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安临 徐文光

1994年7月4日，我帶女儿去深圳看望在那里工作的丈夫。晚上10点多钟，我们登上了从北京至广州的15次特快列车。不久，我们和大多数乘客都渐渐进入了梦乡。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了什么地方，车厢里突然传来了急促的广播声：“乘客同志们，13号车厢有一危重病人，哪位旅客是医生，请速来救治！”

我和女儿听到广播，立马睡意全无。我们在12车厢，正好与13车厢相邻，所以我很快赶到现场，见一男性病人躺在卧铺的下铺位置，面色苍白，两眼紧闭，嘴巴上流出唾液。守护在一旁的列车员问我：“你是医生？”我马上亮出军官证让她看，“是！”随后立即对病人进行检查，发现其脉搏细弱（每分钟50次左右），瞳孔有对光反射、散大，呼吸弱，同时伴有尿失禁等症状。我马上对其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和心脏按压。一会儿，又有几位医生赶过来。我对列车长说：“病人十分危重，不排除心脑血管梗塞；也有可能是药物中毒（发现病人身旁有一药瓶），必须立即送医院救治。”

列车长当机立断，立即发出紧急信号，请求紧急停车并联系就近医院。武昌铁路分局接到请求后，指示列车在湖北孝感车站临时停车两分钟，那里的医院已经做好接应和抢救准备。列车很快到达孝感车站，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医护人员即刻将病人接下火车，随即火速送进医院，使病人终于脱离了危险。

这件事过去之后，我也没觉得什么，过了几天，有人告诉我，《光明日报》7月12日刊登了一篇消息，报道了这件事的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