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天雍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特命全权大使程永华合影 2015年

韩天雍一家拜访日本著名书法家今井凌雪先生及其夫人 1998年

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与全日本篆刻联盟会长小林斗盦先生交谈 1990年

中国式的佛教文化—禅宗，自六祖慧能之后，十六箴言“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悟思想，高度概括了禅宗对成佛的特殊理解，在宋元时代以其全新的理念，创新的精神，强调主体的个性，在其墨迹中所表现出受过训练的无意识流露及禅道修行者独具崇高悟性而表现出伟大人格的心灵轨迹，我沿着这样一条清晰而又模糊的路，不惜花费二十年的时间去寻找禅与艺术相通的路。

1998年我作为日本文部省的特聘教授，由中国美术学院派遣赴日本岐阜女子大学讲学，一晃儿时间跨度已满20年，其中讲学10年，开设了中国书法、篆刻、水墨画及中国文化概论等课程。青年时代曾经强烈的留学梦想，而今荣耀地作为一名学者登上了日本大学的讲台。

一、从日语语言背景开始到书法学术研究

在硕士研究生学习期间，我完成了《日本篆刻艺术》（上海书画出版社，1995年）一书。之后，开始中日书法、篆刻比较研究的课题，并在这方面连续发表了多篇论文及译文。2001年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为我出版了一套日本书法经典名帖系列—《佛教写经》《禅宗墨迹》《三笔三迹》，同时也叩开欧阳中石教授的书房，使我成为首都师范大学书法研究院的博士。在北京攻读博士期间，欧阳先生给我极大的关爱和帮助，我既要回中国美术学院任课，又要去日本讲学，不停地穿梭于中日两国，往返于北京、杭州、岐阜三地之间。我选定撰写的博士论文题目《中日禅宗墨迹研究》，一开始就得到先生的认可。因此，赴日讲学的同时收集有关禅宗墨迹第一手的资料，也成为我治学研究的当务之急。

二、从日本佛教寺院巡礼到中日禅宗文化研究

在日本期间，我走访了京都、奈良、镰仓等地，感受传存在日本的中国唐宋时代古建筑的遗址和上千年的佛教寺院文化。同时与日本宗教界、书道界、篆刻界朋友的紧密接触，也深切地感知中日文化的历史渊源。

日本古代文化取得的进步与发展，多依赖于对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摄取与消化。公元五世纪时，中国汉字和儒家经典由百济传入日本，从而加速了日本从蒙昧时期走向近代文明。然而，影响日本文化最为深刻且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却不是儒家文化而是中国式的佛教文化，佛教文化的传播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形成与艺术审美的发展。

作为佛教文化的伟大倡导者、支持者的圣德太子（574—622）在其摄政期间，发出兴隆佛教的诏书，修建法隆寺以研究佛学，营造四天王寺诣开展各种慈善事业。并在604年，钦定《十七条宪法》，其第二条就明文规定“笃敬三宝”。圣德太子还身体力行亲自书写《法华义疏》草稿，成为日本最早的名人墨迹。

佛教寺院，它不仅仅是作为守护佛界、镇护国家的作用，同时也肩负着政治外交的中枢和接受外来先进文化的使命。在奈良建立的法隆寺，以东院伽蓝和法隆寺一起形成了以飞鸟文化为中心的斑鸠宫，供奉着与圣德太子等身的本尊救世观音像最负盛名，人们由此寄托对太子笃信的佛教精神的深切缅怀和崇高的敬意。

另外，法隆寺大宝藏殿所藏的宝物最值得夸耀，即“法隆寺献纳宝物”，现为东京国立博物馆法隆寺宝物馆分管。法隆寺有许多与书法相关的资料。著名的墨迹有《法隆寺献物帐》，金文铭文有《法隆寺金堂释迦像光背铭》《法隆寺金堂四天王像广目天光背铭》《法隆寺金堂四天王像多闻天光背铭》《法隆寺金堂药师像光背铭》《法隆寺藏僧德聪等造像记铜板铭》《法隆寺戊子释迦小像光背铭》等，这些铭文与中国北魏书风相类似，堪称日本金石铭文的宝库。

天平十五年（743），圣武天皇“尽国铜以铸象，削大山以构金堂”。决意在奈良兴建东大寺，筑金堂（大佛殿）以安置卢舍那大佛。圣武天皇和光明皇后寄托大佛与宇宙中心融为一体，构筑理想的佛教国家精神。东大寺的大伽蓝和卢舍那大佛，成为平城京最大的寺院，与当时的法华堂（三月堂）、转害门、正仓院宝库一并构成世界最大的木造建筑群。天平时代的雕刻宝库，堂内洋溢着浓厚的宗教氛围，彻底地释放出古典的静谧之美和诠释出天平时代写实性雕刻的真髓。

与中西行雄先生及其夫人 2015年

与岐阜新闻社长及岐阜县书作家协会会长、理事长等人合影 2002年

同友人邹涛一起与日本篆刻家协会理事长梅舒适先生及其夫人合影 1998年

日本天平胜宝八年（756）五月二十日，圣武天皇御崩，在其“七七祭”的六月二十一日，光明皇后将其遗爱品献纳给东大寺卢舍那佛，以求冥福，国泰民安。这些献纳品做成目录五卷，书有《东大寺献物帐》的题签。《国家献物帐》即是其一。在《国家献物帐》里边，有光明皇后书写的《乐毅论》《杜家立成杂书要略》各一卷，王羲之书法二十卷。文书中押有489颗“天皇御玺”。据说现存的《丧乱帖》（日本宫内厅藏）及《孔侍中帖》（日本前田育德会藏）可能就是嵯峨天皇时期佚出东大寺正仓院二十卷中的断简（双钩填墨本）。题笺上署有《大小王真迹帐》一卷文物，根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载，即是鉴真和尚东渡日本时带去的。

陶印“观”

2002年，岐阜女子大学的中村教授陪我去唐招提寺考察，受到了寺院住持的热情接待，当即打开寺院的神秘宝库的大门：里面有当年鉴真和尚东渡时期带去日本的佛像雕塑、法器及渡海的船只。看后心灵为之震撼，感慨颇多，鉴真和尚对日本文化的无私奉献，也开辟了中日文化交流的新征程，也促使日本文化与艺术方面有了迅猛的发展。难怪圣德天皇对鉴真和尚东渡传法，喜慰无量，亲授鉴真“传灯大法师”最高荣誉位，以表彰他为促进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此外，禅林寺院中，入宋禅僧明庵荣西（1141—1215）在博多兴建圣福寺，将临济宗禅法带到日本。传存在福冈哲愿寺的“盂兰盆缘起”，即是他传承宋代尚意书风拟黄山谷风格而书写的代表作。京都泉涌寺的开山祖师不可弃俊芿（1166—1227）于1199年入宋，在天台山研习律宗长达12年之久，在儒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作为新兴的程朱理学和律宗重要传播者在日本汉学史上享有极高的声誉。他在归国之际，带回日本大量的佛家、儒家经典、以及法帖、文房、碑帖等。他为泉涌寺题写的《劝缘疏》，超凡脱俗，深得朝野上下人士所器重。日本曹洞宗的开山祖师道元（1200—1253）1223年随明全禅师入宋求法，向天童山如净禅师学曹洞宗，他34岁时书写的《普劝坐禅仪》墨迹，成为曹洞宗的镇寺之宝。此外，宋代高僧圆悟克勤（1063—1135）书写给弟子虎丘绍隆的“印可状”以及宋元高僧无准师范为日本弟子圆尔的“印可状”、虚堂智愚为入宋僧无象净昭书写的《法语》、元代首屈一指的高僧中峰明本为弟子铁舟德济的《与济侍者警策》、古林清茂为日本的嗣法弟子月林道皎书写的《月林道号》、兰溪道隆的《法语规则》、无学祖元的《偈语》、一山一宁的《雪夜作》等，都构成了我撰写23万字博士论文的核心资料，《中日禅宗墨迹研究—及其相关文化之考察》论著，也因此获得了2008年度国家社科“十一五”艺术基金奖。

三、从中日民间文化交流与日本友人的交往

在翻译和介绍日本书道名家、日本学者的论文、论著过程中，无意中也结识了许多了书道、篆刻界的同道朋友。二十年来，我始终坚持两条线路：一是对两周青铜铭文的临习与创作研究；其二从事中日书法比较研究。

1991年，日本书道大家今井凌雪在辽宁省博物馆举办他与雪心会书道展，有幸与先生相识，此后我们即成为忘年交。先生的大字金文和简帛书创作，气势磅礴，令我震撼！今井先生也是中国美术学院的客座教授，每次来访均由我作翻译。1999年我与中村先生一起访问了家住奈良的今井先生。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兴致极高地谈到筑波大学与中国美术学院的校际学术交流和友好往来，聊起他当年的研究生来浙江美术学院留学，现已成为筑波大学和大东文化大学的掌门人、日本书道教育的中坚力量。此后，我多次应邀参加雪心会的书道活动，每次宴席都把我安排在今井先生旁边的席位上，这是日本友人欢迎和尊重的朋友的特殊待遇。记得在2010年我再次去奈良参加雪心会的活动时，我将自己新出版的《韩天雍金石书画集》赠给今井先生时，先生在宴席间，曾多次翻阅我的作品集，对每一件作品都看的十分仔细，且连连称赞，我们之间似乎遇到了知音，他对我的首肯，令我终生难忘！我每次都对他老人家那种德高望重、提掖后学的长者风范所打动。

日本篆刻界的两位大佬梅舒适先生和小林斗盦先生，也是我赴日讲学20年间相识相知的忘年交。1992年，在我的导师刘江教授家曾翻译两位先生致刘老师的书信往来。梅先生为日本关西地区日本篆刻家协会理事长、小林斗盦为关东地区全日篆刻联盟会长，两方各占日本的半壁江山，形成了双峰对峙的两大阵营。对于双方的精英篆刻家们，我曾在1995年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日本篆刻艺术》一书“印人传”一栏中均有颇为详细的介绍。正因为有这样的一份因缘，这20年间我经常受邀出席两家组织的学术活动，与日本书道界、篆刻界老朋友一起切磋技艺，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

2009年，日本著名前卫派书道家稻村云洞先生来中国美术学院作学术讲座并挥毫泼墨，几天的交往中，与86岁的老人稻村先生结下现代书法的不解之缘。我每次在他的寓所相见，稻村先生总是高兴地将他从师匠宇野雪村处转存给他的古砚、古墨及其他文房一一让我观赏，并在东京银座宴请我吃最奢侈的日本料理。2001年，稻村先生在88岁诞辰之际，我为他治“米寿”元珠文大印，先生爱不释手，并印制在他的豪华书册的封面上。在庆贺宴上，全日本書道联盟、日展、谦慎书道会大书法家、教授、学者共计四百余人盛装出席，大会还特意安排我作为中国书家学者的代表致词，作为日本现代书坛的巨匠稻村先生的提携令我终生难忘！

然而，与日本友人交往时间最长的要属中西老人了。中西行雄（1926—2017），字行鱼，日本岐阜市人。他是我1998年最初来日本讲学的学生。他原为岐阜一家高中校长，担当过高中校长俱乐部的会长，擅长拉中国的二胡。自从和我相识后，加强了篆刻、甲骨金文、水墨画等艺术门类的训练，技艺大进，我常常为他那种敬业精神所感动。时间飞逝，一晃过去了十八年，与我从学的九年时间里，老人家刻了上百方秦玺汉印和创作作品，系统地临摹了西周中晚期的《毛公鼎》《散氏盘》《墙盘》等代表性的金文铭文，并画了许多梅、兰、竹、菊、松柏、仙鹤图等。作为一位高龄的老人还能如此勤奋，令我震惊和发自内心的钦佩！在他的身上，确有一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自强不息精神。他曾用甲骨文书写中日两国优秀的民歌歌词并自费出版赠送给全日本各大图书馆或美术馆，曾荣获日本天皇瑞宝勋章。

他常说是我将他引领到艺术的殿堂，我耐心地向他讲解中国书法史、中日书法比较、从王羲之到空海、从汉字到假名、从杨守敬到日下不鸣鹤、从吴昌硕到河井荃庐……凡此种种老人家都一一作了笔记，九年下来他编辑成九大本我的听课笔记并自己用电脑配好了彩色插图。

2016年在我第9次讲学时，按照以往的惯例，当天晚上就会去他家看望中西先生，并带上他老人家喜欢喝的绍兴老酒，当我一进他家的玄关准备换鞋进屋时，没有看见老人家以往相迎的身影，夫人的脸色也十分阴沉，我便有一种不祥之兆，老人家在一月前就走了。遗像前给我留下一个纸条写到：“认识您是我一生中的幸事，感谢您给我领进了艺术的殿堂，使我的晚年生活过得很充实，使我快乐地活到了94岁。”看完“遗信”泪如雨下，我非常感谢他老人家陪伴我度过了十八年孤独与寂寞的时光。

枯木逢春 68cm×136cm 纸本水墨 2015年

大篆斗方 68cm×68cm 纸本水墨 2008年

大篆斗方 68cm×68cm 纸本水墨 2017年

毛泽东《卜算子·咏梅》 248cm×124cm 纸本水墨 2013 年

为贺稻村云洞先生88岁诞辰作“米寿”印

天雍之印

回想起来，二十年也发生了巨变，日本尊敬的篆刻家梅舒适先生、小林斗盦先生、书家今井凌雪先生，以及岐阜县书作家协会的理事长座马井村先生等，都已驾鹤西去，他们都是我一生中最可尊敬的长者，在我艺术事业上都给我许多的帮助，至今历历在目，挥之不去。

四、从东渡扶桑文化交流到中日书画比较研究结硕果

一鸣惊人

先秦之人

二十载往来于中日两国之间的学术考察、讲学交流，重新整理流传到日本的中国古代文化资料并重新介绍引入到中国国内，潜心于中日书画文化的比较研究，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美术学院、清华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鲁迅美术学院、湖北美术学院、东南大学以及日本筑波大学、大东文化大学、关西大学、北海道大学等多所大学及科研院所、社会团体讲演中日书道史比较、中日禅宗墨迹研究等学术专题讲座。在继《中日禅宗墨迹研究》之后，我又编著了两本重要的禅宗史料《禅宗墨迹》和《禅宗绘画》（预计2018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大型画册；花费10多年时间编著整理出60多万字的《历代名家篆刻边款释文集成》（预计2018年中华书局出版）等。在此，感慨良多，许多第一手的资料均得到许多图书馆、博物馆、艺术馆的朋友和友人的资助。

当然，我在从事的中日文化交流和比较研究，延续遣唐使及中日禅僧的足迹，以自己微薄的努力，为两国文化交流做出自己应尽的贡献，我想这也是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应尽的责任。正是因为上述原因，我作为日本文部省特聘教授和杰出华人代表出席了2015年度中日友好新年年会盛典，为我在新时期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所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并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特命全权大使程永华和日本驻中国大使木寺昌人的分别接见。比起历史上无数做文化传播者来说，我是幸运的，我赶上了一个文化昌盛的好时代。

（本文作者为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