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嘉乐

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的某一天，古稀之年的皇帝因新得的一方旧砚而欣喜不已，提笔赋诗云：

书窗恒是伴南人，活眼一如月沼涵。

十砚轩珍得其二，半欣聚古半怀惭。

“十砚轩 ”三字提示了该砚的来处 —黄任的书斋，对闽派诗人有所涉猎的学人必听过黄任的名讳，然真正令这位仕途坎坷的文人声名大噪的却不是诗文，而是他的 “砚癖 ”。严格来说，乾隆四十五年距离黄任作古的乾隆三十三年（一七六八）不过十几年的光景，这方旧端砚并不算 “古”，但此间的皇帝却心生 “聚古 ”的快意，可见在乾隆帝眼中，黄任的 “十砚 ”有着与古砚同等的收藏价值。这方砚台是乾隆帝得到的黄任所藏 “十砚 ”之二，此前另有一方 “端石石田砚 ”收入内府，录入乾隆朝御制《钦定西清砚谱》中。该谱敕撰于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这一年，砚台在内廷造办处是当之无愧的主角，乾隆朝大批量成造松花砚的十年至此时告一段落，飞扬的石屑刚一落定，个中精品便开始了不同的生命之旅，或被写进砚谱，或被留样封存，或进入皇帝的书斋，或作为礼物赠与他人；这一年，内府藏古砚开始陆续整理，造办处广木作的匠人们忙着打造大大小小的箱匣，用于装配这些砚台；这一年，皇帝对仿古砚的制作兴趣正浓，声势浩大的绛州澄泥砚再造活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如何用新制绛州澄泥制砚，牵动着乾隆帝、造办处大小臣工，乃至苏州地方官员、匠人的神经。那么，乾隆帝如此高涨的玩砚热情究竟从何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