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对我的影响
2018-08-23施一公
视野 2018年16期
施一公
1987年9月21日下午六点多钟,父亲在骑车回家的路上,被一名疲劳驾驶的出租车司机撞倒了。司机人还挺好,第一时间将父亲送到河南省人民医院。当时父亲昏迷不醒,只要施救,肯定会活下来。可急救室的一位李医生告诉出租车司机说,施救之前要先交500块钱押金。这位司机急急忙忙开车出去筹钱,当时是六点半,晚上11点时拿了500块钱回来。
1987年,能筹到500块钱不容易。交了押金,医生开始施救,但父亲的血压已经测不出来了,脉搏也没有了。而在此之前,父亲在人民医院的急救室里躺了四个多小时没有人施救。
父亲的离世让我不知道今后的路该怎样往前走,我无法说服自己再去信奉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和大话空话。那是我第一次叛逆,从小父亲就想让我做工程师、科学家,但这件事之后,我觉得做工程师、科学家有什么用?父亲倒是工程师,却落了这样一个下场,当时的我就想留在中国改变现状。
因此,毕业时我并没有出国的打算,而是和清华大学科技开发总公司签了协议,代表清华大学去香港工作。但由于一些特殊情况,香港方面表示无法履行工作协议,我只能放弃了。仓促之间,我做了一个决定:考托福出国留学。
决定出国以后,我就拼命地复习英语。英语当时是我的短板,考得一般。我就这样跌跌撞撞去了美国。
到美国后,刚开始我也很不老实,经常关心课堂外的一些事情,经常想在国内的事情,也在看周围的事情,做了很多其他人难以想象的事情,比如去餐馆打工近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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