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

从山沟石缝里钻出的野菊花经过炮火的洗礼显得愈发鲜嫩，67年前一位志愿军战士把它作为礼物寄给了远在祖国给他写慰问信的小姑娘。他在朝鲜前线浴血奋战，冒着敌机狂轰滥炸的危险出生入死运送汽油、物资、抢救战友，受伤后不愿回国治疗怕不能返回战场，几次差点“光荣”了。她与志愿军叔叔通信往来3年后失去了联系.64年后，发表在《北京广播电视报》上的一篇文章让她意外找到了日思夜想的志愿军叔叔。

这是一朵被珍藏了60多年的小野菊花标本，花茎、花瓣早巳枯萎，因为时间太久，部分甚至已经脱落，看不出它本来的颜色和模样。这朵生长在野山沟里普普通通的小菊花为何被主人保存了这么久，还被镶进了镜框？因为它有着不寻常的“身世”，它是一段历史的见证，它饱含着一种真挚的感情，它的背后更有一个感人的故事……

小野菊花标本的主人叫曹琪，今年75岁。5月的一天，她的弟弟曹志勇根据姐姐的回忆以及保存的一些信件等资料，写了一篇稿件投寄给《北京广播电视报》怀旧版，同时附上了几张照片，其中就有这朵野菊花，还有一张年轻的志愿军战士的照片、几封60多年前志愿军战士写给小学生曹琪信件的复印件。文中讲述了小野菊花的来历和曹琪与志愿军叔叔通信的往事：1951年，举国上下掀起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全国人民纷纷捐款捐物支援前线，还流行起给朝鲜前线的志愿军写慰问信的热潮。当时正在唐山上小学二年级的曹琪用稚嫩的字迹写下了对英雄战士的崇敬，投寄到了前线。不久，她接到了志愿军战士董廼然热情的回信。此后她和董叔叔通信往来3年，其间还收到了董叔叔从朝鲜战场上采摘的一朵小野菊花和他身着志愿军军装的照片。“1954年，董廼然叔叔从朝鲜回国了，到东北开原第一速成学校当教员。同年6月，他给我寄来一张印着志愿军战士手握钢枪的明信片……”此后不久，曹琪就与董廼然失去了联系。60多年过去了，她仍然对董叔叔念念不忘，“因年代久远，一些信件没能保留，仅存的照片和几张明信片及信件，我会继续珍藏。因为它代表了一个时代，承载了一代人的情感和追求！弹指一挥间，我巳75岁，志愿军董叔叔也是耄耋老人了。今年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65周年，谨以此文，献给最可爱的人。”

5月24日，《北京广播电视报》发表了这篇文章，了却了曹琪老人多年的心愿，更给她带来意外的惊喜。

6月5日，怀旧版编辑接到了一个电话，“我看到了前些天你们刊登的《志愿军战士寄来的野菊花我一直珍藏着》这篇文章，我就是董廼。你们能告诉我曹琪的电话号码吗？”电话那一端，80多岁的董老先生难掩激动的心情，他说没想到《北京广播电视报》竟让他找到了当年给他写信的小学生曹琪，现在他就住在北京，想跟曹琪联系……

编辑立即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文章作者曹志勇（来稿只附有曹志勇的电话）。“真的吗？太好了！”听到弟弟告知的消息，曹琪难以置信，声音有点哽咽。她第一时间给日思夜想的董叔叔打去了电话，两位老人在失联64年后终于得以再续前缘，并且第一次听到了彼此的声音，75岁的曹琪激动得掉下眼泪，二老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见面

失联64年后再续前缘并得以相见

两位老人感叹其中的颇多巧合，“是天意，也是缘分”

尽管天气炎热，又年事已高，且一个家住东边的通州台湖镇，另一位住西北昌平的老年公寓，相距甚远，但董廼然仍提出要去看望曹琪。当年通过书信相识、只有鸿雁往来未曾谋面并失联了几十年的两位老人终于要见面了！

终于见到了日思夜想的“最可爱的人”

见面的时间定在6月16日。前一天，董廼然和妻子返回在石景山的住家，因为他珍藏的许多资料都在那里存放着，而且端午节快到了，他要给曹琪和家人准备点礼物；同时，石景山也离通州更近一些。老人家找东西忙活了一天，晚上看完《新闻联播》，家人就让他洗洗赶紧休息，说第二天要赶路去见面还要说话挺累的。而另一边，听说董叔叔要来，还有报社的记者来采访，曹琪早两天就和老伴儿鲍载禄准备开了，收拾不大的屋子，为董叔叔复印了一套当年给自己写的信，找出有关抗美援朝的视频资料，采买水果、备好饮料，还准备了送给董叔叔的礼物……

6月16日上午9点55分，通州台湖某小区曹琪的家。当从电话里听说董廼然叔叔和家人乘坐的车快到自己居住的小区时，75岁的曹琪赶紧叫上弟弟曹志勇下楼，同时叮嘱眼睛不好的老伴儿在家等着别出门。“姐，别急，慢点下楼，还没到呢。”曹志勇向走在前面的大姐说道。

来到楼外，曹琪朝通往小区大门的小路张望着，看到开过来的一辆白色小汽车自言自语道：“是不是这辆车呀？”终于找到并将见到“最可爱的人”志愿军董廼然叔叔，这一天她盼了64年！

一辆蓝色的商务车缓缓驶近，停稳，曹琪迎了上去。车门打开，靠近曹琪的左侧车门里下来一位年长的女士，“是高阿姨吧。”曹琪上前和高阿姨握手。高阿姨是董廼然的妻子。“是，是。小曹吧，小曹，你好，你好！”高女士笑著问好。而此时曹琪的目光却从高阿姨脸上移开，转向车厢里在旁人搀扶下正在下车的一位清瘦的老先生，“这，这是董叔叔啊？”‘是。”高女士回答。曹琪的手和高阿姨还握在一起，眼睛却一直望着董叔叔。

“姐，快到那边去吧。”在一旁拍摄的曹志勇提醒着大姐。“啊。”曹琪猛然醒悟，赶紧绕到商务车的另一侧。两位老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眼睛注视着对方。当年的志愿军叔叔董廼然和写信的小姑娘曹琪终于见面了，从写信相识到见到彼此，时光跨越了67年！

此时，曹琪的眼里充盈着泪水，而87岁的董廼然更是激动得啜泣起来，一行老泪从眼眶里流了下来。“找到了，找到了。叔叔不哭。”曹琪的声音有些哽咽，她两手扶着董叔叔。看到不远处有小区居民好奇地围观，她告诉大家：“我8岁的时候给志愿军董叔叔写慰问信，后来失去联系了。现在终于找到志愿军叔叔了，60多年了。”此刻，董廼然的心情稍稍平静下来，说道：“真没想到。”

“小弟志勇呢？”董廼然问曹琪。正在旁边拍照的曹志勇赶紧走上前一步，“董叔叔好！”他握住董老先生的手。“特别谢谢你啊，要不是你写这篇文章，就找不到（曹琪）了。”“是《北京广播电视报》及时刊载了文章，才见到了您。”曹志勇说道。

“当年，这么大的小朋友都支援抗美援朝，家庭教育真好，所以我一定要给她回信，我们就这么联系上了。慰问信和全国人民的支援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我就是普通一兵，没有做什么特殊贡献……”董廼然对着摄像机镜头、也向小区居民们讲述着。

失联60多年后能团聚，真是有缘

“外面太热了，我们回家说吧。”曹琪搀扶董叔叔往家走去。走进家门，电视机里传来《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歌声：“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曹琪的老伴儿鲍载禄用这种方式欢迎妻子盼望已久的董廼然叔叔的到来。“我老伴儿也当过兵，还去朝鲜前线慰问演出过呢。”曹琪介绍，两位曾经的军人、都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英勇奉献过的老人热烈握手。看着满墙上挂着的不同年代的照片，特别是鲍载禄身着戎装的军人照，董廼然更觉亲切、亲近。

曹琪拿出當年董叔叔写给自己的书信的复印件、照片和那朵被镶进镜框的小野菊花标本给董叔叔看，董廼然也带来了一直珍藏的抗美援朝时期自己的老照片和获得的奖章。两个人还分别拿着同一底片洗印出来、60多年前董廼然身穿志愿军军装的免冠照一起照了相，“对上了，对上了。”曹琪对着镜头喜不自禁地说。

“要感谢《北京广播电视报》，感谢怀旧版的编辑，让我和曹琪60多年后能够团聚、见面。”董老先生不住地表达谢意，并感叹这里面的诸多巧合，“我之前没有看过《北京广播电视报》，那天是石景山社区叫我们（和老伴儿）参加报社读者生活馆的活动，还演了节目。活动结束后，我们看到现场有《北京广播电视报》，就要了一份，拿回家打开报纸翻看。”当董廼然看到怀旧版时一下怔住了，然后叫来老伴儿，“报纸上有一篇文章写的是我抗美援朝的往事，还有我当年的照片……”曹志勇的文章以及曹琪的名字让老人家激动得不得了，他按照版面上的电话号码给报社打去了电话。

“如果不是去参加活动，我就看不见这份《北京广播电视报》；而这篇文章要是早一期登或者晚一期登，我也看不见。所以特别感谢你们报纸，真是太巧了！原来我不怎么信缘分，但这次还不能不信，真是有缘！”曹琪也感慨“这是天意，也是缘分”。

“这还要感谢我的女儿。”董廼然的老伴儿高文心介绍，“我女儿说，曹阿姨和叔叔的身体不太好，要不咱们去看他们去吧。我开车带你们去曹阿姨家，这样，阿姨和我爸爸不是就能见面了吗。结果，北京广播电视报社的领导让读者服务中心派了辆商务车，还安排人员陪我们来了。”高女士说，当天老伴儿清晨5点半就起来了。

“这是我有生之年的一件大事。如果不是曹志勇写这篇文章，我都想不起来了。”董廼然坦言。老先生曾经以为再也找不到给自己写信的小曹琪了，只能把往事深埋在心里，如今曹琪的回忆文章又打开了他的记忆闸门，“重新唤起了我的激情。”

“能找到董叔叔是意外的惊喜，没想到董叔叔就住在北京，您当年回国后不是在东北当教员吗？”曹琪问道。

众人的目光又投向董廼然老人的身上。

战场

在朝鲜前线3年多九死一生

当志愿军就是为了保家卫国，不计较是否给自己记功

董廼然讲述起自己参军的经历、在朝鲜战场上和志愿军战友出生入死的战斗故事。说到战友牺牲、朝鲜小学生夜里过封锁线，老人家不禁潸然泪下……

积极报名并恳请组织批准参加志愿军

董廼然的老家在热河省青龙县（热河省1955年7月30日撤销，青龙县现属于秦皇岛市管辖），16岁时来北京读书，1950年进入重工业部干部学校在通州的培训班学习了半年，之后被分配到石景山钢铁厂工作。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7月1O日，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并于14日发出《关于举行“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周”的通知》。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在全国形成第一个高潮。1950年8月27日起，美国飞机多次侵入中国领空进行侦察和轰炸扫射。面对这种形势，中共中央根据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全国各地的广大青年热烈响应祖国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从东北三省到西南广西、云南边陲，从西部高原到东部海滨，到处都能见到报名参军的场面，有的翻山越岭赶到县、区人民政府报名上前线，有的自带战马要求参军参战，还有民兵集体报名参加志愿军，他们要为正义而战，为祖国而战，为保卫刚刚得到的胜利果实而战。

“当年，我们石景山钢铁厂报名参军者不计其数，还张榜公布了名单，但是不能都去啊。”董廼然说，时年19岁的他曾向组织恳求参加志愿军，后经过组织研究，最终批准了包括他在内的5个人参军入朝的要求，其他4人是邱德平、童修和、张玉珣、马文婷。董廼然回忆，1950年11月10日上午，首钢在五一露天剧场召开全厂欢送大会，“我代表5个人上台表态，表示绝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在战场上不怕流血牺牲，坚决完成任务。会后，大伙儿将我们抬起来送到汽车旁，为我们壮行。我们胸前佩戴着大红花，和首钢的领导们合影留念（见右图）。随即，我们坐车到市里的东交民巷重工业部集中，到那里我们才知道，包括重工业部在内的各部委有很多人和我们一样报名参加入朝队伍。”

在董廼然的记忆里，1950年11月l3日，国务院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欢送入朝志愿者大会，周恩来总理、李富春副总理给2400多名参会者讲话、做报告。“我之前还想，见到周总理时请他给我签个字，进入会场后才知道根本没有机会走近周总理。”

第二天，董廼然他们就在前门火车站乘坐专车出发去沈阳，“当时不让单位和家属送，所以火车站没有欢送的人群，只有一支小型军乐队吹奏着乐曲，是《共青团员之歌》。”这是苏联的一首经典歌曲，当年中国人都很熟悉这首歌：“听吧，战斗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共青同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我们再见吧，亲爱的妈妈……”

到达沈阳后，董廼然随队伍住进和平区小学，“地上铺起草袋就是我们的床。我们白天听报告、分组学习并再次表态，我说我没有负担，坚决要求赴战场作战，打击侵略者。很多人写了决心书，有的女同志还咬破手指写下血书。”董廼然回忆，经过东北军区审编，首钢去的5人中，他与邱德平、童修和被批准入朝；另两位年龄稍大一些的同事张玉珣、马文婷，以及家里有孩子的、一些女同志，则留在沈阳做后勤工作。

在汽车团燃料股负责汽油工作，执行任务充满危险

董廼然与童修和被分到汽车四团，邱德平在七团。“四团同长向我们20多个新来的人表示欢迎，并介绍了四团的任务、战斗经验和人员不足的处境。1950年11月18日，部队给我们发了枪和炒面，入夜后我们开始过江。”董廼然说，按照规定，入朝的战士不能带相片、笔记本以及文字资料等，保密的需要，也不能给家里写信，所以当时家人根本不知道他已成为一名志愿军战士去了朝鲜，还以为他一直在首钢上班。

“我们是从宽甸附近一个叫拉古哨的地方过的江。”董廼然介绍，“当时宽甸河口有座公路桥，后来被炸，我们就从宽甸往上走了十几里，来到拉古哨。白天敌机将鸭绿江的冰炸开了，晚上工兵就搭建了一座浮桥——在铁皮船上面钉上木板，把船连起来，汽车就通过这座浮桥过了江。”

过江后，董廼然所在的汽车四团到达朔州，“眼前满目凄凉，一片废墟，到处冒烟。附近还有敌机在轰炸，爆炸的火光闪亮不停。我们摸黑进入山上的金矿洞。”第二天，团里给新来的同志分配了具体任务，董廼然被分到团部燃料股，燃料股负责全团的汽油供应。尽管没有实现自己上前线打仗的愿望，多多少少有点遗憾，但他知道管理汽油的工作也很重要，“那时候汽油很珍贵，股长告诉我们‘一滴汽油一滴血，没有汽油汽车就寸步难行，更谈不上如何保证前线的弹药与口粮了。虽然我没有和敌人面对面拼刺刀，但是只有保障好供应，我们的战友才能更好地杀敌。况且我在国内的时候就表了态，不管干什么事儿，只要是组织上分配的，就一定要干好。”

董廼然介绍，“连队里每天有三四十桶汽油归我管理，车辆出发前，我负责给他们分汽油。”管理汽油的工作并不轻松，而且很危险。“我们要去分部（师级单位）领汽油回连队。分部挖一个大沟，把汽油桶埋在深沟里，上面做好伪装，这样敌人的飞机就发现不了，即使炸弹扔下来，因为有厚厚的一层土掩盖，也烧不到汽油桶。”

领完汽油，董廼然和战友们便马上赶回连队。路上他们要经过封锁线，为了便于观察敌机，董廼然坐到了车顶上，“我的脚踩着坐楼（驾驶室），当头顶上的空中亮起一串儿照明弹时，如果我看到飞机从照明弹的底下飞过来扫射，我就一跺脚，让驾驶员停车，我们赶紧跳下车跑开，找一个地方躲以来；如果飞机是在照明弹的上面飞就不用管它，我们照样开车赶路，因为敌机的飞行员会被照明弹照得晃眼，看不到地面上的情况……”

董廼然之前不会开车，到朝鲜后他提出要学驾驶，“万一驾驶员有什么情况开不了车，我能把汽车开回来呀。”慢慢的，他学会了开车，但只能近距离驾驶。“没人正式教，我是看别人开车学会的。那时候的车都是苏式的，开始是‘吉斯，后来是‘嘎斯。翻车、蹭车，都是常事，车门经常被剐掉。有时候我坐的车都没有车门，车开起来的时候就紧紧把着前面的把手。夜里坐在车上，我几次困得差点从车上掉下去，多亏旁边的战友一下把我拽住，告诉我夜里可不能睡觉啊……”

运送物资时腰部受伤拒绝回国治疗

董廼然不仅运送汽油，还执行运输各种物资的任务。一次，团政治处青年干事李华和董巡然带着5辆车给前方的战士送炒面。“为了减少被敌机发现的危险，我们夜里行车，天亮后就隱蔽到松树林里，用砍下的树枝把汽车遮盖住。那天太阳出来后，敌机朝我们这边飞了过来……”董廼然回忆，那是他第一次看到喷气式战斗机，“就是俗称的‘油挑子（因为这种飞机的机翼上悬挂油箱），飞得特别低，擦着树梢飞，一共4架。气浪吹掉了伪装的树枝，我们的汽车暴露出来，其中一辆车的油箱被打着了。”车上装载的可是前线战士们的干粮啊，董廼然和李华不顾危险跳到着火的车上把炒面往下扔，“飞机飞过来扫射时，我们两个人就跳下车往山沟里跑；等飞机飞过去了，我们再冲回来爬上车抢（炒面）。”就这样，他们从火中抢出半车炒面。“当时也不知道害怕，事后我才发现，我的大衣被机枪打了两个洞。虽然很危险，但想到减少了很多损失，还是很高兴的……”后来在团部的青年团会议上，干事李华特别表扬了董廼然的勇敢精神。这次任务后，董廼然被同里调到六连当燃料员。

“我们的装备很差，又没有制空权，每次出任务都要过封锁线。”董廼然清楚地记得，1951年1月15日那天，六连连长交给他一个任务，带另外8名战士乘车从龟城到定州南连部的新驻地送材料。经过封锁线的时候他们遇到敌机轰炸，于是赶紧停车下来隐蔽。“炸弹就在我们身边爆炸了，当我醒来的时候，发现5名战士当场牺牲，我的帽子被削去了一块，差一点儿削到我脑袋。”董廼然找到其他3个战士，说赶紧离开山岭继续赶路。驾驶员牺牲了，谁来开车呢？担任资料员的战士自告奋勇地说他能开两下。“他开车本来就不熟练，可能又有点慌，结果往下山走的时候车一下翻了。”董廼然被砸在车下，腰部负了伤，另外两名同志也被砸伤。

当天夜里，董巡然他们被一连的同志送到团部卫生队，卫生员告诉他，按照规定，伤员要送回国（到丹东）治疗。“我一听就急了，我不能回去，万一养好伤后不让我回来怎么办？我可是表了态的，不打败美国佬，不完成任务，绝不离开战场！”卫生员说，不回去的话没有人照顾你，董廼然想到了燃料股股长，说让股长照顾他。“股长是位老干部，他把我抬到防空洞，每天照顾我养伤。”半个多月以后，董廼然基奉上能站起来走路了，在他的坚决要求下，他回到六连的战斗岗位。

由于当时条件有限，董廼然的腰伤没能进行全面的检查和治疗，“当时就觉得只要能走路就没事了，直到1955年回到北京后感到腰疼得厉害，到医院照了片子才发现脊椎少了一截，医生说是压缩性骨折并嘱咐我以后要当心，否则容易造成瘫痪。”董廼然介绍。这是后话。

在朝鲜战场上出生入死，几次差点“光荣”了

“负伤在战场上很常见，我受这点伤不算什么……”老人淡然地说。在朝鲜战场的耶几年，董巡然在滚滚硝烟、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有一次执行运输任务，“路特别窄，两边都是侧柏，行进中侧柏枝剐到汽车上挡住了我的眼睛。我没太在意，顺手把脸上的侧柏枝揪了下来，当时只感觉眼睛上流了点血。”忽然，敌机朝他们飞来，驾驶员一脚踩住刹车，董廼然和战友们迅速跳下车，赶紧往树林里跑。此时，敌人的机关炮对着他们一通扫射，战士们迅速趴在地上，“我一看躲不过去了，心想这回完了。”董廼然闭上眼睛，感觉就要“光荣”了，但不知什么原因，机关炮突然停了。“我真是命不该死！”他爬了起来，和战友

们开着车继续赶路，回到了连队。

进人防空洞，董廼然就躺下休息了。第二天早晨起来，他发现自己的眼睛肿了起来，几乎看不清东西了。当天夜里，战友把他送到卫生队，“当时我什么都看不见了。我说，坏了，我成独眼龙了，还不如死了呢……”经过简单的治疗加上吃药，一个星期以后，董廼然突然能看见自己的手指了。“我这高兴啊，我说我要回连队，回去继续管我的汽油……”

董廼然有一个战友叫杨宝善，两人关系不错。“我后来调到了团部的警卫连当文化教员，杨宝善和我年龄相仿，情趣相投。”为了纪念他们在朝鲜战场上结下的友情，一天，两人来到照相馆决定拍张合影留个纪念。照完相他俩刚走出照相馆，一颗炸弹落下来，将照相馆夷为平地。“真是非常危险，如果晚出来一步我们就完了！”杨宝善现在住在石家序，董廼然和这位生死之交的老战友逢年过节的时候常通电话，每次见到杨宝善，他就会提到这件事。

冒死救战友，“给我报不报功无所谓”

“这张照片是1951年10月，我们连部的几个人在执行抢运任务的间隙在平壤照相馆照的。中间的是我们的连长，第二年他就牺牲了。”董廼然指着一张他珍藏的老照片声音沉重地说。

1952年5月，朝鲜的天气越来越热，由于敌人封锁严密，单军装一直运不上去，前线的战士们还穿着冬天的衣服，气温难耐，战士们只好把冬装里的棉花掏出来。一天，六连连长关文贵受命带着装有单军装的3辆车去前线。“过封锁线的时候，在一个山坡上，3辆车不幸被敌人投掷的凝固汽油弹击中，全都烧得只剩下了车架子，连长和3名战士都牺牲了……”董廼然说，美军在朝鲜战场上使用了凝固汽油弹。“凝固汽油弹太厉害了，爆炸后的火焰向四周飞溅，五十几平方米范围内（燃料）沾到哪儿哪儿就着，即使沾到石头上都能燃烧。毛岸英就是被凝固汽油弹击中牺牲的。敌人封锁得相当严，别说弹药了，我们就连军装都很难运到前线去。战士们换不了单军装我们着急，说什么也得把这些物资运过去……”说到连长和战友的牺牲，老人哽咽起来。

经历了3年多的朝鲜战争，董廼然可谓九死一生，他说很多战友都献出了生命，比起他们，自己受伤根奉不算什么，对救战友而没有被记功也不在意。

一天，天刚刚黑下来，董廼然和战友们在战壕里的综合指挥所准备工作（为了躲避敌机轰炸，那时候他们冬天工作都是在夜里），敌人的飞机朝指挥所这边飞过来，“敌机又是轰炸又是扫射，我们赶紧冲出指挥所往山上的山洞跑。”突然，董廼然听到后面有人喊：“哎哟，救命啊，救命啊！”他知道那是战友的声音，便毫不犹豫地转身循着声音跑过去，借着微弱的光亮，他看到那位战友的腿被炸断了。董廼然立即把战友从战壕里拽出来，背在身上，继续往山上跑。跑进山洞里，董廼然把负伤的战友放下来，“大家看到我的身上都是血，以为是我受伤了。我说不是我，是他的腿炸伤了……”后来，连队把董廼然报送上去说要给他请功，结果团政治部主任告诉董廼然，“你在战场上救人确实很让人感动，但这不是你的本职工作啊，这次就不报你立功了。”董廼然回答：“我不在乎是否给我立功，但我不能看着战友死在战壕里，我一定要把他救走……”

董廼然表示，他當志愿军的想法就是保家卫国，早日把美国鬼子打败。董廼然在朝鲜目睹了战争的惨烈，志愿军伤亡惨重，朝鲜人民被蹂躏，他曾看到当地百姓尸横遍野，看到小学生在夜里冒着被袭击的危险过封锁线。说到这里，老人的情绪再次激动起来，开始抽泣，说不下去了。

通信

祖国人的慰问信极大鼓舞了志愿军

与董廼然书信往来对小曹琪的学习产生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朝鲜前线，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英勇作战，勇往直前，不怕牺牲。董翅然说，因为有祖国和人民做志愿军的坚强后盾，慰问信和全国人民的支援对他们是很大的鼓舞。

全国人民踊跃支援前线，捐款捐物、慰问志愿军

在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同时，全国也掀起了踊跃支前和慰问志愿军的热潮。大批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和医务人员志愿到朝鲜担负战地勤务和运输工作，仅东北地区就有60多万农民参加担架队、运输队和民工队。为了表达对志愿军的尊敬和爱戴之情，鼓励他们英勇作战，各族人民响应号召，募集慰问品、慰问金，写慰问信。抗美援朝正逢新中国建立初期，百废待兴，人民的生活还很艰苦，但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把各种物资运往前线，许多工厂夜以继日地为志愿军生产军需物品、武器弹药，工人们提出“工厂即战场，机器即枪炮”的口号，竭尽全力保障前线的物资供给。各阶层人民还开展捐献飞机大炮运动，至1952年5月底，各界人民捐款总额达55650亿元（旧币），可折合战斗机3710架。

全国人民还组织各种慰问团，代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以及各地区的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工农业劳动模范、妇女、青年、学生、工商界、文化艺术界、教育界、宗教界、海外华侨等各界人民，深入到朝鲜前后方各地区，慰问志愿军、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大大鼓舞了中朝军队的战斗意志，加强了中朝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和反对美国侵略、保卫世界和平的胜利信念。

小学生曹琪与志愿军董廼然通信3年

1951年，8岁的曹琪正在唐山开滦瓷厂街小学读二年级。学校号召大家给前线的志愿军写慰问信，曹琪积极响应，在爸爸妈妈的鼓励下，她用稚嫩的笔触给志愿军战士写了封慰问信，表达对“最可爱的人”的崇敬之情。“我妈妈还说给志愿军叔叔送点什么慰问品好呢，她做了一个绣花烟荷包，并在上面绣了几个字。我记得还有烟斗，放了点烟丝，她说志愿军叔叔累了休息的时候可以抽两口，以解思乡之情……”这些慰问品和慰问信都寄给了志愿军。

很快，小曹琪就收到了一位叫董廼然的志愿军叔叔的热情回信，感谢她对前方战士的支持和鼓励。从此，曹琪与董叔叔建立了联系，书信往来不断。信中，曹琪介绍自己的学习和在学校的情况，还表达了自己的理想，希望志愿军多打胜仗；而董廼然则勉励小曹琪好好学习，尊重老师，和同学搞好团结、互相帮助，改正缺点，成为一个精神活泼、成绩优秀的好学生，他说“要做一名优秀学生，将来才能当一个优秀的人民勤务员。你的理想是很伟大的，努力吧，亲爱的小朋友。”

有一年，曹琪还收到董廼然叔叔随信寄来的一朵小野菊花，“当时花儿还鲜嫩，能闻到清香味儿，真是战地黄花分外香啊！志愿军叔叔从战场上给我寄来的礼物，太珍贵了！”曹琪把野菊花夹到书里，珍藏起来。

1953年深秋，曹琪的爸爸从河北省唐山市调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一家人也随之迁居到北京，曹琪转到大栅栏的东观音寺学校上四年级。董廼然知道后在回信里告诉曹琪：“你们学校那个地方我到过，我在1949年时也在北京上学，所以北京的风景我都知道……”

1954年6月，董廼然从朝鲜回国，被分配到东北开原速成学校当老师。他写信告诉曹琪，“3年多没见到祖国，这回我真高兴极了。”他还给曹琪寄了一张身穿志愿军军服的照片并风趣地说：“你也给我一张照片吧，怎么样。”后来曹琪寄去了一张自己的照片，董廼然回复说：“你给我寄来的信和带着幸福微笑的相片都收到了，谢谢你。我特别高兴，我的同志们也都很高兴，他们都说能和你这样的小朋友通信多么有意义呀……”这以后，曹琪再也没有收到董叔叔的信件，两个人从此失去了联系。“从1951年到1954年，3年里我和董叔叔一直书信不断，这件事对我的学习和生活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后来通信突然断了，我想大家都有很多事情，又成了家，谁还能一直保持通信来往呢。”.曹琪说。

感念

抗美援朝时期的往事让他们难以往怀

志愿军叔叔是英雄，我们应该永

远记住那些英勇的“最可爱的人”

他们各自组建了家庭，过着普通人的生活，特殊的经历给他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董廼然曾到丹东当年他跨过鸭绿江的地方故地重游；曹琪一直惦记着志愿军董叔叔，盼望有一天能见到他。

“小学生都那么支援抗美援朝，我必须给她回信”

说到60多年前与曹琪通信的事情，董廼然印象深刻，很多细节都烙印在他的脑海里，令他难忘。他说，抗美援朝时期，前线部队收到了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慰问信，有大人也有孩子們写来的，各个阶层的人都有；还有各种慰问袋，除了曹琪母亲寄来的烟斗、烟丝等物，他还收到过糖果、鞋垫等慰问品，“我记得有一个从陕西寄来的慰问袋，上面还绣着花儿呢。”

董廼然说，当年祖国的慰问信和慰问品转到了各个连队，连里再往下分。小曹琪的慰问信就这样分到董廼然的手里，“那时曹琪刚上学，认识的字不太多，内容很简单，但是让我很感动。我想这么大的小朋友都支援抗美援朝，家庭教育真好。所以我必须要给她回信，我们就这么联系上了。”由此，两个人也结下了不解之缘。

董廼然介绍，当时部队也提倡写回信，但那时候部队里好多战士文化水平低，甚至是文盲，根本写不了回信。而他还有点文化（也因此，在朝鲜时他还曾担任文化教员，教战士们识字。由于积极工作、教学成绩显著而荣获三等功），并且过鸭绿江的时候他特意带了支笔，所以能写信。

“我记得曹琪开始写的字歪歪曲曲的，有的字写得还不太规范。比如她的名字‘琪，‘王与‘其写得有点开，我还琢磨呢，她是叫曹琪还是曹王其呢？”董廼然和曹琪见面时说到这儿，一屋子的人都笑了。“所以我给她写回信的时候，也有意识地把‘王和‘其拉开点儿距离。”老人微笑着说。停了一下，他严肃起来，歉疚地表示：“我给曹琪的信件，她都留着，而曹琪给我写的信，我都没保留下来。因为在朝鲜的时候我们每天都是这儿去那儿去的，要轻装出发，身上必须得带的就是干粮和武器。所以我对曹琪很抱歉，很对不住她……”曹琪连忙说：“我能理解叔叔，当时就想着叔叔能平平安安回到祖国就行了。”

董廼然坦言，大后方的支援和慰问信对志愿军是很大的鼓舞，“我们保家卫国、流血牺牲是值得的！”他说，3年多的时间里他和曹琪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虽然每天都很辛苦，但回到防空洞里，只要有点时间就给曹琪写信，“当然我不能说战场上的事，要保密。曹琪是小学生，我就写点鼓励她的话。”

董廼然记得，曹琪除了给他写信，还寄过一枚纪念章。“曹琪说是在北京展览馆买的，我收到以后战友们看到了都抢，大家都说这是好玩意儿。我说我先戴两天，然后再给你们戴，还不行吗。”因为是来自祖国的东西，一枚小小的纪念章在志愿军战士们眼里都很珍贵。

“我在北京的一个同学毕业时送给我一颗能别在衣服上的红五星，上朝鲜时我带在了身上。一个战士知道后想要，我说不行，这是人家给我留作纪念的。他说那就戴两天吧。就是照片里的这个战士把我的红五星抢去了，结果没两天，连人带红五星都被凝固汽油弹烧成灰了，他也是在往前线运送单军装的时候牺牲的。”董廼然说到这儿，心情再次沉重起来。

野菊花是春天的象征，把它作为礼物送给小曹琪

对那朵小野菊花，87岁的董廼然也是记忆犹新。“入朝以后一直特别冷，满目疮痍，经常下大雪，看不到绿色。当时，我们驻扎在一个叫海水里的地方。”董廼然介绍，海水里是个小山沟，只住着两三户人家，南面是大山，离三八线很近。一天雨后天气不错，暂时没有任务的董廼然走出防空洞，想到外面透透气。“我忽然发现石头缝里长出一朵小黄花，非常兴奋。这意味着冬天终于过去了，春天就要到了。这是春姑娘来报喜讯了！”老人家说。

志愿军没有制空权，敌人的飞机经常飞过来侦察或投掷炸弹，冬天不好隐蔽。春暖花开、绿树成荫后，志愿军能借助茂密的植物进行隐蔽。“看到这朵小野菊花，我心情特别好，就将它采了下来。”董廼然从小喜欢植物，至今他仍保持着这个爱好，看到新鲜的花草植物就采摘下来制成标本。

回到防空洞里，他小心翼翼地将小野菊花制作成标本，夹在一个小奉中。接到曹琪的信后，他想应该给远在祖国的小曹琪送点礼物。“朝鲜有什么东西能寄给她呢？”当时，董廼然只有几块钱的朝鲜币，“我们用朝鲜老百姓东西的时候，得给他们一点钱。”可除了这点钱，身上再没有什么东西能送了，于是董廼然便想到了那朵小黄花。“我就把小野菊花用纸叠好，装进信封里给曹琪寄去了，这也算是给她留个纪念。”

董廼然透露，按照保密规定，他们在朝鲜战场上不能给家里写信，从报名参加志愿军开始他就没有和家人联系过，一直到1953年7月停战以后，部队把立功喜报送到他青龙县的家里，家人才知道这么长时间没有音讯的董廼然原来不是在首钢上班，而是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去朝鲜前线了，乡亲们也才了解到董家有一位“最可爱的人”，纷纷帮着他们家种田种地。

又过了一年，董廼然从朝鲜回到祖国。在朝鲜战场3年多，董廼然不怕牺牲，英勇泰献，认真工作，荣获了3枚军功章，还获得了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分别赠送的纪念章各一枚。

回到祖国后，董廼然本来想转业回首钢，但因为当时东北缺教师，他也算是个文化人，组织上就劝他留在沈阳，让他到东北开原速成学校当教员，他边教课便钻研学习，忙得不亦乐乎。

东北天气寒冷，董廼然受过伤的腰部到了冬天就疼痛难忍，活动受限。“当时我每周要坐火车去沈阳的陆军总医院去理疗。”为了方便治疗，他写报告提出转业，最终获得批准。1955年6月，董廼然转业回到北京，继续到石景山钢铁厂工作。“遗憾的是，我没能找到从朝鲜先期回国的那4位首钢的同志。”老人家说，当年他回到首钢后工作特别忙，很多东西要学，就没顾上再给曹琪写信。

董廼然“文革”时被关进小黑屋，对整自己的人不记仇

回到首钢的董廼然当了一名计划员，他努力学习、认真工作，1964年被提拔为实验厂的车间主任，还被评为首钢第一批经济工程师。“文革”期间，他挨整挨批被打，还被关进了小黑屋，整他的人不让他回家，还禁止他吃细粮，妻子高文心借给他送粮票的机会去看他。因为政治上没查出问题，半年之后董廼然获得了自由，他回到单位继续工作。“我爸爸被整的那年我只有四五岁，他被释放回家的那天，我跟我妹妹正在外边儿玩儿。我爸爸瞧见我们走了过来，我和妹妹都不认识自己的爸爸了，我还问他‘你找谁呀？我爸爸说‘你们不认识我了？”董廼然的大女儿董宏伟回忆，父亲在家和她妈妈说到自己挨整的事兒时，她听爸爸说“我不后悔，因为我听了党的话”！

董廼然是一个不计较得失、心胸开阔的人，在战场上他冒死救战友而不在意是否给自己记功，生活中对那些迫害过自己的人也不记仇。“文革”过后有一天，董廼然和妻子走在街上时，碰巧遇到当年整他的人，董廼然主动跟他打招呼，妻子见了那人很生气但当时没有说什么，回到家里对丈夫说：“你理他干吗呀，‘文革的时候他又打你又治你的！”董廼然语气平和地回答：“不管怎么着，我们都是一个单位的。‘文革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没必要跟他记这个仇。”董宏伟认为，父亲不计较个人恩怨，跟他的心态有很大的关系。

“有些事儿我是看得开，我不记仇。”董廼然淡然地表示。“他在朝鲜战场上枪林弹雨都不怕，生活中的那些事儿算什么呢。”高文心特别理解自己的丈夫。

重游当年跨江赴朝之地，有生之年再去朝鲜看一看

虽然脱下了军装，但战场上浴血奋战的那段峥嵘岁月深深地印刻在董廼然的记忆里。“小时候我们看战争片，尤其是看到抗美援朝电影的时候，我爸爸就给我们讲志愿军的故事，还教我们唱‘雄赳赳气昂昂那些歌曲……”在董宏伟的童年记忆里，每年换季收拾衣服的时候，父亲就会把过去的军装拿出来看，女儿们见了好奇地问他是什么衣服，他就给孩子们介绍，还说到与军装有关的一些事情。董宏伟说，她还曾见过父亲获得的军功章、纪念章，问及来历，父亲就讲起打仗的事儿……

从首钢退休后，董廼然和老伴儿过着简单平淡的生活，看看书报、锻炼身体，有时和孩子们出去旅游。“我爸的腰不好，挺不直了。小时候就知道他的腰一到阴天的时候就疼，医生说当年汽车把我爸爸腰部的骨头都压扁了。”董宏伟说。

2010年10月纪念抗美援朝60周年的时候，董廼然和当年志愿军汽车四团的战友们在北京相聚，他激动万分、心潮澎湃，“很多老战友从石家序、哈尔滨等地赶来，还有一些战友无法行动，有的已经去世了。虽然我们都已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现场，他还唱了一首歌表达自己的心情：“想当年入朝鲜，心潮逐浪高，不管那生和死，去消灭美国佬。弹指一挥六十载，我们都变老，怀旧想起老战友，睡又睡不着。今相见值千金，千金买不到……”董廼然感叹，峥嵘岁月结下的深厚战友情谊他永生难忘、永远珍惜。

“我小时候放映朝鲜的电影，比如《金达莱》《卖花姑娘》，我爸爸看了就有一种奠名的亲近感。”董宏伟说，“我记得改革开放后社会上掀起一阵出国潮，我爸爸开玩笑跟我们说，当年我们出国的时候都没有办过护照。”董宏伟笑道。

前年春天，董廼然夫妇在女儿的陪同下去了趟丹东，触景生情，董廼然追忆起当年志愿军跨江赴朝的情景，还带家人来到长甸河口走上清城桥看了看，告诉她们当年彭德怀、毛岸英都是从那座桥上过江的。桥边还矗立着一座毛岸英的塑像。听说有赴朝一日游，董老先生和家人办理了临时护照，过江到朝鲜新义州转了转。那一次董廼然算是故地重游，“如果有可能，以后再带父亲去朝鲜他战斗过的地方看看。”董宏伟知道这是父亲的一个心愿。

谈及现在的生活，87岁的董廼然说自己老了，到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年纪。但没想到，曹琪的怀旧文章又让他的晚年生活起了波澜。曹琪的丈夫也是一位去过朝鲜战场的军人

虽然与董叔叔断了联系，但志愿军情结一直深藏在曹琪的心底。《上甘岭》《英雄儿女》《飞虎》《伟大的抗美援朝》《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我的祖国》《英雄赞歌》……凡是与抗美援朝有关的电影、电视剧、纪录片、歌曲等文艺作品曹琪都喜欢看、喜欢听，王成、黄继光、邱少云等志愿军战士是她崇拜的英雄。巧合的是，曹琪的丈夫鲍载禄也曾经是一名军人，上世纪50年代初在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文工团服役，是一名舞蹈演员，抗美援朝时期还曾赴朝鲜为志愿军慰问演出一个多月。鲍载禄回忆，文工团在朝鲜各地演出，途中他们遭遇美国“油挑子”飞机（喷气式战斗机）的扫射，队长叫大家赶紧跳下卡车，到公路两边的沟里躲避。

1960年，鲍载禄所在的文工团随中国军事代表团再次去朝鲜慰问演出。“我们来到上甘岭演出、参观，那里埋着很多志愿军的遗骸。”

爱画画的曹琪毕业于北京工艺美术学校，后到北京艺术设计学院工作。1988年退休后，与老伴儿过着充实的晚年生活。受丈夫的熏染，曹琪爱上了跳舞、摄影，夫妻俩还利用自己的艺术特长，教大家舞蹈，为大家拍照、摄像，然后制作成光盘送给大家留念。老两口省吃俭用，却大方地拿出自己的积蓄为当地的秧歌队买乐器、做服装……曹琪称他们这是“老有所乐”。

抗美援朝胜利65周年找到董叔叔太有意义了

60多年来，曹琪心里一直记挂着志愿军董廼然叔叔，董叔叔写给她的信件她都保存着。后来几次搬家，加上自己年纪大了，就把信件交给弟弟妹妹帮她保存；而董叔叔的照片和那朵小野菊花标本她一直珍藏在身边。“大概10年前，我发现小菊花的叶子几乎都脱落了，就买了一个镜框把这朵小野菊花镶在了里面。”曹琪坦言，她总觉得有一天能找到董叔叔。

中央电视台有个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曹琪经常看，“我心想董叔叔会不会上电视找我呢。”曹琪透露，小弟曾让她参加《等着我》节目寻找董叔叔，但她不愿意上镜头。“其实抗美援朝胜利50周年的时候，我老伴儿和小弟志勇就鼓励我，把我与志愿军董廼然叔叔通信往来3年的故事写下来，但我一直没有静下心来做。”直到今年5月，曹志勇根据大姐的这段经历撰写成文投稿给《北京广播电视报》，文章刊登后竟让曹琪意想不到地找到了日思夜想的董叔叔，“真是意外的惊喜，没想到董叔叔就住在北京！”她十分激动，语音颤抖，“60多年了，我又能和董叔叔联系了！”曹琪说，今年是抗美援朝胜利65周年，报纸刊登了她的回忆文章并因此与董叔叔见面真是“太有意义了”！在她眼里，志愿军董叔叔就是英雄。对于过往的很多细节，包括送董叔叔纪念章的事情，曹琪已经记不清、甚至想不起来了，而董廼然却记忆犹新。“以前的事儿董叔叔还记得那么清楚，比如说我姐姐把‘琪字的左右部分写分开了，他都记得，说明董叔叔心里还装着这件事儿。”曹志勇感叹。

几十年后与曹琪团聚，也让董廼然了却了多年的心愿，“我很为他们找到彼此并相聚高兴，这件事让他人生比较圆满了。”董廼然的老伴儿高文心说，眼前的情景让她想起自己的经历，“我12岁在承德上小学的时候，校长告诉大家志愿军为了保卫祖国上朝鲜打仗了，并号召学生们与志愿军叔叔联系写信鼓励他们。在父母的支持下我写了慰问信，收到一个叫于成高的志愿军叔叔的信，我给他回信了，好像写了3次，后来就失去了音讯。这么多年没消息，到现在也没找到。”高文心遗憾地说。

“今天的會面，绝不是一次简单的相见。”曹琪、曹志勇姐弟感慨，“当年抗美援朝，我国与敌国相比，武器简陋，没有制空权。从董叔叔的叙述中，我们深切感受到当年志愿军的英勇和坚强。是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在全中国人民的支援下，浴血奋战，才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董叔叔多次遇险，受伤后对自己的伤情看得那样淡，实在令人钦佩。”姐弟俩表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孩子，要尊崇、要永远记住这些英勇的‘最可爱的人！”

那天两位老人有说不完的话，说到动情处董然老泪纵横，手也有些抖，曹琪心疼地看着董叔叔，用纸巾轻轻地帮他擦拭眼泪，并握着董叔叔的手让他慢慢平静下来，不忍让他再说下去了，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吃午饭的时候，坐在董廼然身边的曹琪给董叔叔夹菜、倒水，两个人继续聊起往昔岁月，还交流着晚年幸福生活、健康养生的经验。

午饭后告别，董廼然、曹琪依依不舍，两个人眼里都有泪光，他们相互叮嘱注意身体多保重。虽然相见前后两位老人多次打电话联系互致问候，但年纪的原因、相距又远，下次再见不知何时。抗美援朝背景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百度百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