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和墨尔本的所有中文报纸都登载了我回澳访问的消息，报道中有一句话是最令我感动的：“陈总领事的人品和成就赢得了极佳的口碑”。

1949年新中国诞生。那时我正在山东曲阜师范学习，准备到山东农村当一名小学教员。对于一个农民的儿子来说，这就是一个很理想的出路了。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新中国政府号召青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积极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开始报名的年龄限制在十八岁以上，后来又降低到十六岁。理由是海军需要年龄小的，从小训练，上船不晕，我刚好十六岁，而且从小就羡慕海军的那套制服。带着这个幻想，我来到了山东的集合地點——济南。

分配的日子到了，当时有空军、海军、坦克、炮兵。我有充分信心要去海军了。两个老干部接见了我，说他们吸收我去北京外国语学校。大部份人都领到绿色军装，而给我的是一套黑色棉衣。就这样到了北京。

北京外国语学校位于离颐和园不远的西苑小镇，原来是个日本军营，房子木结构，臭虫很多。我被分配到英文系。1952年暑假期间，校领导通知我去外交部报到，准备出国。

我在瑞典的第一个任期

这太突然了，吓了我一大跳。外交部安排我们准备出国的人住在无量大人胡同（现金鱼胡同）招待所。我和比我年长四岁的吴序杨被指定去瑞典。出国要做几套衣服，每人发置装费旧币1000多万元。我领到一大捆钞票。根据规定，每人要做两套西服，一套作礼服用的黑色中山装，风衣，昵大衣，礼帽，白色丝绸围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