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雪

从个税，说到底是平衡社会阶层的收入杠杆，既要能劫富，又要能济贫。民间广泛提议到寫入政府工作报告，新一轮提高个税起征点的靴子，或将落地。丁磊“晒”了员工账单，董明珠算了家庭教育账，“七年未改”的个税，在壮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中，有了新的“税收焦虑”，焦点指向公众收入及生活水平。

专家指出，中国个税改革，放在全球化经济背景之下，探究一二，方可看得清，走得远。

美国纽约，JamesA.Farley邮局内，当地居民Ricardo Romero在自己的报税表上签名，准备邮寄。

个税真能“劫富济贫”？

在世界各国几乎都被视为“良税”的个人所得税，至今已走过200年“千秋岁月”，其“良”在何处，书面作答为调节个人收入、缩小贫富差距、维持社会公平；简言之，“劫富济贫”。国外学者还为它取了一个特别的名字——罗宾汉税。罗宾汉，这位在西方象征着公平正义的“扶贫英雄”，拿来命名“个税”，看起来并不违和。

然而，早期英美征收个税的“第一要义”并非劫富济贫，而是筹措战争资金。据史料记载，1799年的英国，首次出现个人所得税，当时，正值独立战争的第二阶段，英法战争消耗巨大，高收入群体便承担起了“交纳个税”的先头兵。1802年，个税随战争结束而废止，之后开征、停征反反复复，直到1874年才稳定下来；而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北方政府资金短缺，林肯意识到如果不向纳税人征税，军费就难以为继，10%的税率才真正开始实施。显然，这也是战时不得已的选择。

相较于国外，早期中国个人所得税有其“国情特色”使然。直到1950年1月，国务院颁布全国政务实施要则，提出开征14个税种，其中就包含了个人所得税。虽然仅限于“提出”，没有实施，但从那时起，“中国个税”懵懂的探索阶段正式启程。

“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背景下，整个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国有企业上缴利润，及货物和劳务税收收入，个税并不在其列。”长平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王长勇告诉《新民周刊》，由于当时大众对“个税”的认知，被定义为资产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一种手段，再加上，个人收入来源比较单一、收入差距不大，个税真正被重视且摆到“台面”开征，仍是这个关键时间点——1980年。

自1980年起，中国个税经历了七次大修，尽管众多专家学者宣称其“顺潮流而动”，但在起征点、专项扣除、分类还是综合征税等问题上，仍未找到一个令征纳双方都满意的“万全之策”。“个税，说到底是平衡社会阶层的收入杠杆，既要能劫富，又要能济贫。”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强调，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如果财富不变，全民生活质量提高，就必须“富人补贴穷人”，但，作为个体的富人，并无义务主动补贴，此时，就要借助政府的转移支付功能来完成这一提升社会整体福利的过程。

不难看出，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在开征个人所得税之初，主要征税对象都是高收入群体。“在美国工薪阶级承当着5%的税负压力，10%的富人贡献着60%以上的个人所得税比重，而最富有的1%的富豪则承当超过30%的联邦税负。”聂日明指出，美国年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上的群体所缴纳的税款，每年占美国全部个人税收总额的60%，是美国税收的重要来源。

而将“高收入人群”设定为纳税主力，在全球大致相同。2013年，法国将富人税率提高至75%，致众多富人纷纷“出逃”；日本安倍政府也拟将富人最高税率从目前的40%上调至45%；据世界经合组织（OECD）的资料显示，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占国家税收总额平均比重达51%。美国根据个人收入“区别对待”，对高收入者多收税，对低收入者少收税甚至不收税，已成为“劫富济贫”的常规玩法。

“美国个税规定相当复杂，将各种来源各种类型收入统合在一起，采用一个税率，以家庭为单位综合征收，不仅考虑个人的实际收入，还十分重视家庭其他成员尤其是儿童的因素。”王长勇表示，美国公民有自由选择申报何种税的权利，但在中国由于“分类征收”无法全面衡量纳税能力的弊端，目前还很难做到公平税负、合理负担。

中美制度的截然不同，很容易导致“劫富济贫”在中国“水土不服”。富人与穷人如何划分、灰色收入及隐形福利如何把握、“劫富”之后又该怎么“济贫”？都需要一套详尽的方法论在中国落地。“如果目的没讲清楚，又做不到，那就尽量税率低一点。”聂日明坦言。

个税其实就是“工薪税”，他们中的“交税主力军”，是整个社会阶层流动较快且压力最大的一群人。统计局数据显示，先富起来的20%的有钱人贡献的赋税不足10%，而多数中低收入者却承担着60%甚至更多的赋税。而对于“工薪族”里的“智慧担当”，比如IT行业、金融行业，想要敦促他们引领中国创新“独占鳌头”，就要在税改上“下功夫”，否则不利于中国未来创新。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朱为群教授则认为，不应该简单地把个税放在“贫富层面”来看待。“富人和穷人的概念是相对的，在不同参照物眼里，年收入100万仍可能是一个穷人。”单纯把个税看作一个“劫富济贫”的手段，无形中会把“不和平因素”带入进来，形成对立关系，很容易向“自说自话”“互不团结”的社会割裂中走去。所以，在第七次个税改革“敲定”之前，我们应该找出一个既善待穷人，也能善待富人的税收制度。

38年“富裕史”仍很初级

有人说，一部个税起征点的调整史，就是一部中国人“富起来”的历史。细细思量，这句话有些“本末倒置”，如果没有国民收入的提高，哪里来的个税增加。朱为群教授认为，与其说，这是一部“国民富裕史”，不如说是一部“文明进步史”，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历史。

纵观中国38年的个税调整史，历经七次修正，起征点由800元到3500元，虽取得一定成就，但“双主体”税制结构模式仍处于“跛足”状态。基本上只在征税项目、免征额的增减上做文章，真正涉及税制核心问题上，却鲜有实质性突破与探索。

1980年，改革开放伊始，个人所得税起步，当时费用扣除额标准是800元。征税内容包括工资、薪金所得、经营所得以及其他各类规定的收入和报酬。至于这个标准怎么来的，并未经过论证，而是模仿国外。

“职工平均工资64元，部长工资才300元，收入能达到800元的人，可以说凤毛麟角，真正交得起税的是在华工作的外籍人士，因此国家一年个税收入仅为500万元。”长平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王长勇回忆到，当时国内对税改处于“零基础”，连税率都模仿国外标准，比如，欧洲国家是60%，中国就搞了45%。“这个税率表是计划经济背景下的意识形态产物，并未将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考虑进去。”

个税雏形制度实施后的第六年，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国民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国务院开始针对本国公民个人收入，统一征收个税，纳税扣除额标准调整为400元，而外籍人士的800元扣除标准仍未改变，内外双轨的标准产生。到了1993年，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内外重新统一，国内公民正式开始交个税，但月薪能达到800元的也不过1%上下。但到了2004年，60%的人月薪达到800元以上，至此，借改革开放的“东风”，个税改革驶入快车道。

“90年代，我们专门到美国取经，美国整体虽是综合征收，但它对免税抵扣的设定很复杂，比如，基本生活费用、赡养费用、成果费用及福利津贴，是从个税基数中扣除掉的。”王长勇表示，中国并没有全部照搬，而是采取了“不完全扣除”政策。“2005年，城镇居民月均收入874元，个税起征点第一次从800元调整至1600元。但衡量了国家财政收入情况，在实际操作上，基本生活费扣除不足，养老、育儿压根没考虑，只是在起征点里，有个赡养系数把它统一平均化考虑了。”

即便制度并不“完美”，但此后的中国个税，顺应居民收入攀升的大潮，分别在2007年、2011年进行了密集调整，起征点分别为2000元和3500元。纵观三十年，个税起征点从800元一路提高到3500元，年缴纳额度从2005年的2094.91亿元增长至11966亿元，纳税人从9000多万人减少N_3000多万人。尽管，今天的中国经济格局，社会结构根本变化、经济发展迅猛，物价上涨迅速，但起征点一直没有变过。

换句话说，中国个税，只在旧版本上修修补补，距离真正改革还有相当长的距离。据财政部统计，2017年个人所得税同比增18.6‰个税增速连年跑赢人均收入增长，这一方面说明更多中国人富起来了，个税税基不断扩大，同时也在提示：要实现调节收入的初衷，个税税制应该与时俱进。

中国人大网站显示，自6月29日个税修正案征求意见起，一个月来共收到意见数超过13万条。除了提高被称为“个税起征点”的“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外，主要内容还包括：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和特许权使用费等四项劳动性所得首次实行综合征税；首次增加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专项附加扣除等。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分析称，这次改革最大意义不在于起征点提高多少，而在于个人所得税征收模式的转变。“始于1980年的分类征收模式，近四十年未变，这一次把工资、劳务、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合并在一起，有助于解决不同收入群体在征税过程中纵向、横向不平衡问题，迈出了历史跨越性的一步。”

简单为“上策”

然而，在税改未落定之前，大家关注的焦点可行性，还需反复讨论推敲。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杜莉教授提醒，综合征税在中国个税历史上有过探索。1986年9月，就曾将工资薪金，劳务报酬，承包、转包收入以及财产租赁收入合并为综合收入实行累进课税。“当时没有坚持，自然是遇到问题了，纳税人收入分散，综合计税征管上困难很大。今天的技术手段相比1986年已经改善很多了，但是不是当年的问题就能有效解决了？”

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则表示，目前实行综合税制条件成熟，可以参考我国台湾经验，未来设计几种缴税表格，让纳税人按照不同情况选择填写。“台湾综合税制应用已经很成熟。从分类转向综合需要积极推进，否则综合税制改革遥遥无期。”

聂日明表示，虽然综合征收是有益的尝试，但也应避免加重纳税人负担，应警惕国外“会计师充分就业法案”的前车之鉴，避免将多种收入纳入到综合征收并且辅以专项附加扣除。因此，合并后一定要规定标准，哪些收入以什么形式收进来，毕竟收税也需要成本，自查自纠不现实，以中国的现状而言，简单化为“上策”。“复杂容易有漏洞可钻，如果按照房产合并收税，有人会离婚，如果像英国按照窗户收钱，那就会有人盖房子不造窗。”聂日明分析，综合对峙，最终可能改变人的行为，对人的伦理造成冲击。

另外，个税起征点、边际税率、专项费用扣除等，都是此次个税法修正人们关注的重点。有财经媒体统计分析，在个税收入结构中，工资、薪金所得占比，2014年为65.3%。大部分人的主要收入来源，恐怕还是工资薪金等非财产性收入。“起征点很关键，2011年时3500元，相当于现在的7000元，因此，如果税率不下降，起征点应该提高，才能在工薪阶层迎来范围更大、实惠更多的个税抵扣。”聂日明分析。

当然，个税改革，不应仅仅停留在个税一个方面，而是要放在全球化背景下分析，王长勇告诉《新民周刊》，“目前，全球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商品经济转为创新经濟，知识产权也上升到全球保护层面，宏观趋势的变化，就要求我们必须搞清楚竞争对手在做什么，切勿只守着自己的账本，闭门造车。”

据了解，世界各国的个税制度比较复杂，有综合税制（美国）、累进税制（印度）、单一税制（俄罗斯）、分类综合税制（德国）等。有高福利、高个税的国家，比如：丹麦56.4%，芬兰54.25%；也有免税国家，比如：百慕大、卡塔尔、科威特。

虽说国情不同，但国外经验也可“拿来主义”。比如，英国个人所得税的计税依据是“应税所得”，是指所得税分类表规定的各种源泉所得，扣除必要费用后加以汇总，再统一扣除生计费用后的余额。包括：基础扣除、抚养扣除、劳动所得扣除、老年人扣除、病残者扣除等。这些扣除项目的金额，按法律规定，每年随物价指数进行调整。从2008年4月起，英国政府宣布，将个人所得税基本税率从22%减至20%，为75年来的最低点。

德国采用的是分类综合所得税制，将应税所得分为7种，其他部分不必纳税。以家庭为单位，由纳税人进行纳税申报，并负法律责任，从而降低逃税漏税的概率；日本《所得税法》规定，纳税者的个人所得税都是规定税率，对于日本境内居住者而言，除固定的工资收入外，稿费、投资分红、受赠、继承、土地和房屋出租等，所有收入都必须纳税。许多日本人尽管年收入相同，但如果抚养子女、需赡养老人的数量不同，需交纳的所得税税款也大为不同。

而一直被國际社会公认拥有比较完善税制的美国，在去年12月2日，迎来了美国自1861年实行以来，30多年来对税法的最大改革，特朗普把个税最高税率从39%下调至25%，部分美国人将享受到“零税收”。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上调至12000美元。有学者称，特朗普将开启自里根时代以来最大的一场减税潮。

据布鲁金斯税收政策中心，该方案将在10年期间减税11.98万亿美元，美国GDP将增长11%，薪资增长6.5%，还能创造530万个就业岗位。这一税改，显然对美国经济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但站在全球视角，美国市场的税负降低，如果其他国家不变，逐利的资本自然会选择成本更低的市场进行投资，其他国家就会面临资本流失，投资降低，进而就业面临压力的问题。“这场美国税改影响很大，也在倒逼中国紧跟潮流步伐。”朱为群教授表示。

对于中国个税的未来发展方向，众多专家学者也发表了各自观点。王长勇表示，“美国正往更简化的方向调整，个税说到底，不该承担过多的功能，想在一个点上解决所有的事情，几乎是不可能的。”朱为群教授赞同此观点，中国第七次税改从简单到复杂是必经阶段，未来大方向仍是简单化。

在个税调节收入方面，聂日明支招：

“就中国而言，站在财政收支层面，调节收入差距，支出环节比收入环节效率可能更高，界定也更容易。”

“在中国税改制度上，有些学者爱讲求差异化，中国的家庭人口就是421，假如一个制度把80%的人解决了，其余20%就不必再去指定一个特别复杂的方式，这是一个绩效和制度的问题。”王长勇说，按照统计学方差原理，如果三个月就业人员增加十万人，审核人员在每人身上花费半小时，填表时间两到三天，收税成本增加不说，到最后，简单与复杂制度的扣除结果，其实相差无几。

简单为“上策”，这是未来中国个税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