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验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海口 570311）

1 引言

改革开放后, 为缓解因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的人才分布不均衡问题, 我国有针对性地破除户口和档案功能对人才流动的束缚, 并出台政策“组合拳”。比如, 1983年颁布了《关于科技人员合理流动的若干规定》, 把人员流动的规定放宽, 引导人才合理流动。1987年国家开始兴办人才市场, 颁布《劳动就业服务企业管理规定》, 在单位内部推行优化组合、合同聘任制等。近几年, 国家进一步加大对人才的开放力度。2016年中央印发的《关于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强调要“扩大人才开放, 充分开发利用国内国际人才资源”。为充分发挥事业单位人才和技术资源优势, 人社部于2017年印发《关于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 事业单位专技人员离岗创业3年内保留人事关系, 并保留基本待遇。十九大报告也提出,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2018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出, 组建由公安部管理的国家移民管理局, 负责外国人停留居留和永久居留管理、难民管理、国籍管理等事物。改革开放至今, 我国人才开放与流动的步子越迈越大。

在政策放宽及市场经济的双重刺激下, 人才流动逐渐“春潮涌动”。20世纪90年代初, 我国人才流动率仅为5%,而在2001年中国入世后, 我国人才流动开始加速, 不仅是国内跨地区、跨行业的流动, 也产生了中外人才的双向流动。这个时期, 我国部分高新企业的人才流动率已高达20%, 与美国25%的高流动率接近。

人才的流动包括流入和流出两部分。“人材者, 求之则愈出, 置之则愈匮。”对于人才流出地而言, 随着人才的流失势必造成经济增速的减缓与经济活力的衰退。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中, 人口净流出地区达17个, 其中人口流失数量超过200万的省份已超过10个（袁泉, 2015）。近期, 一线城市因城市承载能力原因开始将控制人口规模作为破解“大城市病”的手段。杭州、成都、武汉、南京等经济总量超万亿的二线城市纷纷向社会人才及高校应届毕业生提供了“送户口”“送房补”“免费租借办公区”等优惠政策。开放的人才政策原本旨在促进人才分配与分布的均衡, 但由于一二线城市与三四五线对人才吸引与承载能力的不同, 客观上造成了人才流向与集聚更加不平衡。经济欠发达地区在“人才争夺战”中面临越来越被动的局势。人才是欠发达地区发展的突破口和“牛鼻子”, 要想有效解决欠发达地区发展问题, 欠发达地区亟待破题人才吸引、人才培养、人才管理的问题。

目前, 针对“候鸟型”人才这一人才新业态新闻媒体已有广泛报道, 但学术性理论研究还比较缺乏。比如, 在CNKI上, 以“柔性”和“人力资源”为篇名搜索, 可以找到384篇期刊文献, 以“柔性”和“人才”为篇名, 可以找到154篇期刊文献。从内容上看, 既有研究主要是针对企业和高校的人力资源柔性管理, 比如柔性过度或不当的使用可能造成组织涣散不稳或资源配置低效（刘翔宇,2017）, 或将“人力资源柔性”作为一个整体概念, 论述人力资源柔性水平与组织竞争优势的关联（赵红雨 & 张丽华, 2017）。从学术角度界定“候鸟型”人才的概念, 论述地方政府如何对“候鸟型”人才进行柔性管理与服务的研究尚不充足。本研究以解决欠发达地区人才短缺为目的,尝试提出在人才自由流动的背景下, 欠发达地区如何通过柔性机制吸引和使用“候鸟型”人才的政策建议。影响人才流动与集聚的因素有“经济环境”“生活环境”“政策环境”三大方面, 文章以此为理论框架对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候鸟型”人才的柔性管理与服务进行案例研究, 为“候鸟型”人才的理论研究与实际工作提供参考与借鉴。

2 人力资本流动与人才柔性管理的理论视角

2.1 人力资本流动的理论视角

人才自由流动与聚集现象背后是人才作为一种特殊资源与商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流动与聚集。事实上, 针对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研究一直是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资本论》中就论述了劳动和劳动力的区别, 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马克思在该书中将劳动力抽象为一种商品, 深刻阐述了资本积累运行的内在规律（Marx,1954）。此后, 针对人力资本流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西方学者展开了系列研究（郑丽琳, 2007）。1954年英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创建了劳动力流动的二元结构模型（Lewis, 1954）, 1955年俄裔美国经济学家库滋涅茨提出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倒U关系, 并分析了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发展和区域再分布的关系（Kuznets, 1955）,1971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管理学教授弗拉姆豪茨用投资收益理论解释了人力资本流动的驱动力问题（Flamholtz,1971）。自此劳动力流动以人力资本流动的方式对经济发展施加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具体看, 在物质财富较为匮乏的发展初期, 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物质资本投入的不断增加; 而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 物质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相对减弱,人力资本在这一阶段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断增大。改革开放后,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物质资本投入所产生的边际效用越来越小, 相应的, 人力资本的作用日益凸显。虽然目前我国人才数量和质量虽都有明显增加, 但人才区域性短缺与结构性不合理的现象有日益严重的趋势。在市场机制主导的人才自由流动的背景下, 为了个人才能的最大施展与收益最大化, 人才会自发前往高端产业集聚的经济发展地区。比如, 我国现有高端产业集群大多分布在珠三角地区和浙江东南部地区, 而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产业集群发展较弱, 产业集群的经济影响力较小（吴娜,张向前, 2017）, 而人才分布也大致符合该分布规律。此外,除了经济发展环境, 影响人才流动的环境因素还包括生活环境和政策环境两类, 经济环境、生活环境、政策环境共同构成了影响人才流动与驻留的因素。经济环境基于经济发展的实际, 相对客观且短期不易改变, 但生活环境和政策环境则有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应验, 2017）。比如,有研究指出政策制度是影响区域创新创业环境吸引力的首要因素, 对海归创业人才流动迁移影响最大（黄昱方,陈成成,陈如意, 2014）。结合欠发达地区招才引智的实际,在经济环境不占优势的情况下, 就需要在生活环境与政策环境两方面发力。

2.2 柔性机制: 破解引才困局的新模式

柔性引才是指突破国籍、户籍、地域、人事关系等刚性约束, 坚持以用为本, 对人才“使用弹性、管理软性、服务个性”, 充分体现个人意愿和单位用人自主权的一种人才智力引进方式。与传统引才模式相比, 柔性引才机制具有不改变人事劳动关系, 以精准利用人才智力为目的,方式灵活多样（李敏, 2017）, 包括: 聘任流动制、项目合作制、咨询流动制、交换流动制等类型。人才的柔性使用在国外并不鲜见。例如, 美国的“旋转门”制度。基辛格原在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 后在尼克松政府期间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及国务卿, 促成了中美建交, 离开政府又创立了基辛格联合咨询公司并任董事长, 在政-商-学中自由切换。日本的“交叉任职制度”。鼓励科研人员在研究机构、大学和企业间进行流动,科研人员、原任职方和调职方三方可以共同签署《调职协定》（张璇 , 2016）。

我国的柔性人才机制主要是改革开放后逐渐产生发展的。费孝通先生曾在《小城镇再探索》一文中论述“苏南模式”时指出, 改革开放初期, 上海大量科研人员、工程师节假日到苏州、无锡等地, 给苏南带来了信息、技术和管理经验, 加速了苏南的跨越式发展。在广东佛山、顺德等地, 也广泛活跃着“周末工程师”的身影。这批利用节假日进行短期服务的科研人员和工程师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批柔性人才机制的体验者与受益人。随着人才流动的便利化与区域发展对人才的迫切需求, 各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通过柔性机制使用人才。截至2018年4月,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 省级行政区制定柔性引才文件的有: 《青海柔性引才引智实施办法》、内蒙古“鸿雁行动”、《宁夏关于规范柔性引才工作的实施意见》、《河北省鼓励柔性引才暂行办法》、《海南省柔性引进人才暂行办法》、《河南省关于促进人才柔性流动的实施意见》、《云南省柔性引进人才办法（试行）》 。可以看出, 制定柔性引才政策的地区也主要是刚性引才较为乏力的中西部及欠发地区。

3 “候鸟型”人才的产生及其柔性管理机制

3.1 “候鸟型”人才产生背景

柔性用才相对于传统的刚性用才建立在一种非典型雇佣关系（Cappelli & Neumark, 2004）基础上, 相对应的这类型人才具有国籍、户籍、地域、人事关系柔性灵活的特点。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周末工程师”, 到近几年出现的“千人计划”专家回国兼职, 通过顾问指导、短期兼职、候鸟服务、对口支持等方式柔性引进与使用人才, 使用单位在管理上“因人施策”, 提供个性化服务已成为顺应社会需求与趋势的普遍做法。

孔雀东南飞, 择良木而栖之。近年来, 一批随季节迁徙的“候鸟型”人才逐渐成为我国部分地区发展过程中亮丽的风景线。越来越多具有较高文化素养和一技之长的“活力型老年人”希望继续发挥余热。本文认为, “候鸟型”人才是柔性管理与使用人才的一种类型, 其对象主要是指已退休后的高知老年人群体, 包含政府官员、高校教师、企业工程师、表演艺术家等。“候鸟型”主要是指该群体有明显随季节迁徙流动的特征, 如同越冬的候鸟一样, 冬天飞至温暖之处过冬。而“周末工程师”“千人计划”专家等群体流动性主要随研究、项目、课程而非季节气候, 故不将此群体列入“候鸟型”人才的范畴。

“候鸟”并不仅见于我国, 在地中海沿岸的马耳他、摩洛哥、西班牙, 以及美国的佛罗里达都是所在区域“候鸟”集聚区（李苗, 2016）。但客观上看, 国外对于“候鸟”更多的是提供休闲养老、旅游度假的服务, 并没有将“候鸟”与人才使用联系起来, 对“候鸟型”人才进行专门研究和制定人才使用和服务的配套政策。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国对于“候鸟型”人才使用也是我国柔性机制使用人才的政策创新。

“候鸟型”人才的产生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紧密相关。(1)医疗条件及生活水平改善带来的人均寿命的显著提升。国家统计局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中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为2.4亿人, 占人口比重17.3%, 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11.4%。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7年9月发布的《中国健康事业的发展与人权进步》白皮书显示, 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9岁提高到2016年的76.5岁。居民的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2)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 对生活环境, 健康医疗的消费层次从生存型过渡到发展型, 部分甚至进入享受型的层次。2013年10月国务院发布的 《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 “到 2020 年, 要基本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内涵丰富、结构合理的健康服务业体系。”大健康产业在中国迅猛发展, 催生“健康+”产业链上下游新业态、新模式迅猛发展。(3)中等收入群体扩大。随着中国进一步深化质量、效益、动力三大变革, 建立健全现代化经济体系, 中等收入群体将会在处理好“产业-创新-制度”三者关系的情况下实现倍增, 这将会为“银发群体”的“孔雀东南飞”提供便利与支撑。

图1 陵水“候鸟型”人才柔性管理与服务模式框架图

3.2 “候鸟型”人才的柔性管理与服务机制

在自身“造血能力”不足的情况下, 如何运用柔性机制管理服务好“主动上门”的“候鸟型”人才是重要的研究课题。目前, 我国“候鸟型”人才集中的地区是海南,以及云南、贵州、广西的部分地区及雷州半岛的湛江等地。客观上看, 这些“候鸟型”人才集中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 人才培育能力较弱。通过柔性机制, 吸引候鸟型人才, 可有效补充人才短缺之困。同时, 来自经济发达地区且技能突出、经验丰富的候鸟也发挥了“鲶鱼效应”,激发所在地区的发展活力。

具体到“候鸟型”人才的柔性机制设计上, 一是遵循“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相结合。“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 其中明确要求将“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以市场为主导配置人力资源就是实现人才在自由流动状态下最优的分配, 实现人才供求的最大满足。二是完善人才评价与激励机制。2018年3月, 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要“以分类评价为基础,加快形成科学化社会化人才评价机制, 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各类人才活力。”只有进一步完善人才评价和激励体系,形成“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的人才成长与发展环境, 才能真正激发人才潜能与贡献。三是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制度是以个人利益为激励手段的促进知识生产的制度, 但社会经济结构的真正改进是通过知识传播实现的。知识产权与知识传播具有一定的互斥性, 从“候鸟型”人才身份的双重属性来看, 柔性使用单位尊重知识权属, 保护知识产权尤为重要。

4 “候鸟型”人才柔性管理与服务模式的案例研究

面对欠发达地区人才的结构性矛盾与用好“候鸟型”人才的客观需要, 探索并优化“候鸟型”人才管理与服务模式对于欠发达地区人才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为此, 笔者结合在海南陵水的调研及该县提供的素材, 对陵水县“候鸟型”人才柔性管理与服务体模式进行了案例研究, 并概括其模式的三点核心举措（见图1）。

4.1 顶层设计，不断完善柔性引才政策

实现“候鸟型”人才的柔性管理与服务首先要加强顶层设计, 结合本地区长期发展战略及本地区发展实际规划人才布局。第一, 不断建立健全“候鸟型”人才管理服务政策。结合“候鸟型”人才占陵水高层次人才总量的80%的实际, 陵水在全省人才政策的基础上, 先后制定了《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县领导联系优秀人才工作制度》《县决策咨询委员会工作规则》《县决策咨询委员会特约研究员工作规则》《关于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关于充分发挥“候鸟型”人才作用的办法（试行）》《“陵水人才梧桐树卡”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等地区政策, 进一步完善了“候鸟型”人才管理及服务的制度体系。2017年12月, 陵水出台了“候鸟型人才积分”和“陵水人才梧桐树卡”等制度（见表1）, “候鸟型”人才通过在陵水的服务可换取积分, 享受创新创业、信用贷款、休闲服务、食宿优惠等12项优惠政策。第二,吸引“候鸟型”人才加入决策咨询顾问委员会。决策咨询顾问委员会是给党委政府提供决策咨询的重要“外脑”。目前, 陵水已组建了县级决策专家咨询委员会、县政府法律顾问团, 吸纳了来自国家行政研究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的55名专家为决策把脉献计。

表1 陵水“候鸟型人才积分制度”构成简表

4.2 筑巢引凤，加快搭建人才施展平台

良禽择木而栖之, 好的平台可以让候鸟驻足常来。吸引“候鸟型”人才要量体裁衣, 根据“候鸟”的特点, 搭建人才施展才华的平台。第一, 积极创新“候鸟型”人才使用模式。针对“候鸟型”人才季节性强的特点, 要进一步完善顾问指导、短期兼职、退休返聘、对口支援等人才使用模式。对此, 陵水吸引中国电科海洋信息产业基地、国家生态大数据研究院、海南省南海大数据应用研究院等平台入驻。2017年, 又吸引由国家民委与海南省政府共建的中央民族大学海南校区落户。这些学术、科研平台密切了人员间交流与教学科研间合作, 起到了凝聚“候鸟”的作用。第二, “候鸟型”人才与“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热带高效农业是海南十二大重点产业之一, 但是高素质农业人才、新型农业技术却相对缺乏。陵水地处我国最大的南繁育种和农业科学研究试验基地的核心区, 汇集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启发、育种专家李登海等高层次农技专家,并通过举办中国（陵水）南繁论坛、中国（海南）美丽乡村发展大会等活动, 加快培养现代化、专业化、产业化、高效化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经营人才。第三, 通过设立“候鸟”工作室等形式汇聚人才。2017年, 陵水县先后在本号镇大里地区、清水湾、富力湾等地设立“候鸟”人才基地或“候鸟”人才工作服务站。日常运转开支由所属乡镇负责,平台不定期开展活动, 而专项大型活动经费一般由县委组织部及乡镇分担。

4.3 精准管理，打通人才服务“最后一公里”

“候鸟型”人才的管理与服务需要强调主动性与精准化。要主动亲近“候鸟”, 倾听专家意见, 构建立体式的人才管理体系, 打通人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第一, 完善人才信息统计工作, 建立人才工作台账。陵水县按照年龄、专业、服务意向、区域等标准, 将本地区“候鸟型”人才按医疗、农业、教育、扶贫、文艺等类别分类管理。第二,搭建公益活动和平台紧密联系“候鸟”。部分“候鸟”由于语言、文化、生活习惯与当地居民不同, 加上停留时间较短, 存在较难融入当地社区的问题。且客观上部分“候鸟”经济条件和文化素养又相对较好, 也存在自身不愿主动融入欠发达地区的现象。根据陵水管理的实际经验, 候鸟们更乐意通过候鸟间自发组织的候鸟协会、微信群获取信息, 相互联络。因此, 需要发挥“候鸟”工作室、兴趣社团、候鸟党支部“以才聚才”的平台优势, 增强“候鸟”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仅2018年2-4月份, 陵水就组织举办了油画创作与写生讲座（贵州省美协主席李昂）、陵水文罗苏维埃红军小学书法课（国家一级美术师李有春）、陵水中学音乐课（空政文工团国家一级演员接厚芳）、2018年“候鸟”人才春节慰问军警部队文艺演出等公益活动。第三, 考虑到“候鸟”人才大部分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异地就医情况多、结算不方便的情况, 截至2016年底, 海南省已基本实现异地就医结算范围全国覆盖, 这也对陵水“候鸟”人才异地就医与报销计算免除了后顾之忧。

5 “候鸟型”人才柔性管理与服务模式的推广

海南陵水的“候鸟型”人才柔性管理与服务模式对于其他人才结构性短缺的地区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首先,海南探索使用“候鸟型”人才得到中央的认可。在《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中发[2018]12号） 中明确鼓励与支持海南“创新‘候鸟型’人才引进和使用机制, 设立‘候鸟’人才工作站, 允许内地国企、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按规定在海南兼职兼薪、按劳取酬。”这是首次在中央文件中明确鼓励和支持探索“候鸟型”人才的使用模式。海南作为岛屿型经济体, 本就面临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岛屿病”, 立足海南气候优势,打差异牌, 错峰吸引和使用“候鸟型”人才是海南人才强省战略的必由之路。

其次, 海南陵水“候鸟型”人才柔性管理与服务举措不仅仅是打好手中“气候牌”, 利用地区冬季温暖、空气清新的优势, 更主要的是该模式充分强调政策上的创新与服务的体贴, 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主观能动性。根据前文论述的影响人才流动与集聚的三大因素, “经济环境”“生活环境”“政策环境”, 最能在短期改变和起到效果的就是“政策环境”。

具体看, 在省级层面, 海南省政府于2014年9月即颁布《海南省柔性引进人才暂行办法》, 明确“候鸟型”人才引进范畴, 通过多种形式鼓励旅居海南休养度假的“候鸟型”人才为海南发展服务。2017年2月又出台《关于充分发挥“候鸟型”人才作用的意见》, 提出力争到2020年使用“候鸟型”人才10000人左右。2017年5月印发的《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也提出,要搭建供需对接平台, 完善服务保障措施, 挖掘使用“候鸟型”人才为国际旅游岛建设服务, 更好打造柔性引才工作品牌。在陵水县层面又制定了《关于充分发挥“候鸟型”人才作用的办法（试行）》《“陵水人才梧桐树卡”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等地区政策, 可以说做到了对“候鸟型”人才政策支持与服务全方位覆盖。

最后, 海南虽然作为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 但发展底子薄、优质平台少、吸纳能力弱的问题突出。2017年《中国区域人才竞争力指数调查报告》显示, 海南在“人才竞争力”总项目中排在全国第29位。从数量上看, 根据有关部门预测, 2015-2020年间, 海南十二个重点产业人才需求总量约为50万, 按省内各院校的培养能力, 人才缺口达28万（王建浩, 2017）。不同于参考学习一、二线城市或发达地区引才政策, 海南“候鸟型”人才柔性管理与服务模式更适合其他经济欠发达地区参考与借鉴。

海南以优化“政策环境”弥补“经济环境”的短板,这种“取长补短”的引才思路与“错峰用才”的用人模式,对其他地区, 尤其给“经济环境”不具优势的欠发达地区提供了积极的借鉴和有益的推广。

6 “候鸟型”人才柔性管理与服务模式讨论与小结

6.1 本文研究的不足

本文在研究方法与论述深度上存在不足, 需要后续研究进行弥补和完善。第一, 研究虽对海南陵水的举措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并分析其经验的推广价值, 但需要有更多地区案例经验的佐证与支持。第二, 本文虽为案例研究, 但在研究方法上较为单一, 仅留于经验介绍, 而未能从更深层次讨论逻辑动因和实现基础。第三, 对“候鸟型”人才这一新生现象一体两面的负面效应分析不足。具体说,“候鸟型”人才在补充欠发达地区造血不足, 提高城市品位与文化层次的同时, 也在给所在地区带来较大输入性压力。海南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的一项调查显示, 进入三亚休假、养老的“候鸟人群”约25万人, 与城市原住市民的比例接近1:1.5,而到2018年三亚市冬季“候鸟”人数已增至41万人（含短期度假疗养及长期居住生活）, “候鸟人群”占市民群体的比重不断提高。由于“候鸟”积极性涌入造成的房价和房屋空置率高、垃圾处理、城市供水和交通等公共服务缺乏、物价阶段性疯长等问题, 不可避免地会增加城市管理者的负担, 并造成“候鸟”与“土鸟”的摩擦。

6.2 讨论与小结

海南陵水“候鸟型”人才柔性管理与服务的模式和举措, 有针对性地避开了“经济环境”的短板, 着力在优化“政策环境”上发力, 在引才用才上积累了政策引导、平台吸引、服务支撑三大举措, 为其他地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本文认为在吸收借鉴海南陵水模式时, 地方政府有三点注意事项。第一要始终坚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城市管理者要把“候鸟型”人才看成城市发展的重要资源而不因其增加管理服务成本和工作量而“因噎废食”。在充分考虑本地区“候鸟”流动规律的基础上, 有针对性地加强公共交通、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与设施供给, 提供“候鸟”与本地居民和谐共生的良好经济、生活、政策环境。第二, 注重对“候鸟”服务的量化回馈。针对候鸟“编制外”“非定居”的特点, 如何精准记录候鸟对所在地区的服务与贡献, 如何给予候鸟量化回馈是候鸟柔性管理中的重要问题。陵水创新地运用“积分换服务”的模式, 形成“多服务-多积分-多收益”的正向激励机制, 较好解决了服务认定难、回馈不准确的问题。给与“候鸟”服务准确的回馈, 对于提高“候鸟”参与度、认同感非常重要。第三, 注重以公益性平台与活动吸引“候鸟”参与。候鸟专家一般都来自发达地区或大城市, 是担任重要职务的知名专家。在退休前收获了财富、名气、地位后, “候鸟”群体普遍希望在异乡安享晚年。如何破解“候鸟型”人才对地区发展认同感不强, 融入度低的问题, 就需要重视公益性平台与活动的价值。陵水不许以“候鸟”专家高额咨询费、辅导费, 也不给冠以虚职,而是扎扎实实通过搭建“候鸟”工作室, 通过举办面向学生、本地居民的公益性质的活动吸引“候鸟们”主动融入社区,成为社区的一份子。

注释

1.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座一线城市的“十三五”规划中, 均明确了到2020年的常住人口控制目标: 北京2300万人以内,上海2500万人以内, 广州1550万人以内, 深圳1480万人以内。然而,2016年四个城市的人口分别达到2173万、2420万、1404万和1191万,除了深圳之外, 北上广的城市人口上升空间已经十分有限。

2.陵水黎族自治县位于海南岛东南部, 与三亚市毗邻, 气候属热带岛屿性季风气候, 年平均气温25.2℃。陵水一直将“候鸟型”人才作为地区人才工作的重点与特色之一。《陵水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充分发挥自然禀赋优势, 建立冬季‘候鸟’人才库。”截至2017年12月, 陵水人才库总量约为3.1万人, 占全县总人口的8.2%。高层次人才中, “候鸟”人才占比达到了80%左右。

3.海南省十二大重点产业包括旅游业、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互联网产业、医疗健康产业、现代金融服务业、会展业、现代物流业、油气产业、医药产业、低碳制造业、房地产业以及高新技术、教育文化体育产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