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航

郁达夫是“创造社”浪漫主义抒情派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也是对中国现代都市文学作出特别贡献的作家。他一生中多次在杭州、上海与北京等地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些都市也成为他文学生命的重要精神来源。值得注意的是，郁达夫的都市文学创作或直接或间接地呈现出“反智主义”倾向，使得他的都市文学世界充满了多元性与复杂性。

“反智主义”得名于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的著作《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根据学者余英时的观点，“反智主义”并不是一种理论或学说，而是一种对待智识的态度。它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反智性”，即认为智性及由此生发的学识阻碍人的发展，不利于健全人格人性的养成，因而反对之；二是“反知识分子”，即认为接受了智识教育的知识分子虚伪、造作，束缚了天性的自由发展，因而反对之。由此可见，“反智主义”的产生是与人的觉醒、个性解放的“五四”精神相契合的。

郁达夫都市小说中的“反智主义”

1、“反智”与“忏悔”

郁达夫的都市小说多集中1921年泰东图书局出版的《沉沦》短篇集以及后续的《春风沉醉的晚上》《迷羊》等中短篇小说中。小说的主人公多为异地求学的中国学生或留日归国的知识分子，弱国子民的身份加上追求爱情而不得的经历，生活困窘的郁达夫便以“自叙传”的手法，站在“反智主义”思想的高度抒发了一个个知识青年的心灵独白。他们或沉沦自殇，感时伤世；或为劳动人民所激励，忏悔“智识无用”，走向大众。郁达夫在嘲弄中揭示了彼时知识分子的灵魂与追求。

1921年郁达夫发表《沉沦》，塑造的“零余者”形象揭开了自叙传小说的序幕，也开始了“反智主义”的批判之路。《沉沦》以第三人称“他”的口吻写一个留日学生的求学生活，着重刻画了他一步步走向沉沦，走向死亡的人生轨迹。小说开篇即奠定“沉沦”的基调：“他近来觉得孤冷得可怜。”他是一位从家乡远赴日本求学的知识分子，热爱诗歌，经常“捧着本六寸长的诗集，在那里缓缓独步，”然后不知为何缘故“他的眼睛里就涌出了两行清泪来”。举手投足之间，他的身上显示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感时忧世、多愁善感来。就是这样一位自命清高、颇有些学识的读书人，作者竟将其塑造成一位自卑懦弱、虚伪苟且而又向往女色淫欲的假道学。他预科结业以后，为了“N市是日本产美人的地方”这样荒诞的理由而前往读书。他遇见女同学娇声高笑，心里“又惊又羞”，为弱国子民不配拥有爱情而自怜自殇；渐渐地，他变得异常敏感，自卑，对爱情与肉欲的过度渴望与对渴望的过度压抑使得他动了邪念，走上邪途。他自慰，偷窥主人女儿洗澡，不怀好意地撞见男女偷情。最后，在自责、悔恨与屈辱之中，他的生命走向尽头。这样一个怀着强国理想与进步要求的青年知识分子，本应当是积极奋进、学成报国的正面形象，小说却为其设置投河自杀的荒诞结局。由此可见，作者对这样一个肩负着振兴中华、传承文明伟大重任的传统知识分子持道德剖析、精神质疑的态度，以一种嘲弄略带荒诞的笔法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思。这是对知识分子的反思，更是对“智识”的反抗。

1923年郁达夫发表《春风沉醉的晚上》以更加直露的方式表现了“反智主义”倾向。《春风沉醉的晚上》以上海租界的都市景观为背景，叙述了落魄文人“我”与同寓者——烟厂女工陈二妹之间发生的故事。“我”是一位刚失业搬到贫民区的知识分子，整天无所事事，靠翻译书稿艰难度日。她是N烟厂日夜操劳、被资本家剥夺甚至欺辱的弱小女子。偶然的机遇使得两人相互同情，颇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不同的是，“我”作为有些学识与才华的读书人，竟怯懦懒散，受人欺辱而自怜自殇，在“无可奈何，春风沉醉的晚上在外各处乱走，走到天将明的时候才回家里”。甚至，让勤劳善良的女工误以为“我在做什么不法的勾当”。对比之下，女工则充满了光明面与闪光点：她善良，勤快，用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每月一个钟头也不休息”，为的是更好地改善生活，追求进步。她懂礼貌，待人和善，主动关心“我”，建议我去“找些事做”。可以说，她正是作者用爱与光明所刻意塑造的正面人物，是作者对改革社会、强大祖国所寄予的殷切希望。在结尾，“我”被女工淳樸的精神所感染，对自己的过去悔恨万千，并决心“戒烟”，开始往好的方面改变。因此，作者从“反智主义”视点出发，对以“我”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与“智性”做自我解剖，进行深刻的灵魂反省。对以“女工”为代表的劳动妇女致以最真诚的赞美，对底层劳苦大众表示同情，同时预示了无产阶级力量的蓬勃壮大。这正是郁达夫“反智主义”在思想层面上更进一步的表现。

2、“反智”外衣隐藏下的反抗与革命

郁达夫的都市小说表现出的“反智主义”倾向，除表层的对知识分子与智性表达嘲弄外，实际上有着较为深刻而复杂的内涵。一方面是借以建造反抗封建专制束缚、追求个性解放、人性健全发展的战斗堡垒；另一方面是接受无产阶级思潮影响，到底层去，到民间去，用劳动和智慧壮大祖国的爱国主义思想。从这一层看，郁达夫的“反智主义”本质上是“扬智”的。

首先，郁达夫都市小说的“反智主义”并不是要从根本上否定“智识”，反对知识分子，而是借助“反智主义”这一思想武器，向压迫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宣战，向压迫人性发展、把有为青年残害为变态异端的旧思想挑战。1921年郁达夫出版短篇小说集《沉沦》，以“反智主义”的视点刻画了一系列因压抑自我、猥琐懦弱而走向毁灭的知识分子形象，因“惊人的取材与大胆的描写”而被冠之以“颓废派”“色情小说”的称号。事实上，正如郑伯奇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所说：“《沉沦》《银灰色的死》《南迁》三篇只是特别环境中的一个青年的生活记录。在当时作者中，是一个惊异。”这个“惊异”正是郁达夫借助“反智主义”外衣想要达到的启蒙效果。数千年来，千千万万个“于质夫们”挣扎在“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理学束缚中，他们渴望真诚纯洁的爱，渴望人性的美，渴望尊严、道德、品行的自由发展，以及心中的苦闷得到合理的宣泄。在“五四”“反对旧道德，倡导新道德”的口号之下，郁达夫的“自叙传”系列小说所蕴含的“反智主义”正是为配合思想解放、“人”的觉醒而兴发，这是新文学运动“人的发现”的重要组成部分。郑伯奇说：“这不仅是一种痛苦的发泄，更是反抗的精神和破坏的情绪。”因此，郁达夫借“反智主义”推动发现觉醒后的“自我”，摆脱了旧时代旧思想的愚昧，焕发出反抗的强力。

并且，郁达夫都市小说中的“反智主义”，具有明确的民本意识和无产阶级进步思想，同步反映出文学革命时期所倡导的大众文学的态势。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由于受俄国民粹主义的影响，“劳工神圣”“到底层去”的朴素口号就已经广为流行，影响到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的“反智主义”思想。1919年陈独秀在《错误的教育》说：“念书人是什么东西，还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无用而又不安生的一种社会的蠢民吗？”可以看出，在早期无产阶级思想传播阶段，“反智主义”以及与此相对的大众化、平民化思想得到推崇。郁达夫《银灰色的死》中就有对酒馆侍女美丽、善良朴素情感的赞美，而对知识分子“他”充满了嘲弄与消解；《迟桂花》中友人的妹妹莲是一位大字不识的普通农村妇女，她命运不幸，但是作者却以欣赏的眼睛发现她身上许多的闪光点：善良，友爱，率真自然，没有文化却心思缜密，识大体，“那特有的一脸微笑，在知识分子之外还不得添一种情的成分上去，于书的趣味之上更要兼一层人的风韵在里头。”而作为学富五车的“我”却稍显卑琐，最终在她纯洁感染之下，“我的心地开朗了，欲情也净化了”。《薄奠》更是直接以底层人力车夫为主人公，写他勤恳拉车养活家庭、真诚无私而又肯吃苦的精神，让身为读书人的“我”为之敬重，不由得感叹“劳动人民最伟大。” 因此，郁达夫的“反智主义”事实上是具有同情劳动人民的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进步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这种阶级意识也是作者改造社会、改变中国现状的爱国主义思想的体现。

3、郁达夫“反智主义”倾向的本质

“反智主义”虽作为外来词语，事实上并不完全是西方的“舶来品”。中国本土文化资源中本来就有“反智主义”传统。中国几千年的小农社会本质上对精英文化、科学理性持质疑态度，而倡导的则是经验主义、大众文化这一条路子。特别是道家、法家思想摧残智性或压制知识分子尤为昌盛。近代以来以康梁为代表的“改良派”从精英文化改造的角度启蒙民众失败后，底层人们对精英群体及其代表的“智識”更加鄙夷。由此，知识分子、智性及其代表的价值准则，关于改造社会、启蒙民智的理想皆被抛弃。而这一切，是从丢弃、嘲弄知识分子的理想开始的，于是也便有了那么多的“于质夫”荒诞的故事。

从本质上说，郁达夫的“反智主义”是其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种自疑或自我解剖，是基于现代性的批判意识而进行的自我拷问。这种解剖，表现在小说里便是以“于质夫们”为代表的“零余者”的隐晦暗示。显然，作者一方面有着自己留学日本的精神创伤，另一方面回国之后目睹旧中国破败的现状，又深感知识分子的软弱无力，因此借用“反智主义”践行自己的启蒙理想与救国壮志，其实质是郁达夫借反智的外衣来凸显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

郁达夫“反智主义”在当下

今天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上海、广州、北京等超大都市不断吸引着一代代青年人离开乡土，进入都市。在乡土与都市两种文化对峙下的今天，“反智主义”思想甚是活跃，并逐步演变成在乡村地区流行的“读书无用论”潮流。受城乡环境、社会风气等多种因素影响，知识无用、反教育等思想暗流更引起了社会对精英教育与平民教育乃至阶级固化等问题的关注。

在城市化进程中，乡村作为复杂的地理与文化系统，其对知识分子与“智识”的态度、对文化转型的认同始终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张力。不可否认，在上个世纪一段时期内，乡村世界对知识的渴望、对知识分子的崇拜程度是不亚于如今都市世界的。然而，在市场经济、高校扩招、社会转型等背景下的今天，乡村对“智识”排拒的态度令人触目惊心，乡村教育困境重重，“反智主义”及其引起的“读书无用”潮流近些年在农村甚嚣尘上。例如有的农村家庭受功利主义影响，未能看到“智识”对儿童发展的长远影响，过分强调文化与知识的经济效益，片面追求眼前利益，忽视了现代人格精神的养成。有的家庭受封建残余诱导，认为孩子只要识字即可，过多地接受教育对孩子收入与前程没有直接帮助，甚至以“培养书呆子”为借口拒绝孩子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在这种不良风气侵蚀下，越来越多的人们感叹“寒门再难出贵子”，乡村自身存在着一定的责任。这种“反智”思想直接导致了农村儿童教育的缺失、乡村文化的衰落，已然成为拉大城乡差距的潜在因素，对乡村可持续发展带来了长远危害。

当下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乡村的“反智主义”与“读书无用论”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乡土与都市的二元对立与融合的思考与抉择。长期以来，乡土地域及其所滋养的文化在都市文化大潮的冲击下处于劣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村在内部推力与外部拉力的共同作用下正加速自身文化的解体，随即开始面临文化转型、城乡融合的深刻问题。在城乡发展水平不平衡的情况下，当现代文明所倡导的追求“智识”、尊重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走进乡村，它的效力并未在短期内迅速产生，既未在较短时间里给乡村经济带来快速的进步，也未能给农民及其子女带来命运上的转变，反而几十年的教育成本给乡村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这种差异在乡村封建残存势力的“添油加醋”下，不可避免的走向“反智主义”，于是便有了一批批乡村青年拒绝教育、鄙夷“智识”，也因而在城市化浪潮中难以改变其劣势地位。

以史为鉴，知人论世，这是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原则。郁达夫都市小说中的“反智主义”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郁达夫生活的二三十年代正是中国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的阶段，也是劳工神圣等无产阶级思想广泛流传的时期。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面对社会黑暗、革命艰难、文人志士苦苦思索中国出路而不得的现状，郁达夫有感而发的“反智主义”剖析知识分子灵魂、歌颂劳动人民自然有其合理的地方。并且，在五四启蒙的时代，思想解放、人性觉醒是中国社会的中心文化命题。郁达夫正是借“反智主义”反映了这一重大社会问题与文学主题。在当下，在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今天，诚然“反智主义”一定程度上对知识分子与“智识”的自省、思考有利于缓和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避免科学发展过快带来的负面效应。但是，乡村文化下的这种“反智主义”从根本上看却是传统乡土社会中的小农思想，在面对都市现代化进程时所形成的狭隘、落后的意识，是一种退步思潮。从根本上否定人类传承文明的合理性，急功近利地排拒现代知识、科学文化对乡村社会发展的深远作用。当前流行的“研究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便是力证。并且，将眼光仅局限在短期的“经济利益”上，忽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合理取舍，在文化态度上表现为封闭自守与全盘接受两种极端。客观看来，那些鼓吹“反智主义”“读书无用”的人们，其初衷再也不是解放天性、追求自然，而成为一种对社会进步、文明传承的嘲讽。如果任由这种“反智主义”肆行，甚至受民粹主义者煽动，当知识分子最终丧失独立人格，不加区别地去迎合某种流行的观念，甚至是自贬自损，那么这种“反智主义”必将祸害无穷。对此，每一位崇尚理性、敬畏知识的现代人都当警惕之。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国时期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