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祖翼（1849-1917），字逖先，号磊龛，又号磊龛、濠庐，因寓居无锡，故号梁溪坐观老人，近代著名的书法家、篆刻家、金石收藏家，著有《磊金石跋尾》《汉碑范》等。他长期寓居海上，最早提出了“海上画派”的名目，时与吴昌硕、高邕之、汪洵并称“海上四大书法家”。其篆刻师邓石如，宗石鼓、钟鼎；隶法汉碑、魏碣，皆出于汉魏三代的吉金乐石，属于典型的碑学书风；亦工行、楷书，然其篆隶成就当高于其行草；偶写兰竹，俱有韵致。

张祖翼流传于世的篆隶作品尤其是隶书作品较多，包括临摹、集字创作的《张迁碑》《史晨碑》《西狭颂》《石门颂》《礼器碑》《尹宙碑》等。一碑一风格，一碑一变化，均为后世学书之楷范。在杭州西泠印社柏堂后的石坊额上，有其所题隶书“西泠印社”四字，可见其书法功力的深厚。中年以后，其精心创作的篆隶作品上，有时会钤有一枚由邓石如所治的白文长方印：“八分一字直百金”，应是当时市场对其书法的一种认同。

此幅集《张迁碑》联，从款字“甲寅夏正七夕，磊堪张祖翼”来看，当书于1914年的七夕，属张祖翼晚年的作品。联文曰：“考父颂殷，奚斯赞鲁；晋阳 玮，西门带弦。”其中，上联“考父颂殷”意为正考父作《商颂》，“奚斯赞鲁”意为公子鱼作《鲁颂》。而下联“晋阳 玮，西门带弦”还有个典故：“ ”通“佩”，“玮”通“韦”，“韦”者皮绳也，喻缓也。“弦”则弓弦，喻急也。《韩非子·观行篇》云：“西门豹之性急，故佩韦以自缓；董安于之性缓，故佩弦以自急。”董安于即晋阳宰。此处反用旧典，应为《张迁碑》的撰者、书者或镌刻者之笔误，历代学者多有讨论，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研究此碑的艺术价值。

《张迁碑》的出土，与清代金石学复兴相契合，其古拙的书风正迎合了清人的复古思潮。自清至民国，许多书家如伊秉绶、何绍基、马公愚、胡小石、林散之等，皆对此碑十分关注并加以临习。《张迁碑》属于拙朴类书风。结字或纵或横，或正或欹，大小有别，方整多变，字的重心多集中于下部。张祖翼所集此联，通篇气息贯穿统一。结字在尊重原碑的基础上，加以适当变化，有些字的结体较原碑拉长了。如“颂（颂）”字夸张了左部“公”的高度，使得上方的两点略显俏皮；“斯”则拉长了右部的“斤”旁，且将横波折的燕尾收起；“弦”字左向的两个竖弯均被拉长，还省去了右部的一点。

《张迁碑》图例2

此作用笔最大的特点，当是对原碑中方笔的弱化。《张迁碑》的用笔棱角分明，朴厚劲秀，以方笔为主，具有清刚之气。尤其是起收笔处惯用方笔，似刀斩斧劈。张祖翼的用笔轻松灵活而不板滞，参以篆法中锋行笔。他在书写时，执笔放松，起收干净迅捷：将起笔逆锋以圆，甚至出现“大头”；收笔成方，线条内蕴细微变化而不纤弱，金石气隐于其中。长横的燕尾不做突出加重，收笔内敛，多不出尖。此外，原碑的转折翻笔成90度，使其内部空间呈方硬之感，而张祖翼以圆笔虚画破之，转折之处略提再翻笔调锋，令笔画搭接自如。有些笔画似有意断开，如“（）鲁”字几个虚连的横画，笔笔有变化而不凌乱，使得刚柔互补、虚实相生。

巧拙相生，也是张祖翼对《张迁碑》学习的一大突破。原碑的线条多朴拙厚重，而其轻松自由的书写方式，弱化了这一特点。在联文上下字的轻重和单字内的线条对比上，较为突出，单字的布白以篆书空间特点为导向，自然而又富含精妙变化。章法上，紧扣原碑风貌，字距匀称。不像《曹全碑》《乙瑛碑》那样字距较大。作者以篆入隶的用笔以及飘逸洒脱的线条特点，给后世学隶者提供了良好的范本，比之其时注重“拙重大”的学碑者，其探索意义和影响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