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晓东

那些相信自身可以挣脱智识性影响（intellectual influence）的实干家们，实际上通常只是某些故去经济学家的奴隶[1]。

实际上理论与实践之间有着深刻的互动关系，我们碰到的问题并不是书读的太多，而参与实践太少，也不是参与实践太多，而读书太少。我们碰到的问题是两个方面都太少了……在整个20世纪，实践并不只一个行动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理论问题[2]。

1 引言

百花争鸣的景观设计理论（例如文化传承、场地、地域主义、可持续性和身份认同等）之于当下风景园林学已经成为了普适性的理论话语，此种情形利弊皆备①。从消极层面上说，一方面，资本市场的极速扩张所带来的建设浪潮，很大程度上压抑了其他的、深层次的理论思考的可能性。景观设计与理论之间的联系性、独立性和有效性不再成为业界关注的重点，似乎唯一重要的事情变成了：理论能否成为一种修辞使得设计具备救赎、玄妙、内醒、底蕴、亲民等属性②。在此情况下，外在环境决定了内在意识，设计师甚至毫无内疚地放弃了探索设计的建造和内涵等议题。另一方面，学术研究常常默认了约定俗成之事，总是在有限的阈值内进行摸索，加之，揭示隐秘事物又需要独特的敏锐性和思辨性[3]③。故而，学术研究者有意或无意地强化设计与理论之间单向关系，既坦然地放弃了更深层次的智识性思辨的探索，又失去了进一步反馈设计实践的可能性。在此境况下，那些看似具备“普适的和绝对正确的”理论类型，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充斥着“同化和霸权的”属性④，它们压制了其他探索的可能性，并且常常交织在一起呈现出模糊的美学概念，共同扰乱着景观设计的实践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