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竞恒

在另一部先秦儒家经典《左传·昭公二十年》中，引用过《尚书·康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很多人看古代背景的电视剧，总是会接触到“给我诛灭九族”，甚至是方孝孺被灭“十族”这些内容。在大众的想象中，汉武帝以后是“独尊儒术”，所以这些一定都是儒家的主张。那么，儒家是否主张对罪犯实行连坐？

《尚书》是儒的核心经典，其中的《甘誓》一篇，确实提到过“孥戮”的内容，即夏启在发动战争前，对军队进行了动员，宣布如果不听号令，“予则孥戮汝”，杀掉你们的妻儿老小。如果只看这段文字，会觉得非常残酷。比如北宋的王禹偁就认为，唐代元和、长庆时期士大夫为皇帝所制作诏书中，有胜过了《尚书》的部分，如元稹《牛元翼制》中就有“孥戮示众，朕不忍闻”。皇帝听说要杀犯人的妻儿老小，听到就很不忍心，这种仁义精神已经超过《尚书》了。宋代人对王禹偁的这个评价，是“众皆伏之”，这意味着宋代士大夫，普遍反对残忍的株连，认为《尚书》中“孥戮”的记载，属于黑暗遗产。

但问题是，《尚书》是儒家的核心经典，元稹为皇帝作的诏书精神固然值得赞赏，但这也会形成一种对比，让人觉得儒推崇的价值观是残忍的。

于是也有人出来调和，说先秦时期是仁慈的，反对株连妻儿老小，但是夏启“予则孥戮汝”属于特殊情况，不是常刑。例如南宋人蔡沈，在《书集传》解《甘誓》这篇时，就认为“古者罚弗及嗣，孥戮之刑，非三代之所宜也”，但是笔头一转，又说夏启这个是非常之刑，努力进行调和。清代的崔述也认为，先秦不孥戮连坐，是“国之常法”，这里的孥戮只是“一时权益之制”（崔述：《考古续说》卷一）。蔡沈、崔述试图在尊重“孥戮”经文的同时，又反对连坐，用心可谓良苦。

但是，这么残忍的经文，总是会刺激人格健全者的神经。明朝初期士人解缙上书朱元璋道：“夫罪人不孥，罚弗及嗣，连坐起于秦法，孥戮本于伪书”（《明史·解缙传》）。解缙反对连坐的理由，也出自儒经，“罪人不孥”出自《孟子·梁惠王下》，“罚弗及嗣”出自《尚书·大禹谟》。当然，你可以说《大禹谟》是伪古文不可信，但是《孟子》是可信的先秦儒书，其反对连坐的精神，与“予则孥戮汝”完全相反，再加上解缙确实比较敏感地注意到，株连和秦朝法律之间的隐秘联系，提供了新的思路。

三代时期刑罚非常审慎，《尚书·吕刑》就记载“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反复强调刑罚的审慎、克制。《墨子》是可靠的先秦文献，但是在《墨子·明鬼》引用《禹誓》中，只提到了“是以赏于祖，而戮于社”，有功有赏，有罪则罚，仅限于本人，并没有“予则孥戮汝”这句话。在另一部先秦儒家经典《左传·昭公二十年》中，引用过《尚书·康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保存在《左传》中这段《尚书》内容属于完全可信的先秦文献，非常明确地反对家属连坐。这两条硬材料，基本可以确定，1.真《尚书》反对连坐，2.先秦本《尚书》中没有“予则孥戮汝”这句话。

陈梦家先生就认为，孥戮的内容混入《尚书》，是秦朝博士官为了符合秦朝合法性而增入的（陈梦家：《尚书通论》）。《史记·秦本纪》记载有“三族之罪”，“夷三族”这些秦的法律文化，《商君书》中也多有“刑及三族”等记载，《汉书·刑法志》“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三夷之诛”，出土的云梦秦简《秦律》中，也有一人有罪，“一室尽当坐罪”的记载。秦朝政法主张连坐，秦博士便根据这一精神增入“孥戮”文字。汉初继承了秦朝法律遗产，“萧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政论·阙题》），出土汉初法律竹简《二年律令》中，也有“皆收其妻、子”的内容。当时主导法律文化精神的，其实是一以贯之的法家思想。

武树臣先生就指出：“先秦儒家是反对株连而主张相隐的，而先秦法家是反对相隐而主张株连的”（《儒家法律传统》）。法家的遗产，一直深刻影响到秦汉，其中一些内容甚至窜入儒书，所以大理官会很有底气地拿“予则孥戮汝”和《汉律》来打击毛玠。经书虽被篡改，但汉儒却仍然秉持有先秦儒的价值观，《后汉书·杨终传》记载杨终上书，主张“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并赞美汉文帝“除去收孥之律”。汉文帝时期曾短暂废除连坐法律，虽然连坐后来又被恢复，但这一实践却得到了汉儒很高评价。在南朝陈高祖发布的诏书中，也强调“罚不及嗣，自古通典”（《陈书·高祖本纪下》）。在后世的历史上，儒的主流一直在和“孥戮”的遗产进行搏斗。

（作者系历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