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章玉

(上海交通大学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上海 200030)

0 引言

交通大学自1896年建校以来一直以理工见长，从未设立生物学相关学科，是40年前，我国的改革开放催生了生命学科在上海交通大学的创建和发展[1]。

1978年9-10月间获中央批准，在中美两国建交前，由校党委书记邓旭初率领我国解放后第一个教育界代表团访美，走出国门，面向世界，带回了国外科教蓬勃发展的重要信息，

图1 代表团邓旭初书记(右2)，张寿副校长(左1)参观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冯元桢教授(右1)生物力学实验室

尤其是在各大学非常重视生物科学前沿的探索研究，大大鼓舞了交大人创新生命学科的信心，开创了发展生命学科的征程，经过40年探索和实践，终获成功[2,3]。

1 改革开放 机遇巨大

1.1 邓小平否定“两个估计”，迎来科学和教育的春天

1977年8月4-8日，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即邀请30多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在北京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

图2 座谈会会后邓小平(前排中)与全体会议代表合影,第三排左9为吴健中

我校精密仪器系党政负责人吴健中老师受上海市委和校党委委派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在6日上午的第一个发言时，深思熟虑，从路线斗争高度，大胆地向邓小平提出：希望能否定“四人帮”套在教育界广大教师头上“两个估计”的枷锁。1971年张春桥主导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否定解放后17年教育工作取得的成绩，提出了所谓的“两个估计”，即(1)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7年教育战线基本上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2)在教育战线上工作的知识分子大多数人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共中央当年以44号文件批转了这份纪要。这一问题一经吴健中老师提出，与会者便群情激昂、精神振奋，小平同志当即肯定了大家的意见，在8日下午的会议总结讲话中，作为这次座谈会的第一个问题(关于对十七年的估计问题)加以明确说明。于是在弄清“两个估计”的基础上，代表们又议论到恢复高考、教改、教师职称、出国访问、留学等问题，邓小平都给予了明确的指示。这次会议为即将迎来的科学和教育春天奠定了基础[4,5]。

1.2 给水声专业以生命科学的翅膀

吴健中老师回校后在小范围传达了会议情况，他带头解放思想，激发了大家积极投身教育改革的活力。系内集中力量重点研究了原按产品设计、专业面特别窄的水声专业改造问题。当他把这一情况向学校邓旭初书记和张寿副校长汇报后，张寿即根据他赴美访问时的所见所闻，对吴老师说：“我看水声专业改造只有和生命科学结合才有生命。”邓旭初也说：上海第一医学院石美鑫院长已来校几次找我，他十分积极要和我们联合筹办生物医学仪器及设备有关专业，这在国外发展得很快。于是，吴健中主任当机立断，1978年初派高忠华先生和我到水声教研室和黄奕昌等同志一起，根据校、系领导的意见，在原水声专业的基础上改造、筹建生物医学工程新专业。我们一方面从校情实际出发和一医基础部共同研究如何培养新专业人才和开展合作研究；另一方面主动到国家医药管理总局联络、沟通，争取他们的指导和支持。

就在此时，1979年3月，范绪箕教授应邓旭初书记邀请，并获得上级批准，从南京航空学院来到我校担任学校行政领导工作。来校不久，范校长根据早年和钱学森、冯元桢、殷宏章、谈家桢等人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时的体会和感受，立即对交大正在筹建的“生物医学工程”给予了较大的关注和支持。为了使上海交大传统专业向新兴、边缘学科发展，他很快就主持召开了学校“生物医学工程跨系委员会”筹备组会议，对学科的交叉、融合和系统集成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经过半年多的筹备和范校长批准，1979年底，“生物医学工程及仪器”专业(五年制)正式成立，很快获得了医药总局同意归口，并给予了150万元的第一期资助让我们用来订购当时世界先进的、国内尚没有的ATAK-450多道生理信息处理系统及超声、电子医学工程实验设备。后来范校长又在世界银行贷款专项中给了我们40万美元额度用于订购一台医用图像处理装置。吴健中老师还亲自做电机系主任张钟俊教授的工作，最终将张先生的助手徐俊荣教授调进了新专业，作为医用电子学方面的学科带头人；同时获范校长批准，我们经过很大的努力，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在声学方面造诣很深的王鸿樟教授调来作为医用超声学的学科带头人[6]。

多年来，生物医学工程不仅培养了大批高水平专业人才，而且坚持既定的学科方向，譬如庄天戈教授等人的生物医学图像处理和远程医疗、生物医学信息处理方面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中国工程院院士陈亚珠和唐耀宗教授早在八十年代初就研制成功“液电冲击波体外肾结石粉碎机”，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近年来，在原有超声治疗肿瘤技术的基础上，她又提出相控聚焦超声模式组合方式治疗肿瘤的新概念，所研发的医用超声设备，后达国际先进水平。

图3 陈亚珠院士(左)

其它，诸如纳米生物材料、康复工程、神经科学与工程、系统生物医学、生物力学等都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为此，2011年学校从全局出发正式成立了生物医学工程学院。有位领导断言，在上海要发展生物医学工程及器械，上海交通大学是无法取代的，其它学校也是无法比拟的。

2 独僻蹊径，走自己的路

生物医学工程及仪器专业在学校成功创建后，很快就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于是学校领导决定在此基础上，加快向生物科学技术更深更广领域发展。

2.1 开创生态学、分子遗传学教育和研究之路

邓旭初书记、范绪箕校长在辽宁省环保局副局长、辽宁省环保所所长蔡铭昆(他是我校机械系教授蔡有常的长子)主动前来联系和介绍了他们已拟定的“模拟生物圈建立新型生产调控体系”作为两单位合作研究项目。学校让我带几名教职工从精密仪器系生物医学工程教研室调出，跟随蔡所长到“国家人与生物圏委员会”联系，争取将上述课题列入国家计划。于是范校长批准我参加了当年在圆明园举办的“全国生态学讲习班”，国内一批最著名的生态学家、教授如马世骏院士、阳含熙院士等都备有讲义，给大家讲授各自最熟悉的生态学前沿和未来发展。我是唯一一名来自工科学校的教师，在那儿系统地学习了一个多月，结业时，我结合原有的系统论知识，作了题为“生态学要在行动中显示力量”的发言，引起了学者、专家们的高度重视。与此同时，我校应用化学系在党总支书记王宗光的大力推动下，通过范校长出面邀请，中科院上海植生所副所长沈善炯学部委员亲自带领多名科研骨干来到应用化学系帮助开展分子遗传基础研究。经过上下多次论证，1982年9月13日，范校长主持召开的校长办公会议决定：(一)、聘请中科院上海植生所沈善炯学部委员领衔指导，由11系(应用化学系)徐祥铭组织筹建班子，在该系设立分子遗传工程研究室和生物学教研组；(二)、聘请辽宁省环保所蔡铭昆所长指导，在8系(精密仪器系)设立生物技术研究室，由朱章玉负责开展模拟生物圈综合研究[7]。

沈先生从中科院来到上海交大是顶着很大压力的，有人认为上海交大根本没有发展分子遗传的基础，“你去干什么？”可沈先生却认为上海交大原来虽没有生物学，但有数、理、化及计算机的良好基础，这些对发展现代生物科学是重要的支撑。于是他毅然来到应用化学系，和从国外学成回国的几名优秀骨干一起(其中熊澄从法国回来后曾有七十多个单位争取他，最终他还是慕沈先生之名来到了上海交大)开展分子遗传基础研究，很快争取落实了一批国家“863”及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985年翁史烈校长主持召开第13次校长办公会议决定将分子生物学研究室和生物学实验室从应用化学系独立出来正式成立生物科学与技术系(十七系)，接着在7月27日学校召开了生物系成立大会，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张瑞锟、沈善炯院士、哈佛大学医学院林继桥教授等校内外共100多人参加，学校任命熊澄为系副主任，主持系的行政领导工作，同时任命朱淑英为系党总支负责人。同年10月，学校决定将原精密仪器系生物技术研究室独立提升为生物技术研究所，党务工作归口17系党总支领导。12月，经国家批准，上海交通大学正式增设了生物化学工程本科专业(4年制)，由17系筹办，并于1987年9月招收了第一批该专业本科生。学校为此提供了400多平米实验室用房和计划投入一笔不少的实验室建设经费。

另一方面，1982年底，经范绪箕校长、邓旭初书记二位一把手向上级打报告，最终派我一人赴美考察、交流(原本我是随蔡所长带队的辽宁6人代表团出访，后辽宁省临时决定暂停，范校长亲自与辽宁省电话联系无果，为了避免失信，就决定让我一人仍按原计划进行)。虽仅半月，但收获颇丰，回国后我写了上万字的考察报告，特别提出了中国不能走发达国家大能源农业之路，而要走出一条符合国情、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吸收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生物技术，使人与自然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生态农业新路[8]。

2.2 在东风农场开展《生态农场研究与实践》研究取得成功

从1983年3月起，我和李道棠等人在崇明岛上的东凤农场以750头大型奶牛场为纽带，综合进行了《生态农场的研究和实践》试验研究。经过全体成员的艰苦努力，终获成功，提出了一个解决大型畜牧场环境、资源和能源问题的综合方案和建立了实例，其成果被授予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人与生物圈委员会”主席阳含熙院士亲自到现场考察，很快就将该课题列入“中国人与生物圈研究计划”并上报“国际人与生物圈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原驻京总干事泰勒博士冒着38 ℃高温专程到崇明东凤农场对整个试验研究进行了全面、深入的了解，他认为这项试验研究的规模和内容均为国际所少见，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为世界农业和畜牧业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和模式。

在此基础上，我和李道棠、俞吉安等人认真设计和构思了“玉米渣固态发酵转化配合饲料”和“光合细菌处理柠檬酸废水生产单细胞蛋白”的两个项目，积极争取申报了国家“七五”攻关“单细胞蛋白饲料开发”课题，经过多轮论证和审核(我和李堃宝就先后跑北京十多次)，最终我们上述申请的两项均被批准立项，获得了500多万元攻关经费支持，当时这在学校是少有的，在教委系统也不多见。为此，学校专门将原教学二楼底层东首机械加工车间约200平米给我们改建成实验室，并让我们及时从复旦、厦大、华东理工、无锡轻工和中科院相关研究所引进了一批生命学科的中青年骨干，组成了有20多人的科技攻关队伍。大家齐心协力，连续攻关5年，按期拿出了出色的成果，并获得了国家“七五”科技攻关优秀成果奖，我作为优秀个人代表出席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七五”科技攻关表彰大会。原党委书记何友声院士曾对我说：“我目睹了你们所走过的道路，从第一宿舍到教学二楼到今天，你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充满了生机，开拓进取、埋头苦干，成功是必然的，精神更是可贵的。”为此，生物技术研究所李堃宝、陈萍撰写了“生态工程的曙光”一文，发表于《上海交通大学通讯》(91/2期)，后被中国科协《科技导报》转载(1992.10)，对我生物技术研究所这期间独辟蹊径、探索具有交大特色的生物技术发展思路和实践进行了一次系统总结和提升[9]。1994年初美国专栏作家Ted Plafker 采访我时，对我们坚持走“教学 、科研、开发三个轮子一起转”的办系、所原则，对我们不“等、靠、要”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以及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在解决现实问题的同时带动学科发展的做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在美国《Science》杂志上撰文介绍[10]。

图4 作者(左2)和李道棠(左1)陪同泰勒博士(右1)参观“生态农场研究与实践”课题现场

3 钱学森指引，贵人相助

上海交大生命学科在40年发展中，除了学校领导持之以恒地给予大力支持外，始终得到校内外一批专家、学者的许多帮助和指导，其中除了上面讲到的沈善炯、阳含熙、马世骏、蔡铭昆等人以及校内张钟俊、陈亚珠、阮雪榆教授等，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卓越的科学家、我校老校友钱学森教授给予我们的具体指导和鼓励。

3.1 钱学森书信指引方向

钱老早在1992年，当他从《科技导报》第10期看到《生态工程的曙光》一文后，即给我写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200030

上海市上海交通大学生物技术研究所

朱章玉教授：

近读《科技导报》1992年10期《生态工程的曙光》，才知道您创立的生物技术研究所和其先进事迹，深受鼓舞！我要向您和您领导的班子表示衷心的祝贺！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过，上海复旦大学谈家桢教授，也是我的老同学，就提醒我利用微生物的广阔前景。现在这方面的工作在您那里开创了，真是可喜！

我没有别的，只希望您能在下个世纪把利用微生物的工业办成像上海宝钢那样的大企业，生物技术也将成为上海交大的一个专业系了。

再次表示祝贺！并致

敬礼！

钱学森

1992.11.2

该信不长，不到200字，但充满了对我们的厚爱和期望。信中，钱老希望我们把利用微生物的工业办成像宝钢那样的大企业，使我们豁然开朗，这始终成为我们一个新的更大的追求目标。早先于1986年，我和李道棠等人在老校长范绪箕的帮助下，就和澳大利亚Austgen Biojet国际开发公司合作，成功地引进了世界上先进的生物废水处理系统——ICEAS系统——消化、吸收、改进并很快在全国推广应用 ，后被国家环保总局授予了《最佳实用技术》。1991年翁史烈校长让我兼任生物科学与技术系负责人后，即和罗九甫等同志一起狠抓了保健品“昂立1号”口服液的研制和开发。在没有任何经费投入的情况下，到1993年底，就获得了1.1亿元产值和3 000万元的净利。但这些与钱老要求相比还只能称“小打小闹”。于是，我们加大了科技产品转化和开发力度，布点新项目，如扶持许煜泉的微生物绿色农药的开发、对邓子新从事的微生物抗生素合成、贺林的治疗精神疾病药物的研制等都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和支持。说到底，上海交大发展生命科学，毫无疑问在基础研究方面是把“研究生命的本质机理”作为不断深化的长期追求，但任何原发现的基础研究成果都必须进一步转化，以实现它的真正社会价值。钱老对这方面的期望特别大，而交大的传统和基础恰恰在这些方面更容易形成优势和特色。

1994年2月20日，我再次给钱学森学长写信，报告了我们的工作和设想，他很快于2月27日给我再次来信，指出“微生物制品前途无量”“21世纪新兴产业就是利用微生物进行生产”，还向我介绍了“盐湖农业”开发前景。在信的末尾指出“这样考虑在上海交通大学只设生物科学与技术系就不够了，应该设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老交大的理工面貌要换新颜了，理、工、生的上海交通大学！”最后他写道：“我现在此祝愿您在退休前实现这一目标！”[11-13]

3.2 举全校之力、内合外联推动生命学科发展

正是在钱学森学长及时给学校建议和对学科发展的具体指导下，王宗光书记、谢绳武校长不失时机加速推进生命学科的发展。经过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反复研究和筹备，采取内合外联的方法(学校内部整合了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及电机系陈亚珠院士所从事的生物医学仪器研发工作；外部则利用翁史烈校长和中科院上海分院汤章城院长签订的联合办学协议，争取了中科院上海植生所的具体合作支持)，最终于1997年2月19日，上海交通大学和中科院上海分院联合成立了“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从此翻开了上海交大生命学科发展新的一页。学校聘请汤章城先生出任学院第一任院长(2003年汤院长退休后，又聘请裴钢院士接任，直到2007年他担任同济大学校长止)。

接着，受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朱棣文院士在斯坦福大学创建Bio-X研究中心的启迪，我们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于2000年4月5日建立了上海交通大学Bio-X研究中心，旨在促进跨学科教学和研究，它的结构、状态、行为与功能是一个类生态系统，重庆第三军医大学赵坤等人曾以其作为大学跨学科组织生态治理案例一直在跟踪研究。经过努力，我们特聘朱棣文院士任我校Bio-X研究中心名誉主任，而该中心的第一任主任则请校党委书记王宗光教授担任[14]。

图5 美国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朱棣文院士在上海交大Bio-X研究中心作报告

4 贵在人才 强在人才

一流的目标任务必须由一流的人才来实现，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优秀人才，而培养优秀人才的关键在培养人才的人。生命学科的历届领导都将师资队伍优化、不断引进顶尖人才放在关键位置去实施。在内部十分重视青年教师的培养和提高，因为他们最具活力，代表未来，是学科建设的生力军。

4.1 培养一支生力军

我们千方百计为青年教师创造条件，在老教师“传、帮、带”指导下，让他们在科研、教学第一线经受锻炼和成长。同时尽力营造一个人心凝聚、人际关系融洽、相互理解、密切配合、心情愉悦的良好“小环境”，领导者不搞“武大郎开店”“文人相轻”，始终将全心全意为教师服务作为宗旨，党员骨干又都能在各项工作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为此，学院党总支曾被评为2006年上海市和全国优秀基层党组织。这些也都为“筑巢引凤”打下了良好基础。而将求贤似渴的紧迫感化为实际行动则是吸引优秀人才甚至顶尖人才源源不断加盟的重要保证。我们引人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按不同时期不同要求力争引进合适的优秀人才，而不拘泥於其名望和地位。

从新西兰学成回国的许煜泉教授，一到上海交大我们在当时还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尽力为他准备了实验室，配备了助手，并从系里有限的经费中拿出10万元资助他启动生物防治农作物枯萎病的研究项目。多年来，他不仅带出一个团队，培养了学生，出了高水平论文，而且争取了上海市和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坚持走产、学、研联合道路，与企业合作，在微生物农药开发应用方面打开了一条新路，为环境、经济和社会综合治理做出了显著成就。

早在生物系初建不久，我们就从浙大引进了徐晋麟教授，当时条件还比较差，他作为分子生物学学科带头人积极开展了“发育生物学”研究，并主讲了“遗传学”课程，后来编写出版的《遗传学》一书，被评为教育部重点教材，该课程也被评为教育部精品课程。经他推荐和积极联系，帮助我们又从浙大引进了张惟杰教授。张教授曾在北大和浙大担任生物化学系领导，具有丰富的科研、教学经验，年龄虽偏高，但将他引进后，对我专业教学起了示范作用。特别是由他率先为全校非生物学专业学生开设的《生命科学导论》课程深得好评，听课学生不断增加，后来发展到上千人，张老师本人也被评为上海市教学名师(他的继任者林志新教授于2008年获得了国家级教学名师奖)。不少非生物学专业的学生从他讲课中得到了启发，进而主动转学生命学科。如目前在生命学院BIO-X研究中心已被学校评为特聘教授的 师咏勇，就是听了张老师主讲的上述课程后，从原来电信学院转入了生命学科，从本科直到硕、博联读，毕业后留下当专业教师，干得非常出色。

4.2 引进国际一流人才引领

1997年生命学院成立后，我们把重点放在引进一流的、在国际学术界具有竞争力的优秀中青年学者身上。如从英国学成回国的贺林博士，在生物化学、神经遗传等方面的研究早已在国内外出了名，特别是他实验室拥有极其宝贵的几万个中国特殊人群的血样，我们 只要为他创造良好的实验条件，给他选送优秀的本科生跟随他进行试验研究，将会源源不断地出高水平成果，培养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于是经王宗光书记、谢绳武校长批准，在“985工程”二期项目分配给我院3 000万元额度中就集中给了贺林实验室1 000万元，学校专门在浩然高科技大厦给了他两个层面供科研、教学使用。还帮助他解决了住房和家属工作问题。贺林为此十分感激，他调来学校不久，很快购置了必需的先进仪器设备，并在学院配合下，从本科毕业生中挑选了几名优秀者作为他的研究生。在贺林直接指导下，学生高波从事的A-I短指(趾)疾病遗传基因克隆定位，在原有的研究工作基础上，仅用一年多时间就取得了重大突破，成功破解了人类第一例“孟德尔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的百年之谜。该研究论文2001年在国际遗传学术权威杂志《Nature Genetics》上发表，同时被评为2001年中国基础研究十大新闻之一。贺林也被评为2001年“上海市科技精英”、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高波同学则获得2003“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市长奖”。这项成果还获得了国家2003年自然科学二等奖。目前贺林教授作为BIO-X研究中心主任，在功能基础组学、药物基因组学、蛋白组学、生物信息学、神经遗传学等领域已形成了几十人的团队，由他领衔的上海交大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学科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2005年他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相比贺林，邓子新、周秀芬夫妇调进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更是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他们二人早在1988年从英国学成回国后，在武汉华中农业大学工作。一次，从武汉华中农大博士毕业来到上海交大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工作的陈峰回母校参加校庆活动，偶遇邓、周，当被问起在上海交大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工作情况时，陈峰如实地介绍了学院迅速发展生命科学的状况和良好的人文环境以及自己的感受，邓、周觉得他们的研究工作如在上海交大可以“做大做强”，流露出想调来上海交大工作的想法，陈峰把这个信息告诉了学院领导，我们认为他俩在微生物研究方面很有建树，特别是由他们共同发现的DNA磷硫酰化修饰是一项潜在的具有原创性的成果。在得到校领导同意后，学院便主动与邓、周联系，邀请他们来上海交大访问、交流。他们来校后，仔细了解了上海交大生命学科的由来和发展，并受到王宗光书记、谢绳武校长的热情接待，很受感动，于是坚定了调入上海交大的决心。但具体办理调动申请时，碰到了很大的麻烦，原单位坚决不放，学院总支书记罗九甫和校人事处副处长毛大立专程赴武汉与华中农大协商，以求妥善解决，最终仍无果。邓、周义无反顾，冒着很大风险，只身带了儿子调来了上海交大，一切从头做起。学院和学校对他们高度负责，给予他们极大的关心和帮助，像支持贺林一样，也从“985工程”二期给予他们差不多同样的经费用于购买仪器设备，建新的实验室，学校特地将“科学馆”二、三层调整给他们，加上学院院长、总支书记办公室一并让给他们建实验室使用。在解决住房和必要工作条件后，二人即全力投入实验室建设和科研、教学工作。

图6 贺林院士

不久，邓子新获得去美国康乃尔大学做客座教授机会。在那儿，他日以继夜地进行合作研究，很快就把在国内的原有研究成果提升到国际先进水平，不到一年，他就在国际顶尖杂志《分子微生物学》上陆续发表了数篇高水平论文。在国外，他还介绍了在试验研究中对DNA磷硫酰化修饰的发现，引起同行的极大兴趣和注意，不久大家认可他们这一原创性成果，承认“上海交大的邓、周是这个领域的开拓者”。邓子新回国后又发表了一批科研成果，2005年也被遴选为中科院院士。他和贺林在同一年晋升为生命学科领域的中科院院士，一度成为校内外的美谈。从2007年起，邓子新便一直担任上海交大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他目前还是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长，国际工业微生物遗传学委员会新一届主席[15]。

图7 邓子新院士

5 创“双一流”，再铸辉煌

生命学科在上海交大随国家改革开放应运而生、乘势而上，四十载春夏秋冬，四十年拼搏奋斗，从无到有、由弱变强，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走自己的路，逐步形成优势和特色的一次成功的创新实践，它充分体现了“创新源于需要和基础”“改革和创新好似一对孪生兄弟”的哲理。正如校长林忠钦院士2017年11月26日在学院纪念成立20周年大会上致词时所说：生命学科的建设是我校学科创新的最成功案例。

今天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已拥有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两个国家重点学科；拥有微生物代谢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教育部遗传发育与精神疾病重点实验室；拥有国家生物学理科基础人才培养基地和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基地；还有一个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试验教学示范中心和国家级教学团队。学院骨干队伍在DNA磷硫 酰化修饰、精神遗传与骨骼遗传疾病、微生物抗生素合成、环境难降解污染物降解机理、肠道菌群与人体健康、水稻发育与分子生物学等研究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生物学”一级学科在2012年全国第三轮学科评估中，并列第三名，而在不久前2017年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被评为A+(即前1、2名)，上海交大“生物学”已正式列入国家“双一流”重点建设学科。学院也从早期的“教学、科研、开发“三个轮子一起转”到“人才培养是根本，学科建设是核心，师资队伍是关键，党政领导是保证”的建系、院原则基础上，经过几十年全体“生命人”继承和发扬老交大传统和“敢为人先”的精神、气魄，目前已形成了“修德厚爱、健己惠人、强队谐群、凝特聚优”的学院文化[16-19]。

加上1999年9月上海农学院并入上海交通大学新建了农业和生物学院，2000年2月与上海医工设计院联合共建了药学院，特别是2005年7月在校党委马德秀书记的主导下，实现了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强强联合，建立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汇合环境科学和工程学院、生物医学工程学院以及系统生物医学研究院、转化医学研究院等，上海交大真正形成了生命医学大学科集群效应。今天，上海交通大学已成为生命学科发展的沃土和绿洲，为抢占未来生命学科前沿的至高点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当我们站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门槛上，对未来更加充满信心，只要坚持深入改革开放、不断创新，沿着已定的方向不动摇、不折腾，继续拼搏奋斗、执着追求，交大生命学科在“双一流”建设中大有希望，定能再创辉煌！[20]

图8 十多位院士和专家出席纪念生命学院成立20周年大会与全体师生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