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寻源何许人也？他老家在河北涞源。上世纪初，基督教传入河北，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路崇德来到保定一带传教，姚家是当地较早的教众之一。正是这位路崇德把姚寻源带到了北京，送他进协和医学院学习。姚寻源也成为了协和早年毕业生中为数不多的寒门子弟。或许是因为出身农家，自幼贫寒，姚寻源虽然后来赴美留学，又做过国民政府卫生部门的官员，但一直很“接地气”，多次在偏远地区做过深入的社会调查。

前文提到的云南调查就是一例。当时，他参加了中央赈济委员会滇西边地考察团，此行历时49天，行程5000余里。当来到漾濞时，随处可见的“大脖子病”让姚寻源颇为震动，他在调查报告中写道，“漾濞县城甚小，车停时有64人围视，内有大脖子病者31人……漾濞出核桃甚多，一般意见以为食核桃多则生大脖子病，此纯无稽之谈”，真正的原因是缺碘。他估算，云南全省患大脖子病的约为20%— 25%，女子尤其严重，可能达到40%至50%，而山谷中的居民更是几乎无人幸免。姚寻源认为，最适宜的补碘方法是食盐内加碘，但向云南省当局建议多次也未见施行。次年，他开展了更为严谨的调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食盐加碘的工作。

在医学思想和卫生理念上，姚寻源受到兰安生很大影响。兰安生是美国传教士兰雅各之子，出生于宁波，在中国长到16岁才回美国读书，获得密歇根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后来又被派往中国。兰安生把卫生条件的改善视为国家和社会发展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他在中国推动卫生运动本土化，在协和创立了公共卫生及预防医学系，还开办了“北平市卫生局第一卫生事务所”。兰安生鼓励他的学生走到百姓生活中去，了解他们的疾苦，用医学知识参与国家和社会的建设。

1928年，兰安生结识了乡村建设运动的领导人晏阳初。次年，他就介绍了一位协和毕业生去河北定县，协助晏阳初推行乡村公共卫生建设。这位学生就是姚寻源。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视姚寻源为兰安生在中国的“开山大弟子”吧。1939年，兰安生离开中国，前往印度继续自己的卫生事业。1962年，兰安生去世，美国公共卫生协会医疗部为他立的纪念碑上写着：“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如同灯塔一般，以远见、力量、沟通和领导的才能，致力于增进人类福祉的永恒事业，为中国、印度、欧洲、美国——乃至为全世界提供和改进了卫生服务的方式。”

实际上，在没有兰安生的日子里，姚寻源们也一直践行着兰氏和协和教给他们的理念和精神。作为一个实干家，姚寻源留给我们的文献并不多，受到的关注也少。今天我们能看到最多的是他关于各地公共卫生情况的调查报告和工作报告。

1935年，作为江宁县卫生工作的顾问，姚寻源发表了《江苏江宁自治实验县的卫生实验工作》，他认为，一个现代国家，政府应重视保障民眾的健康。而中国的农民很多，民族要复兴，首先要复兴农村，农村卫生又是当务之急，最好的办法是由政府负责，实行免费而安全的“公医制度”，同时尤其应注重预防，通过国家买单，“使人们得到免费治疗及预防服务”。

姚寻源的工作履历包括在西北、西南省份担任卫生行政机构的官员或医学院校的校长。特别是抗战爆发后，随着国家开发和建设重心西移，姚寻源更是力于推动西北、西南地区的卫生机构建设。除了前面提到的对云南卫生状况的科学调查外，他还参与到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运动之中，曾随罗家伦考察西北，并在西北诸省任职，提出了设立防疫机构、培训当地卫生人员，以及建设级级过问、层层负责的“卫生网”等建议。

以宁夏而论，当时在姚寻源领导下的工作者回忆，上世纪30年代宁夏的卫生状况极差，臭水坑到处可见，人们的个人卫生意识淡薄，肺结核、伤害、脑炎、肝炎、猩红热、白喉等疾病蔓延流行。于是，姚寻源率领的这批现代医学传播者，像当年兰安生在协和倡导的那样，背起药箱，走街串巷，登门造访，出诊送药，还开办了新式医药卫生学校，一方面培训医学人才，一方面在各县逐步建立起卫生院和保健所。

应该说，由于当年的政治环境和历史条件，姚寻源的许多设想只停留于设想，他的抱负和事业也施展有限。今天，我们回顾姚寻源的人生，特别是重读他当年写下的那些或长或短的考察报告，会发现报告中满满的全是“干货”，虽然具体内容早已时过境迁，但不喊口号，不作夸饰，言简意赅、实事求是的文风依然令人动容。我想，目光向下、脚踏实地，有一说一，务求实效，正是一个学者最基本的操守。而这种以一己之点滴努力换取社会进步的做法，应该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