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建明 熊志航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并要“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其中，完全实现不敢腐是关键的第一步。

过去五年多，在反腐败工作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绩是“初步实现”了“不敢腐的目标”。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还有“腐败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的评价，即“腐败增量得到明显遏制”。 对照理想的状态，实现不敢腐，我们还存在或多或少的差距。

惩治腐败的纪法和行动应该更严

党的十八大之后，全国人大通过《刑法修正案（九）》，对我国反腐败刑法理念作出重大调整，随后“两高”据此通过了司法解释，对反腐败刑法条款进行了修改。党纪条例也进行了重大的修改。但是，我国反腐败法律和纪律还存在一些改进空间。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腐败定义仍然主要局限于公共权力，而不是扩展到委托权力。局限于公权力，就可能使得大量的非公权力的腐败得不到应有的惩处。

在对腐败犯罪的惩处上重自由刑而轻财产刑。这导致对腐败犯罪分子的惩罚难以达到“得不偿失”的程度。越是数额巨大的腐败，这种偏差往往越严重。

在对贿赂犯罪的惩戒上，重受贿而轻行贿。这是一个老问题。实际执法中这种偏差有可能进一步放大。正因为如此，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正确的原则当然是“受贿行贿同罪”。在该原则下，在具体个案上，再根据受贿和行贿的具体性质及情节来决定实际的惩戒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