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贾平凹是一位致力于反映社会现实的当代作家。他的长篇小说《高兴》塑造了乐观向上的进城者形象，这是对以往的底层书写的一种超越。刘高兴是一个善于苦中作乐的“拾荒者”，极力突破乡下人在城市的边缘化身份。但是，对城市单方面的自我身份认同并没有改变高兴的尴尬处境，他的积极乐观也找不到一个精神支撑点。

关键词：《高兴》 自我身份认同 精神皈依 符号化

近年来，更多的作家关注到了底层生活的苦难，他们执着于暴露底层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作家们的叙事的重心大都停留在放大这种“苦”上。当然，底层的苦难叙述表现了作家们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而且给在消费主义影响下日益狭窄化、娱乐化的当代文学提供了自我救赎的有效途径。[1]但这不仅使底层叙述的方式单一、人物形象千篇一律，作品的大悲大苦很难让读者平视底层的生活。贾平凹的《高兴》为底层叙事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向，表现了小人物的生命力量，主人公刘高兴一反底层的悲苦气质，在尴尬的身份处境中乐观前行。刘高兴过分理想主义的乐观中，却也透露出了贾平凹对底层生活的不熟悉。

一.单方面的自我身份认同

八九十年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动社会状况的改善，人们不能同时受益，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不能有效衔接，于是出现了社会断裂。断裂的社会中出现了只对一部分人有利的改革机制，而另一部分人，则成了“弱势群体”。现代化进程中，进城务工的乡下人在城市自然也就成了“边缘人”，他们想要在城市求得立足之地也就难上加难。刘高兴以一个“拾荒者”的身份在西安打工，他单方面的确认了自己城市主人的位置，并引导自己应对自我精神危机。

刘高兴是一个努力向现代化的都市意识形态努力靠近的进城务工者。小说用大量的笔墨描写高兴对城市的心理认同，暗示自己喜欢西安。“在城里拾破烂也是城里人！”成了他在西安生活下去的信条。高兴从精神上说服自己是城里人，这样才有自信面临城市的种种困境，并逐渐实现自己的“城市梦”。他处处观察城里人的行为方式，并向他们学习。五富帮一家商店进货却错把香肠当成了胡萝卜放进了菜筐里，遭到了店家的怀疑。高兴劝诫五富“以后多拿眼看着，少说话！”。高兴对城市文明方式领悟非常快，不断纠正五富、黄八的“无知”，其实是对现代城市的完全认同。刘高兴甚至具有一个知识分子的眼光，他早就意识到城里人和乡下人的差别并不在于只会上而在于见多识广，他需要这些见识。[2]105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种关于乡下人是否“愚”的论述，仿佛早已被刘高兴熟知。他极力避免了乡下人在城市遇到的知识问题，以至于很多西安人都认为他收破烂是为了体验生活。刘高兴似乎天然的了解都市生活的法则，有时处理问题的方式是一个城里人也难以企及的，帮助五富说服门卫、帮小保姆翠花讨回公道，这些都表现了他比普通人更多的智慧。

即使高兴的行为比一个城里人更像一个城里人，還是遭遇了城市的冷遇。刘高兴所做的几件大事似乎可以使他的境况改变，但一个小小的拾荒者的高尚在西安波澜不惊。高兴在去锁骨菩萨塔的路上发生了他在西安城里最值得炫耀的事。他见义勇为，帮助警察抓到了撞了小孩准备逃逸的司机，这件事还登了报。瘦猴知道后，道出了刘高兴城市梦背后的悲剧，“刘高兴呀刘高兴，你爱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却不爱你么！”。作为一个外来拾荒者，如果刘高兴死在街头，没有医院的证明，连他想要在城市火化都变成了做梦。

进城务工的乡下人主动迎合现代化进程的话语方式并付诸实践，也无法在城市中获得立足之地。刘高兴虽然把城市价值观放在主体地位，但是他从中并没有得到精神慰藉，带给他温暖的是乡村同伴。

二.潜在的精神皈依——乡村

高兴在行为和心理上有很多的自我引导，但他的精神故乡依旧是乡村。在城市呆了很久，高兴最亲密的同伴依旧是他的家乡人五副、黄八等人。哪怕是已经稍稍融入城市的韩大包、瘦猴，他都没办法走得太近。在这个陌生的城市给高兴安全感的还是这些最底层的乡村人。从高兴的内心来说，他主动选择了乡村的底层人，和他们在城市互相扶持。他上想要和城里人亲近，但又怨恨城里人的种种态度。他和城市依旧是疏离的，能够带给他精神慰藉的是乡村同伴。

边缘人无法在城市找到位置，潜意识里带给他们归属感的是乡村。高兴充当的底层在城市的精神领导者，但他也常常也不自己觉的跟随黄八陷入到对城市的抱怨中。五富思念家乡、思念老婆，这在高兴眼里都是可爱的，而城里人韦达在他眼里终究是虚伪的。高兴孜孜不倦的教导五富、黄八、石热闹以平和的心态去接受西安，又时时站在他们的角度上思考问题。在他眼里这些游离于城市最底层的乡村人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就连杏胡的骂声都让他感受到了清风镇的温暖。剩楼的邻居们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捐钱帮助，他们的生活其乐融融，乡村的邻里情蔓延在这破败的小楼里。小说的开头和最后都在讲述高兴费尽周折想要把五富的尸体送回清风镇，这是一种执念。和五富一样，在高兴的内心，清风镇才是他们的家。

就连高兴的梦中情人孟夷纯也并不是一个城里人。她拥有城里人的外貌，却是个苦命的乡下女子。孟夷纯符合刘高兴对女人的所有想象，可她是个妓女，这对刘高兴来说简直是一个晴天霹雳。后来高兴想通了，“她和我应该是一路人，生活得都煎熬，但心性高傲”。[2]他不喜欢乡村的大骨脚女人，而喜欢孟夷纯这样拥有城市梦的美丽女人。他们都生活在城市底层，从事着最边缘的职业。正是有着这样的共同点，刘高兴才能和孟夷纯产生了爱情。平常走在路上他看到抱着哈巴狗的美丽女人是不敢靠近的，而孟夷纯却鬼使神差地闯入了他的生活。无论是友情还是爱情，高兴都不自觉的选择了乡下人。

进城者刘高兴给自己划定了条条框框去做一个真正的城里人，杜绝自己想要回乡的念头。他漂泊在冰冷的钢筋水泥之间却找不到一处自己的栖息地，才会不时露出乡村带给他的归属感。但是作家却斩断了刘高兴与家乡的精神依恋，这就使这个人物符号化了。

三.符号化的乐观主义者

乐观上进的高兴，其实是作家想象中的一个符号化的人物。高兴的原型刘书祯对故乡是充满眷恋的，只是他能够在城乡奔波之中、在新的变化中保持老农民的处世哲学。他兴奋地向贾平凹讲述村里近些年发生的事，“苦瓜不苦那还叫苦瓜？”，这是几千年几点下来的农民的生命哲学。在小说中，刘高兴未在城市立足却一心一意要扎根于城市，就已完全斩断回乡的念头，农民对城市化进程的认同和主动融入。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工与乡村的精神联系是很密切的。作家执着于描写刘高兴异于普通底层的乐观品质，淡化了刘高兴作为一个乡下人的精神依恋。聪明的高兴现代都市的特征了解也并不深入，想要完全融入是很困难的。

缺少一个回乡梦的支撑，围绕着支离破碎的城市梦，高兴对城市的热情会渐渐被现实磨掉。小说对高兴的家世介绍的很少，他出场仿佛就是个无根的人。五富又笨又老实都娶到了老婆，而高兴在家乡高兴穷到连一个大脚趾的媳妇儿都娶不到，还为盖房卖了自己的肾。这样一个穷苦的乡下人到了西安却能面面俱到。为突出高兴的积极乐观的心态，作家有意隐去这些内在的联系，使高兴的行为充满了矛盾。仅凭乐观向上作为高兴追逐城市梦的动力，读起来虽活灵活现，却不够丰满有力。

高兴的处世哲学并不能让他在城市获得立足之地。表面上谙熟城市生存规则的高兴却没有认识到现代都市的本质特征。“現代化进程中，彼此并不相识的人，密集地共处一个空间，但却不打招呼，不攀谈，每个人都只顾自己前行。”人们注重效率、人情冷漠，这是现代都市的显著特征。[3]刘高兴纠结于城市人对他的冷漠、见面不打招呼，认为这是城市人对他的歧视。但是他所遭受的冷遇并不是城市特别针对农民工的，原有的城市底层同样有这样的遭遇。高兴不喜欢韩大宝、瘦猴的生意经，更厌恶韦达的商业性，这都证明他没有认识到现代都市快节奏的经济运行模式。高兴的城市生活规划也至少要做到韩大宝那样才能实现，显然对于他来说这种转变是困难的。乐观向上自我引导并没有使他获得真正的自信，他依然在仰望城市。

四.结语

中国现代文学中，作家也多表现城市与乡村的隔阂，如沈从文、废名等都极力歌颂乡村的美好人性，批判城市化进程。当代作家很多都延续了这一传统，最大程度的表现城乡差距以及城乡人们的隔阂。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农民工通过自己的努力扎根于城市，真正成为了一个城里人。表现这一题材的作品并不多，贾平凹笔下的刘高兴，虽然乐观向上，仍然是个想要做城里人而不得的悲剧人物。作家对高兴的人生态度充满了希望，却对高兴的前途表现出了失望。他虽为底层表述提供了新的方式，但仍然是站在知识分子的角度在审视底层的生活。

参考文献

[1]唐晴川.从贾平凹的《高兴》看底层文学写作[J].当代文坛，2010（4）：99-101.

[2]贾平凹.高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1-200.

[3]瓦尔特·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1-88.

（作者介绍：时雪丽，郑州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