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惠鑫

【摘 要】 福泽谕吉是中日学术史上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脱亚论》一文中充满了对亚洲各国的蔑视态度，充分显现了其功利主义思想的特质。《脱亚论》中，福泽反复强调为了日本国之自由独立，需脱离亚洲，这与穆勒所提倡的功利主义基本一致。但是穆勒的功利主义，旨在实现全人类最大的幸福为目的，而在福泽看来，明治时期的日本已经遥遥领先于亚洲诸国，实现本国之独立，亦是为本国谋最大幸福，即便运用何种手段也不为过。殊不知，福泽的这种“功利主义”，诚然为日本文明发展带来莫大的推动作用，但同时更是埋下了日本今后地位更迭的祸患。他虽继承了功利主义思想，却并未秉承功利主义的理念，为实现人类的最大幸福做出贡献。

【关键词】 脱亚论 自由观 功利主义

一、穆勒功利主义的核心及辩证关系

19世纪的西方，处处充斥着进步思想潮流，各种改革思潮不断涌现，民主自由风气扩散开来。英国思想家约翰·穆勒1806年出生于伦敦，其父为著名功利主义哲学家詹姆斯·穆勒，自幼受其父亲的严格教育，穆勒在数学、逻辑学、政治经济学等领域颇有造诣。由于早期在学术上的训练，穆勒在少年阶段就已拥有比大学毕业生还要丰富的学识，而与之相比更重要的是穆勒形成了一定的思辨能力，这种能力对于他今后在思想领域所取得的杰出成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在穆勒的哲学思想当中，尤为世人所熟知的是功利主义及自由论。功利主义，是一种以实际功效或者利益作为其道德标准的伦理学说。穆勒在《功利主义》一书中的第二章写道：“功利道德所基于的“‘生活理论，那就是追求快乐、摆脱痛苦是人唯一渴望达到的目的”。由此可见，功利主义的核心便是以实现“最大幸福原则”作为重中之重，幸福和福祉是评价人类行为、政策和法律的标准，这种观念亦被称作“幸福观”。穆勒的功利主义幸福观同边沁不同，边沁主张幸福是可计量的，对功利或利益的追求有利于幸福总量的增加，个人幸福量的增加促使社会幸福量的最大化成为可能，即行为者自身最大的幸福，侧面体现出了其学说核心——利己主义。而穆勒则认为人的幸福感有量和质之分，以追求“质”至上，并且对边沁的学说进行了一些修正，他将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相结合，强调非行为者自身的幸福即与行为者有关的“所有人”的幸福才是“最大幸福”。可见，穆勒的功利主义学说不以个人利益和幸福作为行动的出发点，而是以人性至上为标准，实现全体人民的幸福才是功利主义的最基本原则。

本文重点讨论功利主义与《脱亚论》之间的关系，其中除了涉及到福泽谕吉对穆勒功利主义学说的实践评说之外，还会对正义和道德这两种理念进行阐释。支撑功利主义学说的骨架，离不开对“最大幸福原则”及道德原则的充分理解，而在追求幸福的基础之上，穆勒又提出了一种阻碍幸福实现的因素——正义，由此展开了幸福——道德——正义的辩证过程，同时以上这些原则亦是功利主义的重要论证。此外，穆勒的功利主义思想是建立在助益于人、为他人谋求幸福的基础之上的哲学观念，与自私自利、不择手段的功利做法截然不同。因此，穆勒的功利主义与正义这一对辩证关系在理论上毫无冲突可言，甚至可以说基于功利主义之上的正义才是整个道德的主要组成部分，具有强大的道德约束力。

二、功利主义性质的“自由观”

（一）“自由观”的产生背景——“朝贡体制”的颠覆

研究日本史，我们不难发现古代时期的中日两国维持了上千年的朝贡关系，虽然目前史学界对这一时间概念尚有异议，但是自两汉以来，日本就已经向中国的朝贡体系逐渐靠拢，中日两国间的朝贡体制开始出现萌芽。至隋唐时期，朝贡贸易达到鼎盛阶段，两国互派使者，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贸易、社会文化，日本统统吸附到本国来并加以改造，成为具有独自特色的国风文化。南宋初期，中国国内动乱不断，中日之间没再继续外交活动，但民间贸易频繁，佛教交流达到空前的盛况。明朝时期，政府实行“海禁”，在勘合贸易当中，日本获利众多，而中国却情愿通过不平等的朝贡关系来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地位。长达百年的这种“畸形”关系，在日本明治维新后彻底瓦解。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由外而内的选择吸附型国家，中国是一个单向性辐射状向外传播的国家。18世纪至19世纪，工业革命取得重大成果，资本主义的优势显现出来，习惯于效仿他人优点的日本认识到封建体制必须改变，由此开始明治维新，企图称霸亚洲，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日本不仅在“机器”领域进行变革，同样吸纳了西方的民主思想，福泽谕吉作为早期的留洋学者，认识到西方思想的进步性，在日本大肆宣扬民主理論，并在《通俗国权论·通俗民权论》一书中提倡人民加强自身独立性，不可过度依赖政府，才是解决困境的路径。这种言论同样可以在《脱亚论》当中找到影子。《脱亚论》前半部分福泽大篇幅地论述了国家民主独立的重要性，认为西方文明的广泛性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并强调“国家为重，政府为轻”，只有推翻旧政府、建立新政府才能在亚洲开创出一个新格局。《脱亚论》后半部分内容则是对以上言论的事实论证，福泽将中国和朝鲜归为“面对文明不思进取、顽固守旧、留恋陈规旧习”的国家，同这种国家为伍，只会阻碍日本文明的进步。字里行间充满对亚洲各国的鄙夷态度，谈及《脱亚论》的实质，与其说福泽谕吉宣扬民主独立的思想，不如说是福泽煽动日本人民及政府早日与亚洲断交的冠冕堂皇的说辞。

与此同时，中国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微，长达数百年的闭关锁国状态已经将中国与世界拉开了一定距离，正是这种“未出世”的状态，使日本这个骨子里具有侵略性的国家渐渐“膨胀”起来，借发扬西方文明，并自诩为亚洲“文明先锋”带领中国等国家打开亚洲市场这一托辞，堂而皇之地对亚洲各国进行侵略。由此可见，《脱亚论》中所鼓吹的自由文明理论，完全是为日后发动战争所设立的“特定理论”。可以说，朝贡体制的颠覆，将中日两国的政治制度彻底区分开来，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封建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无论在“机器”领域还是思想领域，似乎毫无优势可言。

（二）福泽谕吉对穆勒“功利主义自由观”的继承

谈及穆勒的“自由”思想，离不开对其功利主义的理解。他的功利主义，是建立在边沁功利主义学说之上，又对边沁的学说加以修正，形成了独特的功利主义观。功利主义的核心内容如前所述，是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幸福作为一切行为目的的准则，认为只有符合最大多数主义的功利主义原则，才是评判是非善恶的标准。明治时期的日本启蒙思想家们主要吸收了19世纪西欧国家的市场经济、政治制度、资本主义的构成等近代文明理念，并传授给了日本国民，其中较著名的便是福泽谕吉。他一生有诸多思想与文明相关的著作，在《劝学篇》的第三篇中，福泽指出：“生当今世，只要有爱国心，则无论官民都应该首先谋求自身的独立，行有余力，再帮助他人独立。父兄教导子弟独立；老师勉励学生独立；士农工商全都应当独立起来，进而保卫国家。总之，政府与其束缚人民而独自操心国事，实不如解放人民而与人民同甘共苦。”福泽认为，致力于解放人民思想，提倡个体独立，从而达到国家独立的思想主张，才是维持日本长盛久安之计。而日本文明的落后，恰是封建势力压制国民思想导致的后果，若想摆脱这种局面，必须要营造出独立自主的气氛，这种“功利主义自由观”被福泽大力追捧，亦受到了日本各界人士的赞同。

三、结语

开篇业已提及功利主义是一种以利益作为其道德标准的学说。所以说无论通过何种方式去实现这种利益，都可称之为是“功利主义”的行为。福泽在《脱亚论》中先阐述了西方文明的先进性，进而搬出“脱亚入欧”的理论宣言，提倡个人独立、国家独立，言辞中充满对亚洲的蔑视。在《脱亚论》之前，福泽已经出版《文明论概略》、《劝学篇》、通俗国权论、通俗民权论等等，从国家教育上升到政治制度、思想领域，无外乎就是提倡他的西方文明史观，主张废除旧有体制，建立新体制。福泽的种种言行，无疑继承了功利主义的思想，但是他是否真的像穆勒所说的那样，是否遵循功利主义的核心——最大幸福原则了呢？其实，追求自由是每个人、每个国家的本分，但如果追求的是建立在他国人民痛苦之上的自由，這种违背人道主义的做法是不值得为世人所推崇的。

【参考文献】

[1] 福沢諭吉.「脱亜論」[M].1885年.

[2] John Stuart Mill.Utilitarianism[M].New York：Colombia University Press，1924.

[3] 筑後則.王铁军[译].明治初期日本关于近代文明的三大争论[J].日本学者论坛.2007年.

[4] 梁君.论穆勒的自由观及其启示[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