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 容

中国现代文学馆

柏杨致金庸的信

2016年12月12日上午，“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先生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献手稿、藏书、文物”仪式在台北柏杨家中举行。此次，柏杨向中国现代文学馆共捐赠了五十六箱文物、文献，包括他本人全部著作、部分著作手稿、狱中手稿、书信、社会活动报道剪报、各种影音资料、字画、物品，等等。同年底，这批文物运抵中国现代文学馆；随即，中国现代文学馆宣布成立“柏杨文库”。在库中，珍藏有一封柏杨1979年致武侠大师金庸的书信。

金庸兄：

沈登恩兄见告，吾兄千里之外，拳拳致意，关心我的安全，此情此意，不禁油然。我一生坎坷，历尽艰难，但赤子之心仍跃于胸，不像是六十岁老人，亦不像是大难逃生，全仗一点赤忱可告天日，亦仗肝胆朋友，支持鼓励。十年冤狱，换取多少知己，不虚此生。

中国武侠小说，应在1950年左右，划出时代界线。《江湖奇侠传》《荒江女侠》时代已成过去，而兄大作是另一时代的尖端，可惜台湾流传太晚。我在绿岛后期软禁阶段，所看到的尽是不敢恭维之作。兄之大著，是兄来台之前，方睹半貌。台湾时报要连载《飞狐外传》，我曾寄三千字前言给他们。迄今三周有余，仍未刊出。此中足见我对“武侠”的评价，亦为内心的欣敬。“武”不能入怪，而“侠”更重要。他们大概正陷于审查窘境，稍逢时日，当可突破。

高雄事件，使人痛心，万分痛心，如欲评述，一把眼泪。我很平安，务请放心。

再叩谢。

柏杨 1979.12.20

柏杨

在信的第一段，柏杨谈到金庸通过好友沈登恩转达的对自己的挂念与问候，让自己非常感动。1979年12月10日，台湾高雄爆发了“美丽岛事件”。这让台湾的政治形势极度紧张。远在香港的金庸非常担心柏杨若牵扯其中，人身安全会再次受到牵累。

“美丽岛事件”又称“高雄事件”，是一场重大官民冲突事件。当日恰逢“国际人权日”，以美丽岛杂志社成员为核心的党外人士（黄信介、施明德、张俊宏等），组织群众进行示威游行，诉求台湾的民主与自由。因民众长期积怨及国民党当局的高压姿态，该游行最终演变为官民暴力相对，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派遣军警全面镇压。结果，军警与民众双方约二百人受伤。“美丽岛事件”是台湾地区自“二二八事件”后规模最大的一场官民冲突。“美丽岛事件”发生后，许多重要党外人士遭到逮捕。

柏杨信中所提沈登恩，是台湾著名的出版家，在台湾出版界有“小巨人”之美誉。他是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创始人。1974年，沈登恩与王荣文、邓维桢共同创办远景出版社。正是他长期的努力，推动了金庸武侠小说在台湾的解禁。他与金庸小说的缘分其实源于一次很偶然的机会。远景成立不久，沈登恩偶然借到一本《射雕英雄传》，他当即被此书深深吸引，将其一口气读完。当时，他心里便有个疑问：世上既然有这么好看的小说，台湾怎么竟然没有出版？他四下打听，才知台湾当局一直视金庸为“左派”而将其所有小说列入“查禁目录”。至于原因，却几乎无人知道，反正“上峰”是这样规定的，一切都照章办事，至于“上峰”是谁，却模糊不清。而时任国民党“新闻局长”的宋楚瑜，私底下竟向沈登恩借阅《射雕英雄传》。沈登恩是一位有独到眼光的出版家，他敏锐地看到金庸小说在台湾业已产生的巨大影响和潜在的丰厚商业利润。因此，他不顾金庸小说在台还是禁书的现状，拿出了第一个吃螃蟹的勇气，想尽一切办法与金庸签下了《射雕英雄传》的出版合同。随即，他向台国民党当局提出：查禁金庸的作品理由不能成立，要求解禁。在游说当局时，他向“新闻局长”宋楚瑜作过一个精到的说理：明末，在《水浒》争议甚大并遭主流文化禁忌时，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却大胆地把其文学价值拿来和《庄子》《史记》相比，这种超卓见解和胆量，当时吓倒了许多读书人。最终，经过沈登恩两年的努力，台湾当局于1979年以“金庸的小说尚未发现不妥之处”，同意解禁出版。随着解禁，金庸小说开始在台湾盛行，这也为远景出版社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柏杨在信的第一段后半部分，向金庸讲述了自己的遭遇“一生坎坷，历尽艰难”，虽有“十年冤狱”，但因此“换取多少知己，不虚此生”。这之中所说“十年冤狱”指的是：1968年，柏杨因“大力水手事件”而被台湾当局逮捕，同年3月7日入狱服刑；1977年4月1日，在各方帮助下，柏杨获释。其在狱中共被囚禁了9年又26天。

柏杨这“十年冤狱”其实源于一个很偶然的漫画事件（“大力水手事件”）。1967年，《中华日报》开始向美国金氏社订购《大力水手》系列漫画，并在该报家庭版连载。当时该版的主编，由柏杨妻子倪明华（笔名艾玫）担任。倪明华将该漫画的翻译工作转交给柏杨。1968年1月2日，当期《大力水手》漫画内容为：大力水手卜派与其子漂流到一座荒岛，两人决意在岛上竞选总统。柏杨在翻译该漫画时，一时兴起，将卜派发表演说时的口白“Fellows”翻译成“全国军民同胞们”。该漫画刊出时，并未引起当局反应。但两个月后，国民党情治单位认定该漫画“侮辱元首”“通匪”及挑拨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感情。3月4日，柏杨被逮捕。在其后长达数月的审讯过程中，柏杨被屈打成招，被迫承认：1948年居留中国沈阳期间，曾经接受共产党的组织训练。1968年7月，台湾警备总部军事法庭根据《惩治判乱条例》第五条“参加叛乱之组织或集会”及第七条“以文字、图书、演说，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判处柏杨有期徒刑12年。1969年，柏杨被囚禁于台北县景美镇军法监狱。1972年，又被移送绿岛感训监狱。1975年，蒋介石去世。因当局“政治犯减刑三分之一”的特赦，柏杨的刑期由12年减为8年。柏杨服刑期间，未曾有过违规情事。但1976年刑期届满时，当局下令他不准离开绿岛，只在营房内享有行动自由，形同软禁。其在名册上的职位是“看管雇员”。将近一年之后，美国众议院议长伍尔夫（Lester Wolff）访问台北时，对柏杨“自愿”留在绿岛表示好奇。在美国及国际特赦组织的关切之下，台政府当局迅速改变态度。柏杨终于在1977年4月结束近9年的牢狱生活，重获自由。但台当局仍对柏杨提出以下四个条件加以限制：（1）不许提及往事；（2）不许旧调重谈；（3）不许暴露台湾社会黑暗；（4） 不许揭示人的本性。

在信的第二段，柏杨笔锋一转，开始向金庸谈论自己对中国武侠小说的见解与看法：“中国武侠小说，应在1950年左右，划出时代界限。《江湖奇侠传》《荒江女侠》时代已成过去。而兄大作是另一时代的尖端……”

柏杨此处所说的“中国武侠小说”，其实指的是“民国武侠时期小说”和“港台武侠时期小说”。

“民国武侠时期小说”开端于20世纪20年代（1923年，以南派小说家平江不肖生的《近代侠义英雄传》问世为开端），30年代进入高潮，40年代开始走向衰落。20年代，在目睹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的软弱无效之后，一些有志之士开始寄希望于“侠客”“壮士”来创造中国新的世界。这一时期，随着平江不肖生的《近代侠义英雄传》的出版，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王度庐的《卧虎藏龙》、宫白羽的《十二金钱镖》、朱贞木的《艳魔岛》等作品在社会上均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武侠小说主要是武侠技击小说，它多以剑仙斗法、门派纷争、镖师与绿林仇杀为其题材。它的出现使得武侠小说开始深入广大民众，并成为中国现代小说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柏杨在信中所提及的两部作品：《江湖奇侠传》（1933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和《荒江女侠》（1928年，上海《新闻报》副刊连载），是“民国武侠小说五大家”的向恺然（1889－1957，笔名平江不肖生，湖南平江人）和顾明道（1896－1944，苏州吴门人）的重要作品。

“港台武侠时期小说”（“港台武侠时期”又被称为“新武侠”时期或者大武侠时代）则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以梁羽生1954年发表的《龙虎斗京华》为开端。随着梁羽生《七剑下天山》和金庸《书剑恩仇录》《射雕英雄传》的相继问世，一个以他们为代表的虚构历史武侠故事为内容的文学流派——新武侠小说流派开始产生。该流派以梁羽生为开端，金庸为高潮。这时期的新武侠小说大多突破了旧武侠小说的局限，剔除了旧武侠的鬼神色彩，打破了民国武侠小说狭窄的题材范围，并对武侠的“侠”有了全新阐释。对此，梁羽生曾有过描述：“旧武侠小说中的侠，多属统治阶级的鹰犬，新武侠小说中的侠，是为社会除害的英雄；侠指的是正义行为——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的行为就是侠的行为，所谓‘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这一时期的新武侠小说开始较多展现人民群众的斗争，他们注重历史背景的描述、人物性格的描写和中国优秀精神的传承，兼用中西技法。由此，新武侠小说在华人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这个流派中，梁羽生、金庸、古龙被称为“新武侠三大家”，而三人中，金庸作品的艺术成就无疑是最高的，影响是最大的。金庸的武侠小说极具文学艺术特性。他的小说语言朴素凝练、大气磅礴、清新俊秀、诙谐幽默。他的小说常与中国古代社会动荡、政权更迭，民族战争和民族融合紧密相关。在这个小说背景下，金庸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的儒、释、道精神融入其中，并将自己所信仰的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民族精神、传统民族道德放入其中。他的作品对于继承、传播、弘扬中国传统的民族精神、历史文化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其武侠小说作品的内涵与艺术性较之许多的纯文学作品毫不逊色，金庸自己也曾说过：“武侠小说写的好的，有文学意义的，就是好的小说。”在信中，柏杨对金庸的武侠小说评价极高，他认为金庸的作品是“另一时代的尖端”。他认为这么好的作品“可惜台湾流传太晚。”其实早在1957年，台湾时时出版社便出版了金庸的《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和《射雕英雄传》三本小说。其中《射雕英雄传》在台湾当时影响极大，但也正是这本书使得金庸小说当年在台湾被查禁。那一年，台湾省保安司令部以《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三款对上述三本书予以查禁、没收。其原因很有意思：其一，关于《射雕英雄传》的书名。台湾当局认为它是取自毛泽东《沁园春·雪》中：“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句。金庸竟敢使用毛泽东诗词，并在台湾堂而皇之地出版，这是国民党政权当局绝不能允许的；其二，金庸在《碧血剑》中，将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塑造成了“农民起义英雄”，这个观点与大陆共产党所宣扬的相近，而与国民党台湾当局的正统历史观点相左。在台湾，李自成被认为是“流寇”，是“国之大敌”，因此，认为金庸的小说是在“颠倒历史、混淆是非”。时任台北市警察局长潘敦义曾语：

近来本市部分书店、书摊上发现有出售出租内容荒谬下流的武侠小说甚多……颠倒历史，混淆是非，其毒素之深，影响社会心理，危害社会安全之大。

为了消除金庸小说的“毒害”，1959年12月31日，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开始实施“雷雨专案”，对武侠小说展开全面查禁，总计查禁书目404种。据1960年2月18日《中华日报》第三版刊载，警备总部在2月15日至17日，在全省各地同步取缔所谓的武侠小说，一天就取缔达97种12万余册之多，致使许多台湾武侠小说书店几乎“架上无存书”。而此次行动对象，首当其冲的就是金庸。

台湾当局对金庸小说的查禁，从1957年一直持续到1979年，共23年。此事在1973年曾一度出现转机，那年金庸以《明报》创办人名义到台湾访问。在台期间，金庸得到了蒋经国、严淦等高层人物的接见。随后，台湾当局对于“金庸著作的查禁”开始松动，当坊间开始大量印制盗版的金庸武侠小说时，台湾当局对此睁只眼闭只眼，未加阻拦与查禁，但在官方政策上却未予以正式松绑。如前文所述，正是在沈登恩的奔波与努力下，才终于1979年宣布解禁。

柏杨在第二段的中间部分，讲道：“我在绿岛后期软禁阶段，所看到的尽是不敢恭维之作。”这指的是，柏杨在绿岛坐牢的后期（虽出狱而仍被软禁期间），为了打发那没有希望的岁月，开始在书摊租武侠书看。书摊可以月租，每月80元。柏杨看完一部换一部。不到3个月，柏杨就把该租书店的那些武侠小说——上流的、中流的以及不入流的，全看了，这让柏杨对新武侠小说的良莠不齐有了最初的观感。

“兄来台”说的是1979年，已经55岁的金庸前往台湾参加台北举行的“国建会”，与丁中江共同担任小组讨论会主席，并正式授权台湾远景出版社出版《金庸作品集》。

在信的第二段最后一部分，柏杨谈道：“台湾时报要连载《飞狐外传》，我曾寄三千字前言给他们。迄今三周有余，仍未刊出。此中足见我对‘武侠’的评价，亦为内心的欣敬。‘武’不能入怪，而‘侠’更重要。”随着1979年“金庸武侠小说”被官方解禁，《台湾时报》准备连载金庸的《飞狐外传》。为此，柏杨专门写了一篇近3000字的前言交给报纸准备发表。在这篇名为《从武侠小说说起》的前言中，柏杨谈了自己与“武侠”的渊源及对武侠的见解：

远景出版公司出版的《金庸作品集》

武侠小说对中国人的吸引力，比侦探小说对西洋人的吸引力，有过之而无不及。……想当年小时候，就曾经认为天下最迷人的书，莫过于武侠，能把人看得像初恋一样，茶也不思，饭也不想，迷迷糊糊，糊糊迷迷，天昏地暗，不分昼夜。我老人家最初看《七侠五义》《小五义》《江湖奇侠传》，稍后看《荒江女侠》《蜀山剑侠传》，简直是走路也看，蹲茅坑也看，三更半夜，弄个蜡烛躲在被窝里也看。好几次被舍监老爷抓住，我本来要用“草上飞鹞”工夫，纵身而起，来个无影无踪，使他大吃一惊的，只因为尚未修炼成功，所以每次都被抓个结实，除了尊书没收外，脑门上总照例被他阁下凿一个疙瘩。

2007年5月，金庸在台湾政治大学做有关中国历史的讲座（曾嘉 摄）

看惯了武侠小说，对其他任何形式的小说，都不过瘾。……后来离开学堂，到社会做事，逐渐跟武侠小说脱节。一直到绿岛坐牢的后期（虽出狱而仍被软禁期间），才看了起来。那时是论月租的，为了打发那没有希望的岁月，一月八十元，任凭你看，看完一部换一部，不换白不换。……然而，看武侠小说固然入迷，天塌啦都不管，可是看了之后，却有一种难以填补的空虚，……近代型的武侠小说没有武，只有怪。从前的武侠小说武功的段数再高，往往不超过人身生理上所许可的程度。……然而中国的近代型的武侠小说，却完全孙悟空先生的本领，一个家伙靠一本古老的“密芨”，或靠喝了毒血，或靠吃了仙草，立刻花样通天。双足轻轻一纵，就跳上了珠穆朗玛峰；从二十五层楼房往下一跳，不但没有跌成肉饼，反而悄悄无声，仍保持原来的优美姿势；甚至于一掌下去，能把千年老树劈掉，连翻一百八十个筋斗，仍面不改色；其他诸如“隔山打牛”、“探宝取火”、“掷叶渡河”，就更不在话下。呜呼，这就不是武，而是怪矣。而这种怪，越来越烈，跟现实人生的距离，越来越远。于是武侠小说消失，全部脱胎换骨，成了神怪小说……其次是，武侠小说往往没有侠，而只是一大群恶棍，在人迹鲜到的地方，打个头破血出。侠者，对人世不平之事的正义反应也。……现在流行的武侠小说，却没有这些镜头，只不过寻找宝藏——物资上的宝藏（金银财宝）和武功上的宝藏（秘芨之类），在荒山旷野，打了一场又一场。不但没有社会，而且几乎没有人类，只有“舞”，没有“台”，人影憧憧，来去如飞，脚底下都是空的，看不到人世的坎坷，看不到不公平，也看不到灾难。因之既无侠，也无义，甚至根本没有人味。……武侠小说唯一的功能只在杀时间，而且在杀了时间之后，又后悔自己昏了头。诗曰：“举杯浇愁愁更愁”，以武侠小说消遣苦闷，反而使自己更为苦闷。武侠小说靠云天雾地的情节迷人，可是当小说看尽，迷梦乍醒，又会两眼发呆。

2007年5月，金庸拜访柏杨

柏杨先生于文中对武侠小说的见解是否适当，笔者不敢妄下言论，但作为一家之言亦可借鉴。毕竟在众多的新武侠小说中，不是每一部都那样精彩，也不是每一部都那样纯粹。商业的诱惑，使得一些武侠作家将其作品低俗化、庸俗化、色情化，但大浪淘沙，最终能留在文学史上的一定是那些充满文学性、艺术性的好作品。柏杨先生也是希望出版者、阅读者有自己的判断力，自己要去辨别哪些作品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

在信的最后一段，柏杨对10天前爆发的“美丽岛事件”，向金庸表述了自己的内心感受：“使人痛心，万分痛心，如欲评述，一把眼泪。”作为一名为台湾民众争取民主、自由的斗士而言，柏杨这种感受可以理解。因未牵涉“美丽岛事件”，所以他未受什么牵连。在最后，柏杨告诉金庸：“我很平安，务请放心。”

一页短信，众多的故事，不仅让我们读到了柏杨心中的武侠，更感受到了他与金庸那种惺惺相惜的侠义真情，还有他们所经历过的那一段不平凡的人生岁月与往事。正因如此，他们的人生才是那样的精彩，他们的作品才是那样的经典。他们注定是会被中国文学史永久地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