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 成都 611756)

所谓“早期中国铁路工人运动”，在本文中主要是指1917年至1923年这段历史时期中国铁路工人开展的罢工斗争运动。由于这一时期中国铁路工人运动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工人阶级正处于由要求改善经济条件的自在阶级逐渐向争取政治地位的自为阶级转变的历史时期，还没有真正走向成熟，因而称其为“早期中国铁路工人运动”。回顾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铁路工人队伍是中国最早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工人队伍之一。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一批具有早期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做出这样的选择呢？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早期中国铁路工人运动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探究这些问题，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但一直以来，学界都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在早期中国铁路工人队伍中传播的历史影响予以关注，而仅是在铁路工人运动史中或者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中进行了零散的、片段式的介绍，没有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与早期中国铁路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历史价值①。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试作探讨，以为引玉之砖，求教于方家。

一、早期中国铁路工人的特点

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首先将早期中国铁路工人作为主要传播对象之一，究其原因，就在于：作为与近代最先进的机械化大生产联系最为密切的产业工人，早期的中国铁路工人有着不同于其他产业工人队伍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革命斗争性强

由于受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以及封建军阀的压迫和剥削最深，因而早期中国铁路工人表现出的革命斗争性特别强烈。根据“1916年规定，国有铁路一等局局长月薪700至800元，将近工人平均工资的100倍。……又如洋员的薪资也高得惊人，1919年时，京奉铁路各级洋员平均年薪4800多元，等于该路工人平均工资的35倍。”〔1〕由此可见，当时的铁路工人受到的剥削是多么沉重！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从表面上看，铁路工人的平均收支水平比其他行业工人高，但这是受到了少数高收支的铁路工人的影响，“在调查的一百五十一家中，一百一十家的支出，是少于平均支出额(553.66元)的。这样，便使我们不敢相信铁路工人家庭生活都是阔气的，反而多数家庭，仍然是和其他部门的工人一样过着痛苦的生活”〔2〕。此外，早期中国铁路工人每天的劳动时间也很长，最少要工作十个小时，多的达到了十六个小时。即便如此，他们还随时面临着被虐待和裁员的危险，工作得不到基本的保障。“如民国十年十月，陇海路比员殴打职工，……民国十一年夏，正太路某主任刻意欲惩罚三职工，亦激起风潮(详情见后)。其余如无故开除，盘剥重利，及刻扣工薪等事，真是指不胜数。”〔3〕正如陇海路铁路工人在发表罢工宣言时所说：“吾等不幸而为工人，更不幸而为陇海路之工人，其所受之痛苦，诚有不堪言者矣。”〔4〕这些沉重的剥削和压迫造就了铁路工人强烈的革命斗争性。

这种强烈的革命斗争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开展工人运动时间跨度长，自1891年唐山开平铁路公司一百多名工人反抗他们的外国工头伯恩开始，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这一时间段内，凡爆发工人运动，或多或少都有中国铁路工人的参与或者声援。其中，由铁路工人主导的几次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如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第二，革命斗争牺牲大。早期中国铁路工人在开展工人运动时，面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残酷镇压，展现出了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革命斗争精神，这种精神在京汉铁路工人运动中体现得淋漓尽致。1923年2月4日，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顶点——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拉开了序幕，铁路工人们为了争取共同的自由和利益而开展了罢工斗争，这就触及了军阀吴佩孚及其背后支持者英美等帝国主义的利益。在英美等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恼羞成怒的吴佩孚于2月7日对参与罢工的铁路工人进行了大屠杀、大逮捕，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这次惨案造成了“京汉全线有50人牺牲(另有两名是二七斗争的积极参加者，于1926年被枪杀，1952年郑州市人民政府追认为‘二七烈士’)，300多人受伤，40多人被捕入狱，仅保定陆军监狱就关押了各地罢工人员27名，另外还有千余工人被开除失业，流离失所。”〔5〕由此可见，早期铁路工人在参与工人运动的斗争中牺牲有多大！这种强烈的革命斗争性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现实需求，也为早期中国铁路工人接受马克思主义革命斗争思想准备了前提条件。

2.传播信息速度快

铁路工人与其他产业工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虽然铁路工人分布在全国不同地方的铁路线上，即使是一条线也分布在各个不同的站点上，但铁路运输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它有如一架联动机，成为一个整体，所以各路工人的工作是互相密切联系和协同配合的。他们彼此间的接触是频繁的，信息是互通的。这种情况使他们在反抗压迫和剥削的斗争中，便于互相支援和团结成强大的力量”〔5〕。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铁路的系统联动性，造就了铁路工人队伍在传播信息方面速度快的优势，加之当时社会信息交流的途径又主要是依靠交通联动下的人员流动和信件传递，一旦某处铁路工人在开展罢工运动，消息很快就会传遍全国铁路系统，从而引起连锁反应。这一点从京汉铁路大罢工的经过中可以看出：京汉铁路工人于2月4日开始罢工，上午九点京汉路中段宣布罢工，十点南段宣布罢工，十一点北段宣布罢工，至十二点，全线所有路段的客车货车均停止了运转〔6〕。短短3个小时内，长达1200多公里的京汉线就陷入了瘫痪。而就在京汉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的同时，其它铁路线的工人们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也纷纷进行了支持和声援，如道清路、正太路、津浦路、粤汉路、京奉路、京绥路、陇海路等各路的工人们都举行了罢工，致使全国铁路几近瘫痪。正是由于铁路工人具有传播信息速度快的特点，使得先进的革命知识分子们选择在铁路工人队伍中传播马克思主义，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创造了便利条件。

3.社会影响力大

铁路作为近代最先进、最便利的交通运输工具，对于一个地区经济、政治、军事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军阀混战的年代，谁掌握了铁路，谁就获得了主动权，因而控制铁路以确保铁路安全畅通就显得相当重要。正因为如此，一旦铁路工人发生罢工斗争运动，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也必将是十分巨大的。例如1921年陇海铁路工人发动大罢工后，当时的杂志《时事月刊》就对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进行了记载：“陇海铁路自罢工后，开封几成一死世界。京津沪汉邮件，均不能通。旅客之来汴者，东路则停滞于徐，西路则停滞于郑。楼房客店，均已满谷填坑。开封秩序，因之大受影响”〔7〕。与此同时，河南省督军赵倜和河南省省长张凤台也在发给北洋政府交通部的电报中这样说道：“值此谣嚎纷起，金融奇紧之际，所有交通机关，万不可一息停滞，敬乞贵部速予维持，务令即日恢复原状，以安人心，是所切盼，并希速复”②。由此可见，陇海铁路工人开展的罢工运动给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也影响极大，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大罢工发起日是农历腊月十九，正值中国人极为重视的传统节日——春节即将来临之际。这一时段是一年中商旅往来最为频繁之时，罢工一旦发生，给乘客带来的不便可想而知”〔8〕。对于这一影响，当时的报纸《舆论报》就曾这样写道：“铁路停工，商民财产损失将不可计算，而关系较巨之铺户，非至破产不已”〔9〕。而据京汉铁路局南段局长冯沄给湖北督军萧耀南的报告中所说，此次罢工运动给北洋政府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了100多万银元〔10〕。而军阀吴佩孚对于铁路工人采取的武力镇压手段，使人民看清了吴佩孚的真实面目，北洋政府的声誉由此受到极大的影响。这亦可见铁路工人开展罢工运动带来的社会影响有多大。

鉴于此，先进的革命知识分子选择到铁路工人队伍中去传播马克思主义，其用意就在于：通过传播马克思主义，提升铁路工人的思想觉悟，并使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开展更具社会影响力的铁路工人运动，从而让马克思主义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4.纪律严明便于组织

由于铁路运输关乎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因而，铁路工人所从事的工作，无论是铁路建设还是机车管理，或是其他与铁路相关的一切工作，都具有很严格的标准和规范。如1923年刊登在《交通公报》上的《京汉铁路职工惩戒章程》就详细列举出了16条、共计45种应受惩罚的情形，“在厂内大声喊唱者、吸食纸烟者”等情形都要受到处罚〔11〕。这就使得铁路工人必须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开展工作，于是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纪律意识。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大工厂的生产条件则不然，它从本质上培养了工人阶级的组织性、纪律性，以及大公无私的性格，而不是什么狭隘自私性。”〔12〕

在铁路上的工作要求从本质上培养了铁路工人的纪律性，而这种严明的纪律性就使得铁路工人能够有组织、有纪律、有效率地开展罢工斗争运动，这在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刘少奇在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开展罢工时曾说：“有一次工人集聚多人，军队用机关枪向他们假作射击，他们不怕死，一拥向前，势极危迫，恰好工人监察队到，旗帜一挥，便无一人不四散了。”〔13〕这种情形使得当时的戒严司令李鸿程都叹惜连自己的军队都没有这样的纪律！路矿工人所展现出来的纪律性，当时的杂志《中国青年》也予以了报道：“最堪钦佩的，就是他们视团体命令如军令的不敢违抗，即至于有个人生死关系，亦所不顾”〔14〕。这种严明的纪律性使得铁路工人能够很快地被组织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革命斗争力量，从而为工会的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

二、早期中国铁路工人运动受马克思主义传播影响的主要方面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以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在中国这片急需救国良方的大地上传播马克思主义。1918年，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以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赞扬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了胜利，这就给中国的无产阶级带来了希望。正如邓中夏在其书中所言：“特别是俄国十月无产阶级大革命的胜利，更使得中国工人受到深刻的影响和强烈的鼓舞。就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职工运动开始它的黎明期了。”〔6〕

纵观整个工人运动史，早期铁路工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最早一批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工人队伍，与早期铁路工人所具有的特点是分不开的。作为一种先进的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早期中国铁路工人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思想方面：在自发性斗争中觉悟提升，开始觉醒

由于早期铁路工人具有革命斗争性强、传播信息速度快、社会影响力大、纪律严明便于组织等特点，所以一批具有早期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就将铁路工人队伍作为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对象。1918年，蔡元培等人与京汉铁路局商量，决定在长辛店机厂设立“高等法文专修馆长辛店分馆工业科”，目的就是希望学员能够通过与铁路工人的近距离接触，一方面向工人学习技术，完成学业；另一方面取得工人对知识分子的好感，从而教授工人文化知识，并提高工人的思想觉悟。1919年3月，毛泽东到长辛店向铁路工人和学员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并号召“中国工人也应该团结起来，结成团体，向资产阶级开展斗争，达到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改善待遇，最后打倒压迫者的目的”〔5〕。与此同时，北京大学的学生邓中夏、罗章龙、张国焘等人也在北大成立了平民教育讲演团，经常到长辛店给铁路工人讲时事政治，深受长辛店铁路工人的欢迎。这一点可由1920年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启事》一文中看出，文中这样说到：“我们从前说长辛店各工厂的工人很期望我们去讲演，所以我们就规定隔一个星期派人去讲演一次”〔15〕。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开始与铁路工人相结合，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启发铁路工人的思想觉悟，为后来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奠定了思想基础。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除了长辛店铁路工人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外，其他铁路线上的工人也陆续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如中东铁路。早在1905年，中东铁路线上的俄国工人就在哈尔滨建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工人团的布尔什维克组织〔16〕，并通过开展组织活动不断影响中东铁路线上的中国工人。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入哈尔滨后，哈尔滨的俄国布尔什维克组织开始号召团结和联合中国工人，并在1918年2月的最后一天组织召开中东铁路职工代表大会，讨论中国工人组织问题，通过散发中文传单等方式“在哈市和中东铁路沿线大量宣传进步思想和苏俄革命的胜利经过”〔16〕，以此鼓舞中东铁路线上的中国工人，使其深受教育，从而提高思想觉悟。而后，中东铁路逐渐成为共产党人与共产国际沟通的桥梁与纽带，被革命者们誉为“红色之路”。

总体而言，此时的铁路工人运动虽然还处于自发性斗争阶段，开展斗争的目的也仅是为了经济权利，还没有形成阶级斗争意识以争取政治权利。但马克思主义在铁路工人队伍中的传播，让许多铁路工人的思想觉悟得到了极大提升，并逐步在自发性斗争中开始觉醒。

2.组织方面：斗争意识转变中凝聚力量，促进工会诞生

1919年，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中国的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而又强大的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使得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进一步见识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但同时也意识到这支队伍需要先进的理论思想作为指导，因而他们决心到工人阶级队伍中去，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工人阶级，使其斗争由自发阶段上升到自觉阶段。正如李立三所言：“在五四运动以前几乎没有认识群众力量，到了五四运动以后，一般进步青年，便受了这个浪潮的冲击，认识国民革命前途，必须唤起广大的群众来参加，尤其是工人群众。”〔17〕

而由于“铁路为现代化大产业，四通八达，朝发夕至，对于联合组织和教育工人的工作，更具优越条件”〔12〕，加上“京汉铁路长辛店机厂在当时是产业工人比较集中的地方，又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历史的联系，所以是进步思想传播的理想之地”〔5〕。因此，以邓中夏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们选择继续以长辛店为基地，创办劳动补习学校，在铁路工人队伍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据罗章龙回忆，补习学校所使用的教学资料“内容取材于《共产党》月刊、《工人周刊》、《向导》、《苦力》、《劳动界》及《国际通讯》英、德、法文版本的资料等”〔4〕。同时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授课方式：先教工人识字，再由字义引申出道理，在讲道理的过程中插入一些工人感兴趣的典故，从而使得工人明白为什么要开展工人运动。等工人们有了一些阶级斗争的意识后，再逐步向其灌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并介绍国外工人斗争的经验和方法，鼓励工人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诉求，从而使其由被动参与经济斗争变为主动要求政治斗争。

与此同时，受五四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各地的先进知识分子纷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并创办各类报刊杂志、工人夜校等向工人阶级传播马克思主义，以提高工人阶级的思想觉悟。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影响下，长辛店的铁路工人开始要求成立铁路工会。1921年5月，“长辛店铁路工人工会”(当时称为“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并拟定了《京汉铁路长辛店铁路工人会简章草案》，这个工会组织“取代了旧式行会、帮口的组织，比起上海机器工会又向前迈进了一步”〔18〕。它的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第一个铁路线上的现代工会正式诞生，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后，中国共产党北京党部创办的《工人周刊》对其进行了详细报道与宣传，进一步扩大了其影响。邓中夏曾这样说到：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所开展的活动经过《工人周刊》的宣传，“使得北方各铁路工人知道长辛店有个俱乐部，大家不觉油然而生羡慕之心；在当时工人们仿佛觉得长辛店是工人的‘天国’，于是各处纷纷派代表前来长辛店参观。……因此，北方各铁路开始都有了工会组织的萌芽”〔6〕。而各处工人俱乐部的成立，为后来轰轰烈烈的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奠定了组织基础。对于长辛店铁路工人运动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中的地位，毛泽东还曾在1956年听取铁道部长滕代远汇报工作时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中国工人运动还是从长辛店铁路工厂开始的”③。

3.实践方面：共产党领导下工会壮大，掀起罢工浪潮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为了更好地领导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于8月11日在上海成立了一个专门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的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创办了机关刊物《劳动周刊》。此后，在这个组织机关及其创办的刊物的影响下，各地的工人夜校、工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铁路工人也积极踊跃地加入工会参与罢工斗争，从而为中国工人运动掀起第一次罢工高潮作了组织上的准备。其中，陇海线的铁路工人就因受到《劳动周刊》和《工人周刊》等刊物的影响，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从而爆发了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并取得了胜利。时任中共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去信祝贺道：“陇海罢工，捷报先传，横亘中州，震动畿辅，远及南方，这是我党初显身手之重大事件。”〔12〕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的胜利消息，进一步鼓舞了铁路工人开展罢工运动的信心。这里提供一份1922～1923年各路铁路工人加入工会的统计表，以证前论，见表1。

表1 铁路工人加入工会人数统计④

1922年开始，随着各地铁路工会的不断兴起和壮大，全国兴起了铁路工人罢工潮，如京汉线上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京奉线上的山海关机械厂和唐山制造厂工人罢工、粤汉线上的长武段铁路工人罢工、京绥线上的车务工人罢工、正太线上的石家庄机器厂工人罢工、津浦线上的浦镇机器厂工人罢工等，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伤亡最大的就是1923年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此次罢工被誉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虽然此次铁路工人大罢工最后以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而宣告失败，但其所产生的影响和教育意义却是深远的。对此，当时的《工人周刊》就曾刊文进行了报道：“这次京汉路为争人格和自由宣布总罢工，辛店工友，个个本奋斗的精神，一致行动。可恨的万恶军阀，用武力横加摧残。惨杀，拘捕……使他们不得不暂时忍痛上工。表面上虽似完全失败，其实他们内部组织更猛进；近更设临时办事处于天津，照常进行”〔19〕。关于这一点，学者陈达在1926年所写的长文《近八年来国内罢工的分析》中也曾提及，他说：“京汉铁路罢工，长沙华实公司罢工……他们的结果表面上是失败的，但是他们的间接影响也是很大的，因为从此类罢工之后，各地的劳工团体加多，工人们愈有团结力并和资本阶级或军阀斗争的精神”〔20〕。此次罢工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预示着中国革命从此将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出现新的局面。对此，邓中夏说：“这个罢工显然为中国职工运动开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改良生活的经济斗争转变到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的阶段。”〔4〕

此后，铁路工人运动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一点，列宁早在1922年接见中国代表团时就曾富有远见地说过，他说：“铁路工人运动很重要的，在俄国革命中铁路工人起过重大作用，在未来的中国革命中，他们也一定会起同样的或者更大的作用”〔5〕。

三、马克思主义在早期中国铁路工人队伍中的传播对于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早期的中国铁路工人运动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对此，毛泽东曾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21〕。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早期中国铁路工人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导，推动了早期铁路工人运动的大发展；而早期中国铁路工人运动的客观实践又进一步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使全国的铁路工人乃至于其他产业工人在思想觉悟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而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真正结合起来，成为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指导思想。这一历史经验对于当前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具体说来，有如下几点：

1.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坚持理论与实践运动相结合

理论的担当者总是知识分子，而实践的担当者却是普通的人民群众。理论要想得到创新和发展，必须能够解决实践当中的现实问题；而实践要想取得成功，必须要有正确的理论作为指导，这就使得两者必然要结合起来。

早期的铁路工人运动作为一种实践运动，在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之前，总是以自发的、分散的经济斗争形式为主，而没有看到自身受压迫、受剥削的深层次原因，因而斗争即便偶有成功，也总是解决不了本质性的问题。随着马克思主义被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传播到国内，并逐渐与早期的铁路工人运动相结合，使得铁路工人的思想觉悟得到提升，铁路工人运动由此也日益发展成为自觉的、联合的政治斗争，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革命的发展。

鉴于以往的历史经验，现阶段我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也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前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人民群众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只有当人民群众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仅是高高在上的、形而上学的理论思想，而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工具时，才能真正发自内心的接受它，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做到大众化。

2.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时，针对不同的群体要使用不同的话语

马克思主义最先是在知识分子群体当中开始传播的。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才是救中国的良方，因而开始通过撰写文章向国内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首先在知识分子群体当中得到了传播。当时的中国文盲率很高，普通的工人几乎不识字，他们无法通过阅读报刊杂志了解先进的思想，但他们又是受压迫和剥削最深、最需要先进的理论作为指导来开展革命斗争的群体。一批富有远见的知识分子们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肩负起了把马克思主义带到工人运动中去这一时代赋予他们的使命。在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他们十分注重宣传的方式方法，会选择通俗易懂的话语与工人们进行交流。比如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教员很多都是南方人，不习惯使用北方的语言，而长辛店的铁路工人很多是北方人，因而交流起来比较困难，于是《工人周刊》的编辑宋天放就编了一本名为《应用京话词汇》的书，里面列举了许多词汇用语的转换，如：“店主人称掌柜的、当家的；乱说话为胡诌；乱行动为瞎闹；散步为溜达；话多为唠叨、罗嗦；不要为别(如别嚷、别闹)；烟酒不用称在理；洋车为胶皮等等”〔4〕。这本书被油印成多份，供南方来的教员随时翻阅，不久后他们便能说出北方工人能听懂的“蓝青官话”了。这样一来，工人们就感到亲切，也很容易接受他们所宣传的东西。此外，在平时讲课时，教员也尽量使用工人们能够理解的话语，“如讲工人最伟大，‘工’和‘人’两个字合起来就是个‘天’字，工人顶天立地，所以最伟大”〔5〕。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现阶段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让不同群体、不同身份、不同学历背景的人都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时，应该针对不同群体的人使用不同的话语，如针对学者要用学术话语来论述马克思主义，针对网民要用网络话语来表达马克思主义，针对普通大众要用生活话语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等。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要针对不同群体建立不用的话语体系，从而让人民大众意识到：原来马克思主义就在身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还可以如此表达，从而自觉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

3.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注重受众的参与和反馈

由于铁路工人在参与罢工斗争运动时所展现出来的革命斗争性强、传播信息速度快、社会影响力大、纪律严明便于组织等特点，使得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决定首先到铁路工人队伍中去传播马克思主义，从而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与铁路工人运动相结合。随着马克思主义在铁路工人队伍中的传播，越来越多的铁路工人在思想觉悟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各路纷纷开始成立工会，并在工会的领导下有组织有纪律地开展罢工运动，而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从而又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显然，这就是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双向互动的良性循环，使得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真正走向了结合，推动了中国革命走向成功。

现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应该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即一方面需要理论工作者通过理论宣传向人民大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用于指导其实践；另一方面又需要人民大众通过新的实践向理论工作者反馈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的具体效果，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发展。我们不能仅仅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普及，还要注重人民大众是否真正在使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以及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具体实践的实际效果如何。只有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人民大众的主体作用，注重人民大众的参与和反馈，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注释：

①目前学界对于这一段历史过程的研究主要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和铁路工人运动史两个视角：田子渝、李军林、张静如等学者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内容、路径、原因、意义等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如田子渝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综述》(刊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年第5期)，李军林《大众传媒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作用》(刊于《当代传播》2007年第5期)，张静如、齐卫平《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引进阶段》(刊于《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5期)等；宓汝成、沈以行、孙茂生等学者则主要从铁路工人运动的历史过程、“二七”大罢工的历史影响及意义、中国共产党与罢工运动的关系等角度研究铁路工人运动史，如宓汝成的《中华民国铁路史资料(1912～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沈以行的《工运史鸣辨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出版)、孙茂生、王建初的《中国工人运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等。

②河南军民两长致交通部电(1921年11月20日)刊于1921年11月25日的《新中州报》。转引自薛世孝《风雨中州战一场——一九二一年陇海铁路大罢工》，刊于《焦作矿业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44页。

③见1956年3月6日铁道部档案，转引自吴太伯《毛泽东早年考察长辛店工人夜校考》，刊于《北京党史》1990年5期63页。

④数据来源于定远《中国劳动界与铁路工人之调查》，刊于1923年《铁路协会会报》第130-13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