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汉中

世界上本没有档案，但档案的出现却改变了人类社会。

我国档案工作起源于中华民族从“神本位”向“人本位”的过渡时期，其标志是巫、史的职能转换。“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所形成的档案，促使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档案库——天府的建立，“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于太史公”， 为春秋时期诸子百家的文化创造积累了丰富的资源，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文化高峰。孔子据“先王之典”创立了中华民族的元典文化——儒家学说，成为中华民族常用常新的文化经典。司马迁“紬石室金匮之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编修《史记》，开创了中华民族不间断历史记载的文化传统，维护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时空统一性，与方志、谱牒一起共同营造了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记忆。历代文人的档案文献编纂活动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典籍，创造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辉煌与灿烂。黑格尔曾说：中国“历史作家”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而民间文化习俗等，如三国文化、孙子兵法和经典文学作品的传播路径大都能溯源于档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有效运行是体系中各种元素、各个环节的有效整合，各种元素、各个环节功能的充分发挥是整个体系功能发挥即体系良性运行的前提。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在这一运行机制中，档案工作以其特定方式与特定保障手段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与其他元素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成功模式。档案工作逐步形成了相当成型的规模和取得相当成功的社会效能，是维护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绵延几千年的重要传承机制，是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光大的文化遗产。

文化，实质上是“记忆”的发生、积累、选择、传播的过程，而只有“记忆”在经过了个人记忆——集体记忆——社会记忆——文化记忆的演变过程，才能成为文化传统而具有传承的意义。档案正是承担着这一演变过程的职能而构成文化的母体;同时，文化传承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文化的再生过程。在人们社会实践中产生和形成的档案是历史的积淀与现实的呼唤相结合的民族记忆，是指引中华民族认识现实、走向未来的精神财富，构成传统文化纵向整合的内在结构要素。因此，档案工作在中华民族文化传承体系中不仅是文化发生之源，更以动态跟进的方式发挥不可替代的链条连结作用，也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和创新的源泉，是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的基础。而且我国的档案文化较之西方文化具有更强的传承功能和再生能力，是中華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所在。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曾因具有稳定的文化传承模式而源远流长，受到世界其他民族的尊崇，然而在西方文化借助坚船利炮强势进入后，既有的模式被解体，于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便成为国人争论的焦点。从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康有为的“西体中源”到胡适的“西体西用”，最终都没能成功解决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体系问题。为维护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国学者先后向世界发出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和《甲申文化宣言》，反映出对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焦虑情绪。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论争中，学者们的讨论焦点集中在“国学”的解读和儒、佛、道的传承问题研究上，纪宝成和郭齐勇认为，国学是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它像纽带一样，将形形色色、方方面面的传统文化串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统一体。任继愈、张岱年、邓广铭、张岂之等学者认为儒、佛、道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经典。他们共同的研究思路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是借用注释的方式，在继承中国传统中注入新内容。然而，用傅璇琮的话来形容：过了若干年，热闹一阵子，回过头来看，还停留在原来的起点。从当前的学术争议来看，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研究困局在于，大家都纠结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一是忽略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差异，特别是忽略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不同的制度基础和时代背景，夸大传统文化的现代适用性;二是忽略文化的历史传承，夸大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差异，完全拒斥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中具有恒久价值的因素视而不见，使得核心价值体系和精神家园的构建失去历史根基。两者的问题症结主要体现在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模式的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对档案这一重要资源在传统文化传承中的核心作用的认识不足，直接导致中国人从文化自大开始失去了文化自信，在赶超西方的过程中，档案这种土生土长的并凝结着本民族文化基因的文化资源在学者们的心目中的地位渐次下降，甚至无暇顾及，在这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少有出自于档案的文化大家和文化巨著，档案这一重要资源没有如它在中国历史上表现的那样，在文化建设和文化传承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因之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但中国人并没有停止探索前进道路的脚步，走出了一串串坚实的脚印，特别是在近几十年间，中华民族成功地开辟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国家发展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迅速崛起，逐步强大，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而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提供了一个有异于西方的全新的“道路标本”。而在这过程中形成的档案，则是传统与现代结合、中西文化结合的最现实的“活”的文化研究范本，是现实社会的客观反映和实际成果，为中华民族文化在保持其主体性的同时包容与汲取世界其他优秀文化提供了载体、创造了契机，这要比产生和形成于深厚的封建意识形态的所谓“国学”更具有现实意义和积极意义。这需要我们从档案（特别是近200年间的档案）中理解和发现一个未来意义上的中华文明在文化理想、核心价值、制度架构上所具有的主要特点，以及它对人类其他文明所可能具有的示范意义和积极作用，从而主动和自觉地为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和文化创造发挥积极影响，从而在文化上也成为有世界影响的文化强国。

在世界急剧动荡的重要时刻，档案这一重要信息资源当如我国的春秋时期和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一样，为人类的文化建设发挥重要作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传承模式的复活，将会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的重要途径。因此，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传统社会中档案工作在文化传承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加强对档案文化价值的挖掘和阐发，使目前的档案工作回归文化传承的核心地位，为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的架构提供资源储备和深厚基础，而成为我们架构民族文化传承体系的重要环节，也为人类的文明再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这不仅是一个文化研究的思路问题，也是一个有关国家文化战略导向与信息资源分配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