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曦 王大智

（大连外国语大学 辽宁 大连 116044）

一、引言

“共名”这一术语主要用于阐释中国文学发展中的一大重要文化状态。按照提出者陈思和教授的阐释，所谓“共名”，是指时代含有重大而统一的主题，文学系统面临的使命与问题均来自宏伟的主旋律，个人的独立性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与其相对应的“无名”概念，则是指当社会进入比较开放、稳定的时期，宏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开始逐渐涣散，文化呈现出多元、共生的特征[1](P71)。

在共名时代，赞助系统高度统一，文学翻译活动往往成为宏大叙事的派生。关于20世纪共名时代的文学翻译现象，翻译研究人员通常以勒菲弗尔（André Lefévère）的改写理论为依据，从政治意识形态或赞助人角度进行描写性研究，如《“十七年”批评话语与翻译“红色经典”》（廖七一，2017）、《翻译的周边文字——“十七年”英美文学翻译策略的改写功能分析》（卢玉玲，2011）等。共名时代的翻译文学固然带有被政治异化的烙印，但近些年，一些论者也在文章、专著中指出，即使在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时代，“主体的意义——不论是以个体或是群体来定义——也不能轻易地被政教机器所物化”[2](P3)。因此，单向度的政治化解读依旧留有不少研究空白：其一，意识形态的操控无法概括共名时代文学翻译的全貌；其二，忽略了译者的主体能动作用；其三，对译者翻译伦理特征的系统性研究尚待深入。有鉴于此，本文以共名时代译者的主体性为研究对象，对译者的伦理特征进行归纳、阐释，旨在对共名时代的文学翻译活动进行整体观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