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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文学社团的出版工作(北京时期)

2018-09-06吴中杰

书城 2018年9期
关键词:莽原长虹新潮

吴中杰

一九一八年,鲁迅重新执笔为文投入新文化运动之后,他的书籍出版情况大有改观。全国最大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单是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两年之内,就连续出了他五本书。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是他个人的时来运转,而是时代思潮的发展变化所致。

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使得青年读者对新思潮的接受水平大為提高,欣赏趣味也大有改变。鲁迅当年那些曲高和寡的超前译作,此时都转为时尚,深受读者欢迎,再加上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冲锋陷阵,也扩大了个人的影响力。他对自己在《新青年》时代的创作,曾作出这样的评价:“在这里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地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由于时代风气的变化,促使资力雄厚的老出版社,也在调整思路,努力跟上形势。商务印书馆先是启用沈雁冰等新人来主编杂志,后来又想请胡适来主持编译所,胡适自己不肯来,却推荐了他的英语老师王云五以自代。鲁迅在商务出版的书,便是沈雁冰等所约,有几种就编入他所主持的《文学研究会丛书》。

参加新文化运动以后,鲁迅不但自己的写作热情高涨,写了许多文章,出了很多书,而且非常关心青年文学团体的出版事业。他在商务印书馆所出的这些书,主要也还是对文学研究会的支持。

他自己年轻时代在出版上到处碰壁的切肤之痛,现在想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青年作者出书、出刊物,但同时也有对于新文化出版业的战略考虑。这从《华盖集·通讯》一文中可以看出。在这组通讯中,《猛进》周刊编者徐旭生提出,希望能将《语丝》《现代评论》和《猛进》集合起来,办一个专讲文学思想的月刊,希望能对大中学生的思想有所裨益。但鲁迅并不赞成这种“集合”论,他回信道:“有一个专讲文学思想的月刊,确是极好的事,字数的多少,倒不算是什么问题。第一为难的却是撰人,假使还是这几个人,结果即还是一种增大的某周刊或合订的各周刊之类。况且撰人一多,则因为希图保持内容的较为一致起见,即不免有互相牵就之处,很容易变为和平中正,吞吞吐吐的东西,而无聊之状于是乎可掬。现在的各种小周刊,虽然量少力微,却是小集团或单身的短兵战,在黑暗中,时见匕首的闪光,使同类者知道也还有谁还在袭击古老坚固的堡垒,较之看见浩大而灰色的军容,或者反可以会心一笑。在现在,我倒只希望这类的小刊物增加,只要所向的目标小异大同,将来就自然而然的成了联合战线,效力或者也不见得小。”这里所说的,虽然是刊物,但书籍之类的出版物,当然也包括在内。

出版物要办出特色来,“集合”和“统一”并不是好办法。五四以后,新文学之所以蓬勃发展起来,与许多小社团、小刊物、小出版社的出现有关。它们各有特色,各有主张,相互竞争,相互激励,形成一个繁荣的局面。如果统一成一支灰色的大军,那新文学也就走向枯萎了。

但鲁迅在这条路上走得也并不顺利,他不断遭受挫折、背叛和污蔑。尽管如此,鲁迅一直没有丧失希望,仍旧继续扶持青年文学社团或非社团文学青年,帮助他们发表文章和出版书籍,希望能造就新的文学队伍,传播新思想,发展新文艺!

新潮社是北京大学学生为响应新文化运动而成立的社团。它成立得较早(1918年11月),影响也较大。它不是一个纯文学团体,参加人员中,既有日后的知名作家,如杨振声、汪敬熙、康白情、俞平伯,也有知名历史学家,如傅斯年、顾颉刚,知名政治人物,如罗家伦、何思源,还有知名编辑孙伏园、李小峰,所以,新潮社可以说是一个综合性的文化社团;它所出版的刊物《新潮》中,既有文学作品,也有学术文章,是一个综合性月刊。这个社团和刊物的出现,得到北京大学许多教师的支持,周作人还应邀参与了部分工作。

《新潮》杂志出版后,新潮社负责人傅斯年曾写信给鲁迅,请他提意见。鲁迅于一九一九年四月十六日写了回信,诚恳地提出了意见。主要是希望他们不要陷于纯科学圈子里,而要加强文化批判的成分。他说:“《新潮》每本里面有一二篇纯粹科学文,也是好的。但我的意见,以为不要太多;而且最好是无论如何总要对于中国的老病刺他几针,譬如说天文忽然骂阴历,讲生理终于打医生之类。现在的老先生听人说‘地球椭圆,‘元素七十七种,是不反对的了。《新潮》里装满了这些文章,他们或者还暗地里高兴。……现在偏要发议论,而且讲科学,讲科学而仍发议论,庶几乎他们依然不得安稳,我们也可告无罪于天下了。”同时,因为傅斯年写过赞扬《狂人日记》的文章,而且在信中又提及,鲁迅很坦率地说出这篇小说在艺术上的缺点:“《狂人日记》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艺术上说,是不应该的。来信说好,大约是夜间飞禽都归巢睡觉,所以单见蝙蝠能干了。我自己知道实在不是作家,现在的乱嚷,是想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我想中国总该有天才,被社会挤倒在底下,—破破中国的寂寞。”(《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

傅斯年虽然并不同意鲁迅对于《狂人日记》的自我批评,说“《狂人日记》是真好的,先生自己过谦了”,但对他向《新潮》提的意见却很重视,所以将此信发表在《新潮》月刊第一卷第五期上。

鲁迅对新潮社也很支持。他在《新潮》第二卷第五期上发表过译作尼采的《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并在新潮社出版过好几本书—所译俄国爱罗先珂的童话剧《桃色的云》(1923年7月出版),所作小说集《呐喊》(1923年8月出版)和所编讲义《中国小说史略》(上册1923年12月出版,下册1924年6月出版)。还有,所译日本厨川白村的文艺论著《苦闷的象征》,由未名社出版后,也由新潮社代售(1924年12月)。

那时,出版机制相当宽松,许多文化社团都设有出版部,自己出版和发行书籍。所以鲁迅在新潮社出版译作,也是很正常的。不料,小说集《呐喊》出版后,却受到别人的攻击,而且还牵连到新潮社的编辑。

《呐喊》出版后约半年,创造社批评家成仿吾在一九二四年二月出版的《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上发表评论文章《〈呐喊〉的评论》,将《呐喊》中大部分作品,从《狂人日记》到《阿Q正传》等,都以“浅薄”“庸俗”的罪名,一笔加以抹杀,说是只有《不周山》一篇,“虽然也还有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却是表示作者“要进入纯艺术的宫廷”的“杰作”。这使鲁迅很反感,因为他自己知道,“《不周山》后半是很草率的,决不能称为佳作”,从此就轻视了这位自称在进行灵魂冒险的批评家,并在《呐喊》印行第二版时,将这一篇抽去,“向这位‘灵魂回敬了当头一棒—我的集子里,剩着‘庸俗在跋扈了”(《故事新编·序言》)。

这次冲突,显然是由于艺术观念的不同而引起的。鲁迅是抱着启蒙主义的主张,以为创作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的,所以他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中的不幸人民,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成仿吾则强调艺术天才,重在自我表现,因而把描写民间疾苦的作品,都斥之为“浅薄”“庸俗”,真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无法说到一起去。

除了艺术观念的不同以外,成仿吾又把事情牵到亲属关系上去,说:“里面有许多篇是我在报纸上见过的,然而大都是门人手编的,所以糟得很,这回由令弟周作人先生编了出来,真是好看多了。”因为《呐喊》一书的编辑人,署的是周作人。其实这时,周氏兄弟已经决裂,鲁迅不愿在这问题上公开表态,所以对于此点没有回应。

但没有多久,成仿吾和创造社中人,忽然从自我表现论的推崇者变为革命文学的提倡者了。他们仍以鲁迅为批判对象,不过这回批判的不是“浅薄”“庸俗”,而是“闲暇”。成仿吾写了一篇皇皇大文《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说:“他们所矜持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他们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的小资产阶级。”而冯乃超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中又重拾成仿吾当初的话题,说鲁迅是“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

这回,鲁迅在《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中加以回应道:“我有兄弟,自以为算不得就是我‘不可理喻,而这位批评家于《呐喊》出版时,即加以讽刺道:‘这回由令弟编了出来,真是好看多了。这传统直到五年之后,再见于冯乃超的论文,说是‘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我的主张如何且不论,即使相同,何以说话相同便是‘无聊赖地?莫非一有‘弟弟,就必须反对,一个讲革命,一个即该讲保皇,一个学地理,一个就得学天文么?”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创造社中人无法反驳。

而周作人,则直到鲁迅逝世后,才在《关于鲁迅》一文中提及此事:“《阿Q正传》发表以后,我写过一篇小文章,略加以说明,登在那时的《晨报》副刊上。后来《阿Q正传》与《狂人日记》等编成一册,即是《呐喊》,出在北大新潮社丛书里,其时傅孟真、罗志希诸人均已出国留学去了,《新潮》交给我编辑,这丛书的编辑也用了我的名义。出版以后,大被成仿吾所奚落,说这本小说既然是他兄弟编的,一定好得了不得。—原文已记不得,大意总是如此。于是我恍然大悟,原来关于此书的编辑我是应该回避的。这是我所得的第一个教训。于是我就不敢再过问,就是那一篇小文章也不敢收到文集里去,以免为批评家所援引,多生些小是非。”

莽原社,是因鲁迅所编《莽原》周刊而结集起来的一个文学团体。

创办《莽原》周刊的原因,鲁迅在《华盖集·题记》里说得很明白:“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又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中国现今文坛(?)的状况,实在不佳,但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两地书·十七》)《莽原》周刊出得很顺利,在动议后两周内就出刊。

《莽原》周刊于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创刊,“那‘莽原二字,是一个八岁的孩子写的,名目也并无意义,与《语丝》相同,可是又仿佛近于‘旷野”(《两地书·十五》)。鲁迅为这个刊物所定的宗旨是:“率性而言,凭心立论,忠于现世,望彼将来。”周刊出至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因《京报》削减附刊而停止,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起改为半月刊,单独出版,到该年年底,因稿源、销量以及与高长虹的纠纷问题,鲁迅曾建议停刊或另出《未名》,但高长虹一闹起来,鲁迅就改变了主意,他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致李霁野信中说:“倘不停,我想名目也不必改了,还是《莽原》。《莽原》究竟不是长虹家的。我看他《狂飚》第五期上的文章,已经堕入黑幕派了,已无须客气。”又在十二月五日致韦素园信中说:对于《莽原》,“如果大家有兴致,就办下去罢。当初我说改名,原为避免纠纷,现长虹既挑战,无须改了……明年还是叫《莽原》”。这样,《莽原》就继续出到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第二卷二十四期才停刊,莽原社存在两年半有余。

莽原社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却培养了一批青年作家。《莽原》的经常撰稿人,除鲁迅之外,尚有高长虹、向培良、尚钺、李霁野、韦素园、韦丛芜、台静农、金仲芸、黄鹏基等,他们后来大都成为知名作家或学者。鲁迅不但帮他们发文章,而且还帮他们出书。高长虹的诗和散文合集《心的探险》,就是“鲁迅选并画封面”,并编入他所主持的《乌合丛书》出版的;为了提高高长虹的知名度,鲁迅还让他为同一丛书中的许钦文小说集《故乡》作序,并在广告中说“由长虹与鲁迅从最初至一九二五年止的作品严加选择”而成,把高长虹的名字放在前面。其实,工作大部分是鲁迅做的,這一点高长虹自己也承认,他在为《故乡》所写的《小引》中说:“现在形成的这个选本,则大半是鲁迅先生的工作。”

应该说,他们开始合作得很好。但不久,就出现了裂痕。

莽原社大致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狂飚社的人,如高长虹、尚钺、高沐鸿、向培良、黄鹏基等;另一部分是日后组织未名社的安徽作家群,如韦素园、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等。矛盾也因此而起,不久就公开化了。

鲁迅离开北京时,高长虹已经远走,刊物交韦素园编辑。但鲁迅到厦门后不久,就看到高长虹在《狂飚》周刊第二期上发表了两封通信,一封是给韦素园的,指责《莽原》不登向培良的剧本《冬天》;另一封是给鲁迅的,要他对此事表态,说“你如愿意说话时,我也想听一听你的意见”。鲁迅对高长虹的作为,大为反感,他在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三日致许广平信中说:“……要我说几句话。这真是吃得闲空,然而我却不愿意奉陪了,这几年来,生命耗去不少,也陪得够了,所以决计置之不理。”

但这件事,不过是一个借口,此时的高长虹已蓄意要与鲁迅决裂了。

他在《狂飚》周刊上开出《走到出版界》专栏,发表一系列攻击鲁迅的文章,如《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给鲁迅先生》《时代的命运》《疑威将军其亦鲁迅乎》《我走出了化石的世界,待我吹送些新鲜的温热进来》《琐记两则》《从北京寄到广州》等。

高长虹自称,“我与鲁迅,会面不止百次”,说他所看到的鲁迅,是从“真正的艺术家的面目……递降而至一不很高明而却奋勇的战士的面目,再递降而为一世故老人的面目,除世故外,几不知其他矣”。这是最先将鲁迅称为“世故老人”的文章,同时又开启了后来为创造社所继承的,以年龄为攻击材料的恶例,说:“须知年龄尊卑,是乃父乃祖们的因袭思想,在新的时代是最大的阻碍物。鲁迅去年不过四十五……如自谓老人,是精神的堕落!”接着,又嘲笑鲁迅在女师大学潮中的处境道:“实际的反抗者(按:指女师大学生)从哭声中被迫出校后……鲁迅遂戴其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入于身心交病之状态矣!”其实,这“思想界的权威者”的头衔,是别人在做广告时加到鲁迅头上的,鲁迅自己并不认同。甚至,连鲁迅抱病为他编选诗文集《心的探险》时,为保证书籍质量,删掉了较差的几篇,也成为罪孽,说:“去掉的有几篇是他所不能领会的作品”,“况且去掉的好作品我仍可以收到别处去”。真是好心翻怨恶!

这种莫名其妙的攻击和利用,使鲁迅很愤怒。他一改对于青年人忍让的态度,决定予以反击。他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日给许广平的信中说:“从昨天起,我又很冷静了,一是因为决定赴粤,二是因为决定对长虹们给一打击。你的话大抵不错的,但我之所以愤慨,却并非因为他们使我失望,而在觉得了他先前日日吮血,一看见不能再吮了,便想一棒打杀,还将肉作罐头卖以获利。这回长虹笑我对章士钊的失败道:‘于是遂戴其纸糊的“思想界的权威者”之假冠,而入于身心交病之状态矣。但他八月间在《新女性》上登广告,却云‘与思想先驱者鲁迅合办《莽原》,一面自己加我‘假冠以欺人,一面又因别人所加之‘假冠而骂我,真是轻薄卑劣,不成人样。有青年攻击或讥笑我,我是向来不去还手的,他们还脆弱,还是我比较的禁得起践踏。然而他竟得步进步,骂个不完,好像我即使避到棺材里去,也还要戮尸的样子。所以我昨天就决定,无论什么青年,我也不再留情面,先作一个启事,将他利用我的名字,而对于别人用我名字,则加笑骂等情状,揭露出来,比他的唠唠叨叨的长文要刻毒得多。即送登《语丝》《莽原》《新女性》《北新》四种刊物。我已决定不再彷徨,拳来拳对,刀来刀当,所以心里也很舒服了。”

这则送登四个刊物的启事,就是《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篇幅很短,前面先摘引了狂飚社广告的原文,接着简单地说明事实,来拆穿其把戏:“我在北京编辑《莽原》,《乌合丛书》,《未名丛书》三种出版物,所用稿件,皆系以个人名义送来;对于狂飚运动,向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如何运动,运动甚么。今忽混称‘合办,实出意外;不敢掠美,特此声明。又,前因有人不明真相,或则假借虚名,加我纸冠,已非一次,业经先有陈源在《现代评论》上,近有长虹在《狂飚》上,迭加嘲骂,而狂飚社一面又赐以第三顶‘纸糊的假冠,真是头少帽多,欺人害己,虽‘世故的老人,亦身心之交病矣。只得又来特此声明:我也不是‘思想界先驱者即英文Forerunner之译名。此等名号,乃是他人暗中所加,别有作用,本人事前并不知情,事后亦未尝高兴。倘见者因此受愚,概与本人无涉。”

但高长虹之攻击鲁迅,还有更私密的原因。这事,直待他的一首诗《给—》发表后,别人才领悟到,先从沉钟社中人传到未名社,再由未名社的韦素园告诉鲁迅。这首诗里说:“我在天涯行走,夜做了我的门徒,月儿我交给了他了,我交给夜去消受……夜是阴冷黑暗,他嫉妒那太阳,太阳丢开他走了,从此再未相见。”诗中的月是指许广平,夜是指鲁迅,太阳则是高长虹自己。如果说,诗无达诂,难以坐实,那么他在《时代的命运》中说“我对鲁迅先生曾贡献过最大的让步,不只是思想上,而且是在生活上”,就更印证了人们的猜测。

对于高长虹的心思,则鲁迅根本不知道。鲁迅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致韦素园信中说:“至于关于《给—》的传说,我先前倒没有料想到。《狂飚》也没有细看,今天才将那诗看了一回。我想原因不外三种:一,是别人神经过敏的推测,因为长虹的痛哭流涕的做《给—》的诗,似乎已经很久了;二,是《狂飚》社中人故意附会宣传,作为攻击我的别一法;三,是他真疑心我破坏了他的梦,—其实我并没有注意到他做什么梦,何况破坏—因为景宋在京时,确是常来我寓,并替我校对,抄过不少稿子,《坟》的一部分,即她抄的,这回又同车离京,到沪后她回故乡,我来厦门,而长虹遂以为我带她到了厦门了。倘这推测是真的,则长虹大约在京时,对她有过各种计划,而不成功,因疑我从中作梗。其实是我虽然也许是‘黑夜,但并没有吞没这‘月儿。”“如果真属于末一说,则太可恶,使我愤怒。我竟一向在闷胡卢中,以为骂我只因为《莽原》的事。我从此倒要细心研究他究竟是怎样的梦,或者简直动手撕碎它,给他更其痛哭流涕。只要我敢于捣乱,什么‘太阳之类都不行的。”

这样,在十二月下旬,鲁迅接连写了两篇杂文《〈走到出版界〉的“战略”》和《新的世故》加以反击,又写了一篇历史小说《奔月》加以讽刺。小说中那个看到老师陷入困境,没有利用价值了,就欺师灭祖,欲把他射死的逄蒙,就是影射高长虹的。鲁迅并非旧时代师道的维护者,他只是要求人与人之间有基本的尊重,不可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他说:“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師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窃非之,但当国民党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我实不能向当局作媚笑。以后如相见,仍当执礼甚恭(而太炎先生对于弟子,向来也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自以为师弟之道,如此已可矣。”(1933年6月18日致曹聚仁信)而高长虹与狂飚社里的有些人,恰恰是在鲁迅受到段祺瑞、章士钊等人打击、迫害时,对他落井下石。

鲁迅从此与高长虹和狂飚社中人断交。后来他们看到鲁迅没有倒,有人又送作品来要他编入丛书,或请他介绍工作,他都置之不理,再没有帮忙的热情。但是,到一九三五年良友图书公司请鲁迅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他还是从历史的角度,对他们作出了公正的评价:“一九二五年十月间(按:此处误记,应为四月间),北京突然有莽原社出现,这其实不过是不满于《京报副刊》编辑者的一群,另设《莽原》周刊,却仍附《京报》发行,聊以快意的团体。奔走最力者为高长虹,中坚的小说作者也还是黄鹏基、尚钺、向培良三个;而鲁迅是被推为编辑的。”接着,又写到“狂飚运动”:“但不久这莽原社内部冲突了,长虹一流,便在上海设立了狂飚社。所谓‘狂飚运动,那草案其实是早藏在长虹的衣袋里面的,常常乘机而出,先就印过几期周刊;那《宣言》,又曾在一九二五年三月间的《京报副刊》上发表,但尚未以‘超人自命,还带着并不自满的声音”,“不过后来却日见其自以为‘超越了。然而拟尼采样的彼此都不能解的格言式的文章,终于使周刊难以存在,可记的也仍然只是小说方面的黄鹏基,尚钺,—其实是向培良一个作者而已”。

未名社也是在鲁迅支持下组织起来的青年文学社团,成立于一九二五年八月,主要成员有鲁迅、韦素园、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曹靖华,后来参加工作的,还有李何林等。该社以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为主,兼及创作。鲁迅从引进新思想,介绍新艺术的需要出发,一向重视翻译工作,曾批评别人将创作比为处子,视翻译为媒婆的说法,他在组织莽原社之外,又支持未名社的成立,盖与此有关。

关于未名社的成立的缘由和经过,李霁野在《回忆鲁迅先生》中回忆道:“一九二五年夏季的一天晚上,素园、青君(按:即台静农)和我在鲁迅先生那里谈天,他说起日本的丸善书店,起始规模很小,全是几个大学生慢慢经营起来的。以后又谈起我们译稿的出版困难。慢慢我们觉得自己来尝试着出版一点期刊和书籍,也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于是就开始计划起来了。我们当晚也就决定了先筹起能出四次半月刊和一本书籍的资本,估计约需六百元。我们三人和丛芜、靖华,决定各筹五十,其余的由他负责。我们只说定了卖前书,印后稿,这样继续下去,既没有什么章程,也没立什么名目,只在以后對外必得有名,这才以已出的丛书来名社。”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写的《忆韦素园君》一文中也说到:“那时我正在编印两种小丛书,一种是《乌合丛书》,专收创作,一种是《未名丛刊》,专收翻译,都由北新书局出版。出版者和读者的不喜欢翻译书,那时和现在也并不两样,所以《未名丛刊》是特别冷落的。恰巧,素园他们愿意绍介外国文学到中国来,便和李小峰商量,要将《未名丛刊》移出,由几个同人自办。小峰一口答应了,于是这一种丛书便和北新书局脱离。稿子是我们自己的,另筹了一笔印费,就算开始。因这丛书的名目,连社名也就叫了‘未名—但并非‘没有名目的意思,是‘还没有名目的意思,恰如孩子的‘还未成丁似的。”

未名社的社址,最初设在北京大学第一院对面的一个公寓里,实际上就是韦素园的一间小小的宿舍,该社日常工作的主持人也是韦素园。鲁迅说:“于是他坐在一间破小屋子,就是未名社里办事了,不过小半好像也因为他生着病,不能上学校去读书,因此便天然的轮着他守寨。”鲁迅在北大下课后,常常到这里谈天,偶尔也在这里吃饭,当时学生公寓的饭菜不好,但鲁迅还是照样吃,添点菜便极为不安。他与这些青年人相处得很好,为他们的译著认真审改,连装帧、广告,都很注意。

未名社存在的时间也不很长,到一九三一年秋因经济困难而解体。但几年来所出的成果却不少,而且有着长远的影响。鲁迅在《忆韦素园君》里说:“未名社现在是几乎消灭了,那存在期,也并不长久。然而自素园经营以来,绍介了果戈理(N. Gogol),陀思妥也夫斯基(F. Dostoevsky),安特列夫(L. Andreev),绍介了望·蔼覃(F. van Eeden),绍介了爱伦堡(I. Ehrenburg)的《烟袋》和拉夫列涅夫(B. Lavrenev)的《四十一》。还印行了《未名新集》,其中有丛芜的《君山》,静农的《地之子》和《建塔者》,我的《朝花夕拾》,在那时候,也都还算是相当可看的作品。事实不为轻薄阴险小儿留情,曾几何年,他们就都已烟消火灭,然而未名社的译作,在文苑里却至今没有枯死的。”

未名社介绍俄苏文学时间较早,而且影响也较大,一九二八年还曾被北洋军阀查封了一次。直接导因是李霁野、韦素园合译的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这本书寄到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不但书被没收了,而且还通知北京警察局,将未名社作为“共产党机关”查封,并且将译者李霁野逮捕,关押了五十天。当时在山东当政的是鲁迅所说的“连自己也数不清金钱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数目了的张宗昌将军”,而北京执政者则是张作霖,但“听说发动的倒是同行的文人”。另一个译者韦素园因病住院疗养,逃过一劫。该年十月,未名社启封,又在景东街设了门市部,重新开业。但到了一九三二年秋,台静农的寓所又被查抄,没收了曹靖华翻译的《烟袋》和《第四十一》的存书,并把友人寄存的马德堡半球误认为“新式炸弹”而将台加以拘捕。其实,那只是一件中学物理实验的仪器。

在交往的过程中,鲁迅对未名社的人也有些意见,觉察出他们的私心。这从他一九二六年十至十一月在厦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可以看出:“前回因莽原社来信说无人投稿,我写信叫停刊,现在回信说不停,因为投稿又有了好几篇。我为了别人,牺牲已可谓不少,现在从许多事情观察起来,只觉得他们对于我凡可以役使时便竭力役使,可以诘责时便竭力诘责,将来可以攻击时便自然竭力攻击……”但在《两地书》中,上述文字已改为:“在这几年中,我很遇见了些文学青年,由经验的结果,觉得他们之于我,大抵是可以使役时便竭力使役,可以诘责时便竭力诘责,可以攻击时自然便竭力攻击……”修改后的文字是泛指,已经看不出是针对谁的了。

鲁迅将未名社与狂飚社,韦素园与高长虹,加以区别对待的原因,就在于高长虹实在太张狂,以天才、豪杰自居,在鲁迅困难时,对他施以攻击,所以鲁迅要毫不留情地加以还击;而韦素园和未名社中人,则踏踏实实地做着文学工作,有些缺点也就予以原谅了。

他多次赞扬韦素园和未名社的踏实作风,如说:“是的,但素园却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忆韦素园君》)又说:“未名社……也是一个实地劳作,不尚叫嚣的小团体。”(《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而且还将它与狂飚社相比,说:“未名社却相反,主持者韦素园,是宁愿作为无名的泥土,来栽培奇花和乔木的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鲁迅与未名社中人保持着终身的友谊。

一九二九年五月,鲁迅从上海到北平探亲时,还数次走访未名社,并由李霁野等四人陪同到西山疗养院去看望韦素园,谈了许多闲天,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接着又感到他将终于死去—这是中国的一个损失—便觉得心脏一缩,暂时说不出话,然而也只得立刻装出欢笑,除了这几刹那之外,我们这回的聚谈是很愉快的。”(《两地书·一三二》)一九三二年八月,韦素园没后,他为之题写《墓记》,并作悼文《忆韦素园君》,赞扬他的泥土精神。

台静农研究古典文学,所以鲁迅常有与之讨论学问的信件,出京之后,继续收集古碑拓片之事,也多托他办理。曹靖华在苏联教书,所译之书,如《铁流》等,大多是鲁迅为之张罗出版,鲁迅在逝世之前数日,还力疾为他所译的《苏联七人集》作序。同时,也利用他身在苏联之便,托他收集苏联版画,很有成效。李霁野在读书时,要靠稿费来支付学习费用,有时远水救不得近火,鲁迅常为他垫付,而且常有通信。由于政治环境的险恶,鲁迅晚年很少在家中接待来访者,但李霁野出国归来,路过上海,鲁迅还是在家中接待,愉快畅谈,可见对他的信任。只有韦丛芜,后来弃文从政,当了国民政府的代理县长,他们道不同不相为谋,没有再来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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