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一鸣

摘 要：张惠言的咏春词在伤春怀人中抒发了盛衰转捩之际寒士阶级的苦闷与忧患，弥漫着沉郁低沉的生命意识和感时忧世的忧患意识。与此同时，张惠言又将儒学义理、儒人修养融入词中，较好地体现了他的“意内言外”、“兴于微言”和“比兴寄托”等词学主张，形成了格高意隽、寄托遥深、哀而不伤的“学人之词”。张惠言将寒士情愫与学人胸襟融合在咏春词创作之中，修养与词心的交融统一使得张惠言的咏春词具有了深刻的意蕴和鲜明的特色。

关键词：张惠言 咏春词 学人之词 寒士情愫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江苏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生命意识与忧患意识：张惠言的咏春词研究”项目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17YXJ159）

张惠言（1761-1802），原名一鸣，字皋文，号茗柯先生，江苏常州府武进人。清代著名经学家、辞赋家、词学家。张惠言的《茗柯词》现存词作46首。值得圈点的是，在《茗柯词》中，咏春题材词在数量上占显著优势。以“春”为背景的词作共计有37首，其中直接歌咏春季风物思致的就多达31首，还有6首词间接借“春”意象寄托情感。以此衡量，咏春词共计占他全部词作的近80%。其中的联章体组词《水调歌头·春日赋示杨生子掞》更是被谭献誉为“胸襟学问，酝酿喷薄而出。赋手文心，开倚声家未有之境”[1]。显然，张惠言的咏春词数量之多、分量之重，应引起我们的充分关注。

中国文学的咏春传统从《诗经》就已见端倪。《诗经·豳风·七月》被钱钟书先生称为“吾国咏‘伤春之词章者，莫古于斯”[2]。咏春题材的诗词，自唐以降，蔚为大观，佳作迭出。那么，作为清代常州词派的一代宗主，张惠言的咏春词在文学创作上是否有独到之处？他的咏春词和前人相比有何别具匠心的沿创？谭献所言“胸襟学问”的内涵究竟如何？本文拟对以上问题进行探讨，希望能为尚显薄弱的清词研究添砖加瓦。

一、忧生忧世的寒士情愫

张惠言所处的乾嘉之际，大清王朝衰世气象毕现。百业凋敝、国困民穷加剧了士人阶层经济状况的恶化，逐渐出现一批批因经济穷困、科举失意或官运厄塞而落魄江湖的寒门士子。张惠言正是寒士阶层的代表人物之一。张惠言出身于寒儒世家，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常常家无余粮、食无夕储。成年后，张惠言为自谋生计不但要远赴外地执教，还要奔走于科场以求功名。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背井离乡、抛妻离子的凄凉境遇之中。在如此艰难困苦的生活中，张惠言逐渐生发出幽微深隐的寒士情愫。张惠言咏春，不但能从精微纷杂的春景中领悟别样春情，而且往往能在伤春怀人中寄寓着对韶光流逝、光阴荏苒的焦虑，弥漫着沉郁低沉的生命意识和感时忧世的忧患意识。

（一）沉郁低沉的生命意识

春季本是一个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季节。可是，张惠言在寻觅春色的过程中并没有感到欣喜愉悦，他的咏春词作中常常弥漫着一种低沉的生命意识，常借春逝之哀表达自己忧伤凄楚之情。我们可以通过《相见欢四首》（其一），来探寻心中张惠言幽微隐秘的哀情：

年年负却花期，过春时。只合安排愁绪送春归。

梅花雪，梨花月，总相思。自是春来不觉去偏知。

这首小词借惜春悼春的语境来表达时光易逝、命运无情之慨。词人追忆春天梅花似雪、梨花映月的奇崛景色，在眷恋春色的情思中又流露出对年复一年辜负春色的深切惋惜和悔恨。其实，不止是春天，人间一切美好事物莫不如此，拥有时总是不以为意，往往在失去后追悔莫及才懂得珍惜。这样看来，这首小词虽然是写惜春悼春，未尝不别有寄托，咏春而不局限于春，有一种普世的情怀。这首小词的魅力，在于“举重若轻”，即将个人阅历与人生哲理通过小词厚积薄发，看似轻描淡写，实则寄托遥深。

在“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影响下，词人往往通过对自然事物的荣枯观察引起对自身处境的思考。同时又追求着情景交融所产生的别样境界，常常在万物复苏的春光之中，常常融入对生命的渴望以及人生的期冀。随着春去秋来、花开花落，美好的春景变得肃杀萧瑟时，心中的失落之情便会油然而生。特别对于功业无成的寒士来说，萧条肃杀的气氛容易让他们想起一去不复返的年华，时间不停地流逝让他们感慨至深，隐藏着理想难成的惶恐和悲伤。

（二）感时忧世的忧患意识

嘉庆四年（1799），嘉庆皇帝亲政，惩治权臣，广开言路，搜罗人才。张惠言终于如愿以偿考中进士。次年，朝廷以张惠言篆书成就突出，廷推赴盛京（今辽宁沈阳）“篆列圣加尊号玉宝”[3]。然而，清廷的统治此时已是内忧外患，危机重重。常年沉沦下僚使张惠言对外强中干的大清王朝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曾奋笔疾书，写了不少批判清代中期士风、学风、吏治、社会风气、危机矛盾等针砭时弊的文章。张惠言本以为进士及第后可以一展宏图，致君尧舜，革除宿弊，不曾想自己的铮铮建言却因“格于例”[4]而不被采纳。张惠言面对推诿低效的官場颇为失落，只能喟然叹曰：“吾位卑，能言之而已！”[4]词人报国无门，怀才不遇，只能借山海关外凌寒独发的桃花曲折委婉地倾诉此时怅然黯淡的心情。《风流子·出关见桃花》云：

海风吹瘦骨，单衣冷、四月出榆关。看地尽塞垣，惊沙北走；山侵溟渤，迭嶂东还。人何在？柳柔摇不定，草短绿应难。一树桃花，向人独笑，颓垣短短，曲水弯弯。

东风知多少？帝城三月暮，芳思都删。不为寻春较远，辜负春阑。念玉容寂寞，更无人处，经他风雨，能几多番？欲附西来驿使，寄与春看。

关外天寒，京城三月已然“芳思都删”，词人四月出塞仍然“柳柔”、“草短”，更有“一树桃花，向人独笑”，一片春意盎然、欣欣向荣的春景。然而，“一树桃花”终究在风狂沙暴、荒寒料峭的辽东显得格外寂寞凄凉。这孤高冷峻而又寂寞凄凉的桃花，如同坚守纯臣之心，期冀致君尧舜的词人，高标纯洁而又遗世独立。更令词人揪心的是，词人为惜春留春而来，可眼前这一树桃花，历经风吹雨打，已经逐渐凋零。词人预感到，辽东的春天也即将逝去，只能托付驿使，遥寄一枝春了。无论关内京师还是塞外辽东，“芳思都删”的不仅是春色，风雨如晦下的“桃花”，不仅象征感士不遇的寒士，也暗示了大清王朝江河日下、国运衰微的社会现实。

二、张惠言咏春词的匠心沿创

张惠言治学力求推陈出新，勇于争创一流，他“每举一艺，辄欲与古之第一流者相角，而不屑少贬以从俗，其磊落卓烁瑰异之气，可谓壮哉！”[5]其文学创作，也往往自出机杼，别具一格，始终追求创立和开辟。张惠言的咏春词创作，主要从“立意格调”、“比兴寄托”和“中和雅正”三个方面实现创新。

（一）格高意隽的咏春笔法

咏春题材是中国文学一脉相通的基本母题之一。咏春题材的诗词，可谓浩如烟海、不胜枚举。唐宋咏春名篇层见迭出，以至后世词人往往文思疲敝，甚而陷于陈词滥调。而张惠言提倡“意内言外”，强调立意，赋予咏春词丰富的内涵、深刻的寓意和真挚的情怀，给人以格高之感。试看张惠言写给好友计伯英的两首《水龙吟》，抄录如下：

《水龙吟·寒食次计伯英韵》：

向前还有多春，廿番花信从头计。西风做冷，东风做暖，桃花都记。守得春三，禁烟时候，雨酡云醉。怕玉楼深处，游人未见，又一片，抛春外。

笑说踏青去好，恐看花、为花凝泪。旧燕不来，新莺多语，春情谁系？到晚凭阑，西山见我，相看妩媚。正疏疏帘底，轻阴不醒，蝶儿清寐。

《水龙吟·清明次计伯英韵》：

陌头试问垂杨，清明多少春人至。芳尘十丈，娇云千片，飞来容易。胡蝶须边，黄蜂翅底，搓成花味。看昨宵寒重，今朝暖透，春一样，游情异。

剩有无家燕子，过花期、未收愁睇。绣户无踪。海山何处，也随花戏。欲向残红，殷勤说与，留春无计。只东风不到，重帘隔断，游丝天际。

据张惠言《送计伯英归吴江序》一文，计伯英是张惠言的好友，也是一位蹭蹬草野的一介寒儒。计伯英也曾试图通过参加科举考试改变穷苦的命运，几番碰壁之后，他厌倦了追求功名而丧失本心的生活，想隐居乡野，侍奉双亲颐养天年。张惠言并不赞同计伯英年纪轻轻就归隐山村的想法，他认为“抑士不能谋其家，而且能谋天下之人者邪？不能乐其心以乐其亲，而且能有所乐于天下者乎？”[6]因而借填词唱和之际，委婉劝勉友人。“寒食”一词，以春日之方兴未艾比喻人生来日方长，劝勉计伯英不要轻言归隐。继而借风雨中的“桃花”意象，指出面对人生中的挫折苦难，无论是“西风做冷，东风做暖”还是“雨酡云醉”，都应当砥砺自我，锐意进取。而“清明”一词，则通过无家燕子的意象含蓄而形象地表达出他胸中长期郁积的寂寞凄凉之感和备受压抑的寒士心曲，足以引发计伯英情感的共鸣。

张惠言虽然往往借咏春词抒写发失意苦闷的寒士心曲，却没有一般失意文人的消极悲嘆或玩世不恭的嘲侃，而更多蕴含对春天的珍惜、希望，以及砥砺自我的进取之心，格调清丽高雅，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二）寄托遥深的春物春情

张惠言不仅在词学理论上提倡比兴寄托，更是具体地落实到自己的填词创作中。张惠言的咏春词作，几乎都蕴含着幽深细腻、悱怨忧苦的情感，而比兴寄托的运用很好地配合这种苦情的表达，往往使词境婉约更具深情。张惠言吟咏春景春物的咏物词“以意为主，以摹形为次”[7]，借春景春物以寓性情，寄托遥深。对于唐诗宋词里及其常见的意象，如“杨花”“燕子”“桃花”等，张惠言往往赋之以新的品格，翻出新境。以张惠言笔下的“杨花”意象为例。

古人为了追求诗词美感，要求符合格律的要求，便常常用“杨花”代替“柳絮”。暮春时节，杨花随风飘舞，给人以轻盈柔美和飘零无依的独特美感，因而经常被诗人吟咏。不过，杨花意象的文化品格一向不佳，素有“水性杨花”之劣称。而张惠言笔下的杨花，极具清高、坚韧、奋发、顽强的品性，成为“寒士”形象的生动写照，可谓匠心独具。其《木兰花慢·杨花》被谭献誉为“撮两宋之菁英”[1]：

尽飘零尽了，何人解，当花看。正风避重帘，雨回深幕，云护轻幡。寻他一春伴侣，只断红、相识夕阳间。未忍无声委地，将低重又飞还。

疏狂情性算凄凉，耐得到春阑。便月地和梅，花天伴雪，合称清寒。收将十分春恨，做一天、愁影绕云山。看取青青池畔，泪痕点点凝斑。

张惠言借吟咏杨花，着重寄托自己作为寒士漂泊无依、孤苦无助的人生感慨。虽然隐约能看出踵武苏轼之《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但张惠言完全脱离了悲咏离人思妇的苦情别怨，别开新境，不落窠臼。词的上阙在夹叙夹议中刻画杨花的寂寞悲凉，同时着力表现杨花不甘沉沦、蓄势待发的壮美意境和顽强的生命力。下阙则借比拟月下之梅、花中之雪，重在表现杨花清寒高洁的品格和坚忍不拔的操守，意境清纯，词风韶秀。

（三）哀而不伤的恬淡心境

张惠言的咏春词虽然普遍弥漫抑郁之意，但难能可贵的是，词中常常流走着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之气，始终保持着对春的向往，在萧瑟凄美中又翻腾出美好向上的意境。如《相见欢（其三）》：

枝头觅遍残红，更无踪。春在斜阳荒草野花中。

溪边树，堤间路，几时逢？昨夜梦魂飞过小桥东。

词人为惜春寻春而来，却发现除了零星的残花，早已是春意阑珊，春色杳然。词人不放弃寻春之心，终于在斜阳之下的荒草野花中寻觅到了春天的遗迹。下阙由实入虚，写对春天、对人生理想、对人间一切美好事物的执着寻觅。词人一片痴心，相信寻梦之路即使有重重坎坷阻隔，也最终能实现自己的美好追求。张惠言的咏春词哀而不伤，健笔时出，在伤挽中能自我调适，振颓起衰，健笔愁怀，婀娜中富含刚健。

三、“胸襟学问”：修养与词心的交融

张惠言咏春词最别具风神之处就是它所融入的学人之“胸襟”，即“由于学识渊博、识见超卓而达到的思想深度”[8]。张惠言治学精于三国虞翻之《易》学，治经推崇微言大义。学术研究的心得为张惠言的词学建构与词之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张惠言的咏春词援引易学义理、儒家诗教以及儒人修养、学人哲思入词，通过“以学化情，以理融情”[9]的方式，将学人修养与词人心性合而为一。张惠言咏春词中的“胸襟学问”，主要呈现出三种风貌：

其一，殷忧启圣的儒人研思。政局的动荡，国势的寖弱，时间的流逝，人生的艰难，在这种种烦忧的影响下，张惠言的咏春词作弥漫着浓郁的忧患意识。而难能可贵的是，张惠言在忧患之中进德开悟，在面对忧患时逐渐兴发“生于忧患”的奋发砥砺之心，在忧患之中能守道自得、仁者不忧。如《水调歌頭》第一首词中“难道春花开落，更是春风来去，便了却韶华？花外春来路，芳草不曾遮”，词人借司春天神“东皇”之口，阐发出儒家修养所萌发的心灵之悟可以长存于见道之人的内心，而非春花开落可以断送亦或春草满径可以遮蔽的哲理。又如第五首中“晓来风，夜来雨，晚来烟。是他酿就春色，又断送流年”，写外部环境变化、人生面临挑战之时学道之人摈弃干扰、淡然处之、宠辱皆忘的平和心态。张惠言词中的忧患意识，始终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哀而不伤，恬淡自适。

其二，乾乾自惕的自强精神。张惠言极其重视儒人的自我修养。他认为“为人非表里纯白，岂足为第一流哉”[4]。他一生虽然历经坎坷，却依然自振不弃，曾以松柏自励云：“天之霜雪，一也，凡卉得之以杀，而松柏得之以坚。”[6]他的咏春词，尤其是五首《水调歌头》中，寄寓着丰厚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周易》）等儒家《易》学义理。在自强奋发之进取心态的驱动下，他的五首《水调歌头》弥漫着时不我待的时间意识。如第二首“百年复几许，慷慨一何多”，以赋笔直叙，写出在光阴荏苒、世事多磨的苦难中的愤激感慨。而第四首“千古意，君知否？只斯须。名山料理身后，也算古人愚”，则抒发惜时之慨，一反“立言不朽”的传统观念。

其三，天心生意的道心体悟。《易》学素来主张以天人协调为最高理想。张惠言是位专攻《易》学的经师儒士，他的五首《水调歌头》以热肠郁思之笔咏春抒情，以自己精微锐感的词人心性和利用“兴于微言”的词体美感特质，在生生不息的春景春物之中融入自己对儒家性命消息之道心的别样领悟。如第一首词中，“闲来阅遍花影，唯有月钩斜”，写在寂静的深夜，月光与花影相知互赏，融入宋儒“月印万川”的哲趣；“我有江南铁笛，要倚一枝香雪，吹澈玉城霞”，写词人以其铁骨柔情为天地吹奏一曲酬答天心生意的花之赞歌；“难道春花开落，更是春风来去，便了却韶华？花外春来路，芳草不曾遮”，以词人对天心春意的反思和哲悟，体现出对儒家修养境界的参悟。第四首词“一夜庭前绿遍，三月雨中红透，天地入吾庐”，写出因生机勃勃春光而超然见道的“天人合德”之境界，即叶嘉莹先生所说的“以天地之心为心，充实饱满而不复更假外求的境界。”[10]

综上所述，张惠言的咏春词，在伤春怀人中抒发了盛衰转捩之际寒士阶级的苦闷和忧患，弥漫着沉郁低沉的生命意识和感时忧世的忧患意识。张惠言捐弃了自五代两宋以来“词为小道”的成见，将儒学义理、儒家修养融入词中，较好地体现了他的“意内言外”、“兴于微言”和“比兴寄托”等词学主张，形成了格高意隽、寄托遥深、哀而不伤的“学人之词”。张惠言是乾嘉之际较有代表性的词人，其高超的创作手法与独特的寒儒心态、学人胸襟，成就其咏春词的艺术价值，对常州词派和近世词坛具有一定的“起孱”作用。

参考文献

[1] 谭献.箧中词[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146，144.

[2] 钱锺书.管锥篇[M].北京：中华书局，1986：131.

[3] 赵尔巽主编.清史稿·列传二百六十九·儒林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7：2057.

[4] 恽敬.张皋文墓志铭[A]//恽敬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1：72.

[5] 鲍桂星.受经堂汇稿序[A]//张惠言.茗柯文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264.

[6] 张惠言.茗柯文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206，47，147.

[7] 王纱纱.常州词派创作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146.

[8] 张宏生.词与赋：观察张惠言词学的一个角度[J].南京大学学报，2001（3）.

[9] 沙先一.推尊词体与开拓词境：论清代的学人之词[J].江海学刊，2004（3）.

[10] 叶嘉莹.说张惠言水调歌头五首[A]//清词丛论[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