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也好，解读文本也好，一定要忠实于原文。这是读书的基本原则，是正确解读文本的前提条件，也是老生常谈。

近读孙乐民先生《“始速祸焉”的“速”不是“招致”》（见《语文教学通讯·高中（A）》2016年第2期第55—56页）一文，发现孙先生对苏洵《六国论》的解读，就犯了窜改文本、张冠李戴的毛病，既误读了文本，没有正确理解“苏洵意愿”，也冤枉了荆轲和语文教材的注释者。孙先生说，“正如本文开头所说，《六国论》第四自然段是作者通过列举燕赵灭亡的事例，来说明‘不赂者以赂者丧的道理：‘且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可谓智力孤危，战败而亡，诚不得已。这就是说，苏洵认为燕国灭亡的根本原因是‘盖失强援，不能独完，而绝不是什么‘荆轲刺秦——即使‘刺客不行，‘智力孤危的燕国也是难以摆脱灭亡厄运的。而教材的注释者却无视作者的观点，硬要把‘荆轲刺秦说成是‘招致秦国灭燕的‘祸根，这不明摆着在跟苏洵唱反调吗？”孙先生这段话既有正确的成分，更有严重的误读，他犯了窜改文本的毛病，将苏洵《六国论》第四段中的“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窜改成“荆轲刺秦，始速祸焉”，将正误成分搅拌在一起，似是而非，很能迷惑人。

孙先生这段话从开头至“这就是说，苏洵认为燕国灭亡的根本原因是‘盖失强援，不能独完”，大体上是对的。苏洵《六国论》第四段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一段苏洵就是要论述第二个分论点“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是针对有人提出的“六国互丧，率赂秦耶”的疑问而谈的。在苏洵看来，齐国灭亡是由于它“与赢而不助五国也”，这样“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这不正好就是分论点“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的意思吗？苏洵认为，燕、赵灭亡从根本上讲皆非用兵之故，“燕、赵之君，始有远略，能守其土，义不赂秦”，正是“义不赂秦”又“有远略”，它们才较赂秦之国而后亡。这“远略”是什么呢？就是“用兵”而已。可见，在苏洵看来，燕、赵以“用兵”存国的总体策略是对的，因而他尤其指出“燕虽小国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那么，燕、赵怎么最后也灭亡了呢？苏洵认为，燕、赵之亡有两个原因，一是它们后来各自的具体做法失当，燕的责任在“丹以荆卿为计”，是燕太子丹采取的策略失误，“始速祸焉”，而赵则错在误信谗言杀了大将军李牧，错在自毁长城；二是它们“处秦革灭殆尽之际，可谓智力孤危”，这正也是“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的意思，而非“用兵”之祸，所以作者在假设里还要说“向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显然，这里“刺客不行”是再一次批评燕太子丹的策略失当。

十分明显，苏洵在第四段分析燕亡时说的是“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而非“荆轲刺秦，始速祸焉”，可是孙先生却窜改原文，张冠李戴，硬将历史上荆轲刺秦的故事串入《六国论》中，不知不觉地将“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窜改成“荆轲刺秦，始速祸焉”，结果导致他那段话的后半部分（从“而绝不是什么‘荆轲刺秦”至结尾）就完全错了。“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批评的是燕太子丹，是说他的举措失当，导致国家灭亡，这里“始速祸焉”的主语显然是“丹”，而非“荆卿”。而窜改成“荆轲刺秦，始速禍焉”后，批评的就是荆轲了，是说荆轲的举动招致了燕国的灭亡，因为这时“始速祸焉”的主语显然已变成了“荆轲”。孙先生文中始终将苏洵的“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窜改成“荆轲刺秦，始速祸焉”而不自知，反而反复责问，说什么“……又怎么能说是荆轲刺秦‘招致秦国灭燕呢？”，“难道荆轲倘不刺秦，秦国还能留下燕国不成？”，“秦国灭燕是它国力日盛、意欲称霸天下的必然之举，这跟‘荆轲刺秦并不构成因果关联”，“倘若将‘速字解释为‘招致，就等于把秦国灭燕看成是‘荆轲刺秦招惹的灾祸，这实在是冤枉了荆轲”，“这又怎么能说秦灭燕是因为荆轲刺杀秦王而‘招致的灾祸呢？”，“而教材的注释者却无视作者的观点，硬要把‘荆轲刺秦说成是‘招致秦国灭燕的‘祸根，这不明摆着在跟苏洵唱反调吗？”硬将自己的臆断强加给苏洵、语文教材注释者和读者，读来让人直感遗憾——苏洵《六国论》原文明明是“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呀，“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跟“荆轲刺秦，始速祸焉”是同一个意思吗？不尊重原文，窜改文本，能正确解读文本吗？

张怡春，广东深圳市龙岗区平冈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