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职业教育；招生考试制度；收入分配制度；教学质量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志码】C 【文章编号】1005-6009（2018）36-0012-03

“三张问卷”既是江苏职教的时代命题，也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需要面对的永恒主题。窃以为，要破解当前人们无奈选择职业教育的困境，需要紧扣以下三个关键点。

一、改革招生考试制度，让学生有真正的自主选择权

现有的招生考试制度，无论是在考试内容要求上，还是在招生制度设计上，都不利于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和职业教育的发展。从考试内容来看，不管是中考还是高考，重点考查的是应试者的智力，更为准确地说是考查语言和数理逻辑思维能力水平。这种考试在人才培养上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早已为理论和实践所证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麦克莱兰（David Mc Clelland）为首的研究小组就提出学校成绩、智力和能力倾向测试等实际上并不能预测学生的职业或生活成就，应该用“胜任力”测试取代“智力”测试。胜任力是指可以有效测量的、个体与特定岗位或组织相联系的、能揭示其绩效的特质，包括相应的知识、才能、素养、态度和动机等。研究和实践表明，在客观世界中存在着两类不同形态的知识，即理论知识（学问）与实践知识。理论知识（学问）是关于“知道为什么”的知识，它的功能是发展学生理解世界的能力；实践知识是关于“知道如何做”的知识，它的功能是发展学生的实践能力。斯腾伯格提醒说：请牢记学业上的智力与实践性智力的重要区别，不管你从何种角度来看，现实世界的工作和任务，同学业上的任务相比都不尽相同。[1]不难看出，学业能力的不足不代表其天然地具备了实践能力，也不代表其适合接受实践能力学习的培养，更不能用学业能力来区分一切人才。

再来看招生的制度安排。高考考生的自由选择权是有限的，隐含在既有的程序性安排中。以江苏省为例，该省2017年度高校文、理科录取批次分别是提前录取本科院校、第一批本科院校、第二批本科院校、高职（专科）院校、高职（专科）注册入学院校，划分这一先后顺序的主要标准就是考试成绩。在这一制度安排中，高职院校处于最后的批次，考生的志愿其实是由上述选拔顺序提前决定了的，稍有理性的人都会选择根据自己的考试成绩来“合理”填报志愿。而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升学通道尽管有所拓宽，但总体而言其选择权还是十分有限的。

对于未来社会所需的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选拔来说，比高分更重要的是学生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灵巧的活动能力和杰出的技艺潜能。合理的、科学的招生考试制度要以能够突出考查学生的上述能力为旨归，同时要与学术型人才的选拔有所区别。这既是我们今后改革的指向，也是职业教育从目前人们的无奈选择成为理性选择乃至首要选择的基础前提。

二、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技术工人的社会和经济地位

社会分层是指社会不同群体因所占有的财富、权力等不同而导致所处地位不同的一种社会状态。在中国社会，经济分层（或财产分层）、权力分层和职业分层是社会分层的重要指标。在市场经济时代，薪酬某种程度上是微观领域经济分层的结果反映。“在员工心目中，薪酬不仅仅是自己的劳动所得，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员工个人能力、品行和发展前景。”[2]从笔者所做的一项调研结果来看，目前高职院校毕业生薪酬水平普遍较低，其月薪主要分布在1500～3500元。[3]要想从根本上提升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使之成为人们的主动选择乃至首要选择，需要政府各部门和社会各组织通过政策支持、制度引导和舆论宣传等多种方式弘扬“知识和技能并重”的新理念，从根本上扭转“重知识、轻技能”的传统思想，营造全社会重视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良好氛围。人社和发改等部门要尽快制定提高技能型人才尤其是高端技能型人才岗位工资和福利待遇的激励政策，建立有利于技术技能型人才成长和发展的稳定机制。在美国，教授的年薪一般是8万～10万美元。如果要想挣更多的钱，到汽车公司当汽车装配工，年薪15万美元。要挣再多的钱就去修水管，一小时70美元。再高调的宣传，如果只是宣传，没有现实吸引力，也不能促使人们去主动选择职业教育。

2018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这个政策的推出，第一次把提高技术工人待遇上升到全局高度，摆在一个重要位置，抓住了技术工人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这一政策的落地、推广，必将促进职业教育吸引力的有力提升，那时的职业教育就有可能成为人们的理性选择乃至首要选择。

三、按照职教规律办学，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与基础教育和学术性教育相比，职业教育有三个典型特征。

（一）职业教育是“跨界”教育

职教大家姜大源认为，作为一种类型的教育，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最本质的特点就是具有“跨界性”。职业教育不仅要关注教育规律、认知规律，还要关注职业特点和职业发展规律。“跨界”的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需要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之路。实践中成功有效的路径，一是学校与企业联手实行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如德国的“双元制”；二是将企业的要素引进学校，如新加坡的“教学工厂”；三是以企业为主体实施职业（技术）教育，如日本的企业内教育。三种方式尽管国别不一、形式不同，但却殊途同归，均在各自国家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中经受了检验、获得了成功、得到了广泛认可。我们要培养出高质量的技术技能人才，必须重视职业教育的“跨界”特征，并在人才培养实践中真正做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2017年12月到2018年2月国家出台了《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等多项政策，但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既需要更大力度的政策和法律支持，更需要实践层面法律和政策的真正落地。

（二）职业教育是“贵价”教育

“贵价”指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成本是高昂的，包括时间成本和条件成本。关于时间成本，有“一万小时定律”之说，要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需要达到一万小时的积累。要成为出类拔萃的能工巧匠，也需要长时间持续不断的刻苦训练。要做到这一点，职业学校的人才培养除了课程设置要保证足够的实践时间外，还需要提供充足的训练设备、工位和耗材等。同时在教学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上宜采用小班额、低生师比，管理上适合工学交替的教学方式，适当糅合企业管理元素，这就是条件成本。目前在我国职业教育领域普遍存在的经费不足以及管理一刀切等做法不能保证这种投入。应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大幅度提高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按照职教人才成长规律实施教育教学，否则人才培养的高质量就缺乏保障，也难以为继。

（三）职业教育需要培育“工匠精神”

培育“工匠精神”在职业教育阶段，就是要培育学生的“三业”品质，即敬业、精业和乐业（梁启超，1936）。“敬业”是对所从事职业的敬畏和热爱，指责任心，这是做好一件工作最为重要的基础和前提。“精业”是工作上追求精益求精，对每道工序、每个零件和每件产品都凝神聚力、精雕细琢、追求极致。“乐业”即趣味，不仅乐意去做某件事，而且从中领略到趣味。如孔子所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一旦所培养的人才具备了敬业、精业和乐业的精神，无论其从事什么职业和工作，都一定能做好，他也一定是社会所欢迎的高质量的人才。能培养如此人才的职业教育自然也就是人人所推崇和向往的教育，成为人们的理性选择乃至首要选择就能成为必然。

参考文献：

[1]R.J.斯腾伯格.成功智力[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225-226.

[2][3]李德方.高職院校毕业生技能与薪酬相关性实证研究[J].教育发展研究，2012（21）：51，52.

（作者单位：江苏省职业技术教育科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