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福忠

一九七二年春天，孙犁刚刚“解放”不久，自己打报告回了老家，“体验生活，准备写作”。天津市的女文教书记，以前和孙犁在延安做过邻居，算是熟人了，如今以领导的身份找孙犁谈话，要孙犁出山，参与一个剧本的修改。

天津市京剧团弄出了一个写抗日时期白洋淀的剧本，上不去，因为孙犁写过白洋淀，就开车来到他的老家，请他临时救火。但是，孙犁心里却想：“剧本上不去找我，我能叫它上去？我能叫它成了样板戏？”孙犁这样“谨小慎微”地做人，也只能心想一套，行动上一套，跟着剧团去白洋淀体验生活，组织访问。

因為剧本的主角是一个女的，他跟着剧团去访问了一个当时妇救会的会员，名叫曹真，“她曾多次用嘴哺育那些伤员”，“家里常常掩护抗日人员”，“敌人抓住了她的丈夫，在冰封的白洋淀上，砍去他的头颅。她哭喊着跑去，收回丈夫的尸首掩埋了”。想一想孙犁写的白洋淀里那些目送丈夫钻进芦苇荡、和日本鬼子进行血腥战斗的家庭妇女们，这个曹真无疑算得上一位女英雄了。

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写来，孙犁未必写不出一个抗日女英雄的人物。美中不足的是，这个名叫曹真的女子，接受孙犁的采访时，除了诉说往事，还有一个诉求：“胜利以后，村里的宗派斗争，一直很厉害，前些年，有二十六名老党员被开除党籍，包括我在内。现在，我最关心的，是什么时候才能解决我们的组织问题。”呜呼哀哉，孙犁的心情一下子坏到了这样的程度：“我只能说句良心话，我没有了当年写作那些小说时的感情，我不愿用虚假的感情，去欺骗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