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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现代视域下的石舒清小说研究

2018-08-18左文强

安徽文学·下半月 2018年5期

左文强

摘 要:从别现代视角来看,现代社会转型中的精神坚守与文化认同,构成了石舒清小说的内在张力。这种张力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解读:物质层面,物质的现代性与尊严坚守;精神层面,信仰坚守与认同危机;个人层面,离去还是回归。石舒清以现代人的视角,观照西海固传统农村的转型与危机,描绘了一副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语境交织下的西北乡村图景。

关键词:石舒清 别现代 精神坚守 认同危机

★基金项目:本文系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产学研联合培养基地建设项目”;项目编号:YDT20160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出现了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混杂的现象,精神困境与认同危机尤其反映在文学中。面对这一现象,上海师范大学王建疆教授在2014年首次提出了“别现代(Bie-postmodernism)”这一学术概念。他认为中国美学的问题不是现代性的问题,而是别现代性的问题。在别现代语境中,既包含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文化背景、话语,同时又发展了自己特殊的文化形态属性,是一种结合了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正如王教授所说:“别现代的提出等于给中国的现代话语系统冠了名,立了户口。这个冠名和户口的意义就在于,我不管你说的什么现代、后现代,我只讲我的别现代。” ①

石舒清是从农村走向城市的作家,长期在乡下生活的经历,使得其在创作过程中深深打上了乡土印记。社会转型的洪流席卷中国,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其固有的文化生态环境都在受到冲击。其小说便是在现代与传统之间徘徊的一叶扁舟,大量体现了一种别现代性的倾向。因此从别现代的角度来解读石舒清的小说,是非常贴切的。

一、物质层面:物质的现代性与尊严坚守

现代社会的一大标志,便是物质的现代化。由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再到如今的信息时代,工具的发展、物质的飞跃,促进了社会的跨越式发展。但有时,物的发展与人的意识的发展并不总是同步的。就像如今,文学上已经进入后現代的历史语境,社会发展处于现代社会的形态,而很多偏僻甚至是城市人的某些观念,仍然停留在前现代时期,思想意识中那种根深蒂固的传统价值观,仍然深深影响着他们。这种别现代性视域下的文明文化现象,正是石舒清在《伏天》中所揭示的。

小说《凉咖啡》写了一次看似偶然而又精心设计的同学聚会。两个曾经“有过一段”的男女同学,再次见面已经物是人非,大聚会散伙后,两人选择单独走走。约会的地点,选在了茶馆这一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产生了无数故事的地方,而两人所点的饮品却是两杯咖啡。作为小说中为数不多的两个意象,茶馆与咖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传统与现代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完成了碰撞。作者设计两位主人公进入茶馆点咖啡这样的场景,有基于现实因素的考虑,现代茶馆卖咖啡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中西结合甚至成为一种追求与时尚,但更多的还是一种文化观照,是对别现代语境中一种独特文化现象的反映。

小说《恩典》中,原本安分自在的木匠马八斤,却因为王厅长要认他为亲戚而整天闷闷不乐。原本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一件事,真到了自己头上却成了一块烫手的山芋,看着媳妇儿女那高兴的样子,心中不免愤愤。底层人民面对权利与高高在上的官员,心里的尊严意识超过了高攀的欲望。“马八斤不知那辆车到什么地方才停,他甚至觉得他会从自己身上开过去的,那样自己会有阻挡的权利和策略吗?”“王厅长几乎要高出马八斤一头还多,这使马八斤觉得自己是那样的矮小,简直比地皮高出不了多少。” ②不仅是身高上的差距,更多的是身份地位上的天壤之别,让马八斤产生了一种自卑感。男人与底层群众的双重身份,使得他更加看重自己的尊严。

二、精神层面:信仰坚守与认同危机

“社会形态、历史阶段、时代特征也可以有多种表达方式。西方现代主义从现代性来加以界定,文化人类学的用文明形态来说明,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哪种表达方式更可资借鉴,就要看这种表达方式是否最适合中国的历史和现状。” ③面对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精神困境与信仰危机,有人选择了坚守,有人选择了随波逐流迷失自我。在现代、前现代、后现代交织的语境中,石舒清便看到了转型社会中人们的信仰问题与认同问题,单纯的物质的丰盈,并不能获得精神的充盈,对传统信仰的坚守成为现代人所追求的精神寄托。

小说《旱年》中,萨利哈在格尔木跑运输,一家人靠着他过上了富足的日子。“在这一带,萨利哈无疑算是有本事的人,置下这么大的院子,盖下这么漂亮的房,后院里栽下那么多果树。把两个娃娃也送到城里最好的学校读书了。这实在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可以说萨利哈家在物质上已经实现了无忧无虑,生活也是幸福美满。但为了讨生活,又不得不一个人外出跑运输,年纪不大的萨利哈婆姨,一个人在家守着空荡荡的大院子,心中难免会有空虚之感。物质与精神的慰藉缺一不可。于是萨利哈婆姨重拾做礼拜这一仪式,并将其视为自己的精神寄托,也算是对传统的一种回归,对信仰的坚守了。

同样的,在《鸟事》中,从农村进城后的母亲,“不喜欢看电视,也不敢独自一人到街上去”,于是做儿子的“我”便给母亲买了两只鸟,说是打发寂寞,其实也是一种精神寄托。好在,母亲还是有自己的精神坚守的,那就是做礼拜。“果然一天凌晨母亲起来做礼拜,惊喜地看到它们在横杆上偎到一起了。”作者无意间透露了自己母亲,坚持凌晨起来做礼拜,这种信仰的坚守,也正是传统老一辈所独具的品质。面对现代社会仍坚守信仰,无论如何都是值得敬佩的。

三、个人层面:离去还是回归

鲁迅先生笔下人的离去——归来——再离去模式,在石舒清小说中多次复现,传统小说所采用的模式被现代小说接纳吸收,并被赋予了全新的后现代意义。面对生活压力,很多人选择背井离乡,到大城市讨生活,挤在狭小的空间里,或是外出跑生意,但无论走多远心中仍挂念着远方的家。不管时代如何发展,传统中国人前现代意识中那种恋土重家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

在小说《旱年》中,萨利哈这一形象的出现,便是典型的别现代语境中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模式。为了讨生活,他不得不出远门跑运输,留下妻子独守空房。硕大的院子就只住着妻子一个人,那种空荡感他并不是不知道,但是生活的现实却不允许花前月下谈风情。短暂的回家也是匆匆待上几天,婆姨在言语中透露出不想让丈夫再离去的意思,女人心里更多的还是传统的思想。但萨利哈婆姨明白,不出去就得挨饿,就没有钱赚,农村地区不同于城市上班族,可以拿工资歇双休,这里只要一天不干活就没有钱挣。这也是她的心酸与茫然所在。虽然萨利哈家已经过上了相对来说现代化的生活,在村里也算富裕人家,但他们仍然是农民,他们的身份以及赚钱的方式仍然是传统的,甚至是前现代的。这就使得他们没法像城市中的现代人一样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而只能用更大的代价来维持现有的看起来富足的生活。萨利哈的再一次离去,使得院子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寂静。“院子这么大,几乎能看到天边”,这实际上也透露出了萨利哈婆姨对于外面的世界,对于真正的现代社会生活的一种向往。

现代社会人的身份认同危机,同样诱发了她们的离去——归来行为。在《花开时节》中,少女宰乃拜便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小说中她有两次离去,两次归来,第一次离去是养蜂人送她一罐蜜,第二次是因为一个猝不及防的拥抱。她内心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拒绝,如果是这样,她也不会两次都返回来了。但是,传统环境中长大的她,对自己的身份有着深深的认同危机。她不知道自己应该以怎样的姿态去面对,是传统的扭捏矜持,还是现代的开放接纳,因此,在犹豫不决中她完成了两次归来。对于懵懂的爱情,她其实是害怕失去的,但是对于自己身份的定位模糊不准确,导致她不敢大胆地去追求爱情。而是时刻处于一种焦虑犹豫的状态,这也正是现代人的通病。受生活节奏抑或环境的影响,人很容易产生焦虑与危机感。乡下传统环境长大的少女宰乃拜便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疑虑,这直接导致了她的离去——归来。《花开时节》并没有采用中国传统小说的大团圆结局,而是以一种开放式的结局收尾。少女归来后,发现一切都不在了,但是还有无数的蜜蜂在飞,这蜜蜂实际上是养蜂人的寄托与中介,但是却没有直接交代养蜂人到底还在不在,“她望着那一个个发出音乐的小窗口,它们多么像蜜蜂的家,她不会吹,她把她滚烫的泪水尽情地流入那一个个深幽的小窗里去。”这样的结局留给读者以无线遐想的空间,这正是现代小说所追寻的。

注释

① 王建疆.别现代:主义的诉求与建构[J].载探索与争鸣,2014(12):73.

② 石舒清.伏天[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99.

③ 王建疆.时间的空间化与美学功能[J].载当代文坛,2016(6):4.

参考文献

[1] 王建疆.别现代:主义的诉求与建构[J].探索与争鸣,2014(12):73.

[2] 王建疆.时间的空间化与美学功能[J].当代文坛,2016(6):4.

[3] 王建疆.别现代:跨越式停顿[J].探索与争鸣,2015(12):9.

[4] 石舒清.伏天[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