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邹典飞

杨守敬像

行草书札

杨守敬（1839—1915），字惺吾、星吾，晚号邻苏老人，湖北宜都人。早年受私塾教育，同治元年（1862）举人，四年（1865）考取北京景山官学教习，十三年（1874）国史馆誊录，光绪六年（1880）出使日本，任驻日公使何如璋随员，旅日四年。归国后历任黄冈县教谕、黄州府学教谕、两湖书院教授、勤成学堂总教长、礼部顾问官等。1914年，任参政员参政，1915年病故于北京。

杨守敬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版本目录学家、金石书法家、藏书家。其成就最高者应为“舆地”（即地理）之学，被学界公认为“开舆地学之新纪元”，著有《水经注疏》，编绘有《历代舆地沿革图》《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水经注图》等。后世学者往往更为重视杨守敬的金石学成就。

杨守敬出身商人家庭，自幼受科举教育，四岁丧父，六岁在母亲的教导下读书，八岁时外出求学，十一岁辍读归家当学徒，经历颇为坎坷曲折，但他坚持求学和自学，除八股文外，杨守敬还喜钻研名家文章，十九岁时师从江陵朱景云。考取举人后屡试不第，但通过进京会试的机会，杨守敬结识了一批知名的学者，如陈乔森、潘存、邓承修，第二次应试落地，杨守敬继续留在北京，与学者谭献、李慈铭、袁昶交往，据一些学者统计，称杨守敬一生在北京居住达十六年之久，通过与京城名士的交流，为杨守敬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居京期间，杨守敬痴迷于金石碑版，加之此时金石学发展迅速，尤其是清中期以后，金石学的发展进入了鼎盛期，而北京作为首善之区，也是金石家重要的聚集地，专门从事收藏和研究的金石学家人数剧增。杨守敬深受时风影响，他一度在北京崇文城南设馆授课，课余出入琉璃厂搜集古碑古书，对于这段经历，他晚年追述道，“时馆于崇文城南之平乐园，距琉璃厂往返约十里。每薄暮，馆事毕，步而往。漏三四下，街衢之间，爝火尽熄，阒无行人，余方挟数纸踽踽而归。或灯为风灭，则望影疾趋，不惧亦不倦。归后犹复挑灯伸纸，摩挲数次乃寝。如是者年余，囊金馆谷，为之罄尽，所谓极穷屯而不悔也”。正是由于他早年这种刻苦求学和深度痴迷的精神，同治六年（1867），杨守敬完成自己的第一部金石学专著《激素飞清阁平碑记》，次年又写出《激素飞清阁平帖记》，编辑出版了《楷法溯源》，以此奠定了他碑学理论家的地位。随后杨守敬又陆续著出了《学书迩言》《寰宇贞石图》《望堂金石集》等。

光绪六年（1880），杨守敬出使日本，这是其人生最辉煌的一段经历。他在日本居住长达四年之久，初到日本，恰逢明治维新后举国摒弃旧学，杨守敬因利乘便收购中国散佚在日本的古籍。由于他综合素养精深，常年摩挲古籍金石，为有真才实学者，因此他除为驻日公使黎庶昌刊刻《古逸丛书》外，还有一位松田雪珂，还与日本学者、书法家切磋文化和书法，“是时与日本文人往来最密切者岩谷（修）一六、日下部东作鸣鹤、冈千仞振衣”，还有一位松田雪珂，逐渐为日本学界所知。日下部鸣鹤在《三人的益友》（三人即日下部鸣鹤、岩谷一六、松田雪珂）中记“那是明治十三年前后的事情，一位叫杨守敬的男子，作为当时中国公使何如璋的顾问，来到日本。关于杨守敬，我们早有所闻，知道他是有名的金石学家。因此与一六、雪柯商量好，决定如果他来，就马上去请教他的见解，当时他不懂日语，我们也不通北京话，只得全部用笔谈。可是最初三人都不认为他是大学者，都看不起他，但是随着交往增多，他在学问上的远见卓识的确使人叹服。尤其有幸的是，杨带来了一万好几千的拓本得以饱览的机会。这对当时的吾辈而言，实可称为金科玉律的研究资料，至于杨为何带来这样多的拓本来日，及因当初在北京受何公使招聘，无暇绕道荆州乡里收藏图书拓本，便直接带了行李来日，虽然麻烦，但仍将当时住北京的全部对象携来赴任云云。有幸的是，这些都是我们根本无法见到的东西”。日下部鸣鹤、岩谷一六、松田雪珂均为日本明治时期著名的书法家，且年齿均长于杨守敬，但三人为杨的学术所震撼，故而师事之。杨守敬亦因偶然而携去汉、魏、隋唐碑帖拓本一万多件，这些作品在日本书界引起震动。杨守敬到达日本之前，日本书坛还是以帖学为主流，并标榜王羲之书法，书风倾向于魏晋风流之中，虽有一些书家曾尝试接受北碑，但均无甚建树，直至杨守敬到达日本，通过所携一万多件拓本，以实物资料佐证其研究，将清代金石学研究成果带至日本，令日本书界领略到碑派书法之魅力，因此掀起了一阵杨守敬旋风。这股旋风将清代碑学成就第一次系统地介绍到日本，对日本书界来说不啻为一场革命，直接促进了日本前卫派书风的形成，杨守敬也因此被日本书界尊为“日本现代书道之父”。当时从其学者甚众，如日下部鸣鹤、比田井天、西川春洞、丰道春海、西川宁等。 如今日本墨田川三围神社还存有杨守敬撰文并书丹的《秦蒙恬将军碑》。而杨守敬在日本出售碑帖所得，亦悉数购藏日本保存的中国古籍善本，据《清史稿》记，杨守敬藏书达数十万卷，他在日本购藏唐宋善本达数万件之多，著成《日本访书志》十六卷。这些书籍多“善本秘籍，不见于志者尚多”，为中国文物的回流做出了重大贡献。杨守敬归国后，日本书坛仍与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很多弟子一直和他保持着通信。辛亥革命后，杨守敬避难于上海，日本福冈县水野疏梅专程赴上海拜在杨守敬门下，因此机缘，杨守敬撰写《学书迩言》一书作为教材，直接促成了此书学名著的传世。1915年，杨守敬在北京去世，噩耗传至日本，他的日本学生山本竞山倡导在京都冈崎府立图书馆举办“追悼杨守敬遗墨资料展”和书法专题演讲会。时至今日，中日两国的书法爱好者还在以各种形式纪念杨守敬对两国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可见，杨守敬扮演了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

隶书七言联

行楷书七言联

作为清末民初杰出的书法家和学者，杨守敬是继阮元、包世臣之后的碑学理论宗师，且具有真知灼见。但不同于这些碑学前辈的是，杨守敬并未因尊碑而抑帖，而是主张碑帖融合，早年他即在《激素飞清阁平碑记序》中云，“夫碑碣者，古人之遗骸也，集帖者影响也。精则为子孙，不精则刍灵耳。见刍灵不如见遗骸，见遗骸不如见子孙。去古已远，求毫芒于剥蚀之余，其可必得耶？故集帖之与碑碣，合之两美，离之两伤”，表达出了一种碑帖并重的书学态度。在书法上，他倡导因时而变，对清代书法进行了客观地分析，并认为“国朝行草，不及明代，而篆分则超轶前代，直接汉人”，还高度地赞扬了清代邓石如、杨沂孙、黄易、桂馥、陈鸿寿等人的碑学成就，于郑板桥、金农的书法，则有“皆不受前人束缚，自辟蹊径”评价。但对于王澍、钱坫的一些篆书作品，他说出了“以秃毫使匀称，非古法也”的意见。由于常年的钻研和实践，使杨守敬逐渐形成了独立的书学思想，并以此来指导其书法创作的革新。据称康有为曾以所著《广艺舟双楫》问教于杨守敬，杨为其纠正讹误数十处，连向来狂傲的康有为亦叹佩之。

行楷书七言联

作为清末的碑派大师，杨守敬书法亦独具面貌，一生经历数次变革，最初受馆阁体训练，18岁时参加院试，因书法草率而未被录取，自此奋发图强，潜心书艺。他的楷书取法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诸家，从其42岁所书《陈开运墓志》中可见其习颜之端倪，此书作字体醇厚典雅，极似颜真卿中年力作《多宝塔碑》。他还一度临习隶书，取法《夏承碑》《史晨碑》诸碑，逐渐形成了古雅严谨、灵动萧散的书法面貌。

归国后，除潜心编著《水经注疏》外，他更为热衷于书法创作，从其53岁所书的《文敬朱先生墓志铭》中可见，他的楷书已相当成熟，字体取势六朝，但融入了唐楷欧字之结体，颜书之用笔，褚体之风韵。行书则取诸家之所长，强调布局，用墨浓淡适宜，笔法方圆均备，兼采清邓石如笔意，将秦汉篆隶精华孕育其中。他在临习《天发神谶碑》时，曾写下了“至此碑创造笔法，奇而不诡于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为命世豪杰”的碑评。此时期，杨守敬书风特点鲜明，碑帖兼融，并以其深厚的唐楷根基，化碑版于无形，初具“杨体”风貌。

晚年，杨守敬书风完成了最后之转型，他将汉隶《夏承碑》之古趣、《史晨碑》之严谨及《礼器碑》之劲挺相交汇，掺入温润流畅之帖学笔法，使其书风卓茂而险峻，生动而雄肆，流畅而自然，形成其具有时代特征之“杨体”书风，这种风格以行书为基调，在坚实的唐楷之基上，加入篆隶用笔，时时显现出金石之刚劲，正如学者马宗霍所说的“惺吾宗法信本（欧阳询），行书略带纵笔”，这种“纵笔”乃常年积累和体会所致，并非一味强调侧锋，其书作中还偶加枯笔，通过巧妙的安排，尤显得老辣纵横，极具个人魅力。他的弟子熊会贞对其师书法有“书法古茂，直逼汉魏，天下无双，一时名人莫不推重”之评价。

行楷书札

对杨守敬书法之成就，后世亦褒贬不一。有些书家认为杨守敬书法格调不高，略存江湖习气，这可能源于其早年侵淫帖学家张照书法较深之故。但客观地讲，作为同时期的碑学家，杨守敬与康有为在书法表现形式上极为近似，均以行草表达碑版之剥蚀、苍茫，但杨书少了康书那些那种狂野纵横之变法者气魄，因此在气势上要略逊其一筹。总之，杨守敬在书学上的贡献不容忽视，特别是其卓绝之书论。其中多有发人深思之妙语，譬如在解答关于如何习书的问题上，他引用前人所说之三要（即要天分、要多见、要多写）外，并增其二要“一要品高，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一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古之大家，莫不备此，断未有胸无点墨而能超轶等伦者也”。此见解不仅抓住了书法艺术的本质，还发挥了自身的创新思维，为后世习书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注释：

（本文作者为北京书法家协会会员、京派书法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