲子鉴定。

道禄想要给孩子们上户口，只要交待出生母的身份信息即可，毕竟这些孩子的生父大多不知所踪。可这正是让道禄为难的地方：“她们都是年纪轻的，刚刚走上社会，就是怕别人知道，还要再嫁人。如果让她们把孩子带回去，当初可能就不会生这个小孩了。”

道禄的困扰和救助行为，通过互联网被进一步放大。他赢得网友赞扬，也引来争议：亲生母亲是否涉嫌遗弃？道禄是否在纵容她们？

“有的人说我是不是想要你孩子，我不要，是你自己没有办法，走投无路来找我，不是我去找你的。”他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她们，生下孩子，坐完月子，带着孩子一起离开。如果不愿带走孩子，要签一份“全权委托书”：承诺自己主动要求道禄法师帮忙收养照顾孩子到18岁，如果有意外和死亡等突发情况，不追究道禄的责任。

这些孩子，他们的母亲每年可以来看两次，到18岁周岁必须相认，但由孩子自己决定未来何去何从。

委托书是道禄给每个求助者的“选择权”，当然，她们还有“反悔权”：如果和孩子生父结婚了，或者自己有能力了，随时可以把孩子接回去。

“婴儿岛”争议

对于网络上的争议，道禄只是一笑而过，他认为自己的救助是在满足一种巨大的社会需求。这种需求背后，是中国青年的婚姻与性观念的转变，快速城市化、人口迁移、互联网化以及教育扩张等多种因素，造成未婚先孕不断增加，但社会和家庭对此还没有做好准备。

面对越来越多的求助者，道禄希望有法律政策引导和社会救助机制。“就跟国外一样，比如说一个单亲母亲，在她怀孕的时候就提前介入，提前找到帮助的方法，来正确引导，社会上把弃婴扔到垃圾桶的，就是因为不懂得怎么样去处理。”

弃婴现象也是全球性难题。欧美国家早先致力于解决问题，想出了“婴儿安全岛”（又称“弃婴安全岛”）的办法，宗旨是儿童利益最大化，理念是生命至上。

在中国，“厕所弃婴”现象频发，一度拷问社会救助机制。2011年，“弃婴安全岛”在一些地方试点；2013年7月，“弃婴岛”在全国推广，争议随之不断。质疑声音和“护生小居”面临的相似：是否纵容弃婴？是否治标不治本？

有不少求助者关注“保密力度”和“费用承担程度”等问题，而这个陌生的和尚，成了她们的庇护者。

丹阳市慈善总会副秘书长吴加瑞全程参与了“护生小居”救助分队的成立。他分析了做这件事情的两个重要条件：

一是孩子的来源正当，他们和如皋市民政、公安、计生等部门对接，发现这些部门对道禄的救助非常重视，提供了完善的手续；二是费用可以保证，丹阳市一吴姓企业家和慈善总会签下定向捐助协议，每年捐款几十万。

慈善总会的角色是“护生小居”义工队的管理和把关，以及孩子们安全的监督，最重要的是，为外界提供持续且正规的资助渠道。

吴加瑞对道禄的为人赞赏有加：“他心很善，作为出家人，他说‘活着比什么都重要，他先让求助者把孩子生下来，但是生下来以后，还是会出现很多问题。”他建议道禄“要按照我们国家的收养法来办理，这样就能把整个救助纳入正规的渠道”。而根本的解决之道，“还是要对年轻人加强教育，尽量减少这种（未婚先孕）现象”。

（《大河报》2018.6.1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