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深圳与东莞松山湖之间的高速公路上，40辆载重达8吨的货车往返了60次。

这是华为的研发团队等部门正在搬家，这也是华为几年前把终端总部搬到东莞后的第二次搬走团队。第二天清晨2700名员工从深圳华为拔寨，出动上百辆客车向北进发，目地的是东莞松山湖溪流坡村。

7月19日，在小米香港上市后的第10天，湖北人雷軍回到求学时的武汉，他计划将小米人工智能总部落户武汉光谷，加速推动小米“第二总部”的发展，而在雷军计划中，未来几年将在武汉“豪掷”230亿元。

不仅仅是华为和小米，越来越多的科技公司正在“逃离”北上广深。联想位于武汉东湖高新区的基地，员工已达近万人。这里正在源源不断地生产出联想手机及平板电脑，年产能高达上亿台。与此同时，广东河源的中兴工厂开始复苏，恢复生产。这些公司把“总部”留在一线城市，然后，转身去二三线城市，甩开膀子干生产。

雷军与杨元庆的“赌约”

很多人并不知道，雷军除了与董明珠有“赌约”以外，其实与联想集团CEO杨元庆之间也有一赌。去年，杨元庆在吃了面窝、蛋酒和热干面后和雷军打赌，赌的是未来5年，谁对湖北的投资和贡献更多。

实际上，雷军就是湖北仙桃人，毕业于武汉大学计算机系，本身就存在浓厚的“武汉情结”。雷军不管是找人创业，还是投资项目，身上都打上了较深的“武汉烙印”。

在雷军的布局中，武汉第二总部则被定位为“超大研发总部”，主攻方向是黑科技、新零售、人工智能、海外业务和互联网金融。此外，它还担负着为武汉引进或培育小米生态链企业，打造智能硬件和互联网产业生态环境的重任。

毫无疑问，小米与武汉这座城市之间的关联度在日益提高。据知情人士透露，雷军将“第二总部”放在武汉，这发乎故乡情，却又不止于故乡情。

“除了雷军本身想要反哺和回馈家乡武汉，另一方面要归功于武汉政府殷切邀约、大力支持，近年来城市发展突飞猛进，光谷聚集的产业和人才优势，也让武汉成为雷军未来布局小米业务和生态链的‘风水宝地。”该知情人士表示。

与此同时，相较于北京，目前武汉房价、物价、用工成本相对较低，也可以大幅度降低企业成本。此外，武汉作为“华中第一要塞”和全国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内部亦形成多个成熟商圈，其在地域和交通上的便利性也将在小米业务的拓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去年6月29日，武汉市政府与小米、金山、顺为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小米武汉总部正式揭牌。在光谷金融港B24栋三楼，小米、金山、顺为这三家雷军系企业的LOGO并排陈列。

根据协议，小米之家销售总部将落户武汉，计划未来3年开通1000家门店，力争5年内收入突破700亿元。小米部分主营业务和上百家生态链公司也将迁往武汉，致力于打造中国人工智能设备研发与生产基地。

杨元庆虽然不是湖北人，但投资起武汉来也很卖力。早在2012年，联想就投资50亿人民币，在湖北武汉东湖高新区设立联想（武汉）产业基地。

两年后，联想完成对摩托罗拉移动业务的收购，当时摩托罗拉的生产基地在天津，很快，联想就把天津厂搬到武汉。到了2016年，联想集团在武汉的产值就达389亿元、缴税达4.2亿元、出口达46亿美元。

看来，这场赌局的较量也还胜负未知。

坐拥长三角

虽然看中自己的家乡湖北，但雷军显然更愿意把鸡蛋放在很多个“篮子”里。除了北京、武汉，小米还瞄准了成都、南京、深圳等地。

今年4月，雷军亲赴成都会见当地领导，与重庆市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表态将重点围绕深化智能制造与智能化应用、大数据产业、新零售、消费金融等展开合作。雷军透露，重庆产业基础良好，发展前景广阔，小米公司将加大在重庆的投资力度。

去年10月，小米科技就与南京市建邺区政府签署投资协议，宣布小米科技华东总部项目正式落户南京、选址建邺。据记者了解，从去年8月1日小米开始和建邺区进行洽谈，到项目实现落地，仅仅用70天。而选择南京就是为了更好地利用长三角制造优势，服务于小米的生态链和供应链。

小米方面表示，华东总部是小米在北京以外布局的最重要的基地，小米将与建邺区开展生态链及相关服务的合作。小米还提出将在今年年底前于南京开出11家小米之家，江苏开到60家，让小米之家在南京一年的营业额实现10亿元人民币。

要知道，南京是小米手机的重要基地和“福地”，小米自创立之初就在南京设立手机研发小分队。早期的小米手机是“百分百南京造”，即便到了现在，小米手机也有三成产自南京。另一方面，小米生态链中的明星企业紫米科技于2012年创办于南京，2016年营业收入就超20亿元人民币，累计生产充电宝8000多万台。

去东莞，享受众星捧月

除了武汉，东莞是许多科技巨头们向往的新家。东莞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外向型产业结构，曾缔造出“东莞奇迹”——东莞堵车，全球缺货，这也给东莞产业带来“幸福的烦恼”。“星星满天，独缺明月”，这是过去东莞产业结构的真实写照。

东莞一直想捧一个月亮出来。这个月亮可以是东莞本地的企业，也可以是外来户。事实上，早在金融危机前后，华为就一直和东莞保持着亲密关系。2007年，华为全资子公司聚信科技在松山湖（生态园）国家高新区成立。此后，在东莞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华为又陆续把供应链、华为终端等项目迁往东莞，集聚了相当大的生产和研发力量。

公开信息显示，华为松山湖总部基地，总投资为100亿元。据了解，早在5年前，华为就开始着手想把终端总部搬迁到东莞松山湖，但当时大部分员工反对，任正非力排众议，决议把终端总部搬迁到东莞。华为把终端总部搬迁到东莞后，快速成为东莞排名第一的巨无霸。

2014年，华为在东莞纳税才2.4亿元，只排到东莞第十。但是从2015年开始，华为就成为东莞纳税、营收双料冠军。2016年，東莞华为营收超过1000亿元。这也让东莞迈入千亿俱乐部。要知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千亿级企业是一座城市实力的最佳注脚。

实际上，华为撤离深圳投奔东莞的言论在近两年来一直没有停歇过，但华为总裁任正非则多次表态：“深圳的营商环境总体已经很好了”，“我们从未想过要外迁，我们总部基地永远在深圳”。

对于此次搬迁，华为方面人士亦向记者强调：“华为不是搬家，只是扩充办公区。”

最近，华为扩充的“办公区”都位于东莞。进入7月，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加速在东莞松山湖拿地，相继拍下4宗地。有评论人士指出，近年来，深圳市土地、房价、用工成本不断上升，是华为搬迁的一大重要客观因素。一线城市土地荒、高额房价对企业造成致命打击，企业成本加大是企业逃离的重要原因。

成都卖“锤子”，东湖飞无人机

实际上，手机圈里加速产业链外迁和布局，不只是华为、联想及小米，中兴、锤子等企业亦悉数在列。高科技企业陆续向二线城市迁移，究竟是北上广深经营成本太高，还是图一时的噱头？

从创立之初就一直在亏损边缘徘徊的锤子手机，在2016年拿到10亿元融资才得以“起死回生”，其中6亿元都是成都市政府投资，于是罗永浩决定将总部从成本高昂的北京搬至成都，去成都卖“锤子”。

锤子的北京总部在望京绿地中心A座。数据库显示，2017年该项目出租价格为8.5元/㎡/天，租赁面积约7000平，每年的租金大概需要2000万左右。锤子成都总部选址在世贸大厦，其租金为2.6元/㎡/天，价格只有北京的1/3。这对于正缺钱的“锤子”来说，绝对是一个值得搬家的好理由。

华为的同城兄弟中兴通讯，也出现与华为相似的搬迁路径，开始在广东省河源市布局。2016年7月，中兴就将通信设备制造业务以及手机业务生产线从深圳迁至河源。

有中兴河源工厂的员工表示：“在今年4月份美国禁令激活之后，中兴工厂直接陷入瘫痪状态，工人都停工了。而自7月初接到恢复生产的通知后，目前已全面恢复生产。”显然，这一省钱的举措也帮了中兴一个大忙。

不仅仅是手机制造商，就连小型无人机行业巨头大疆无人机也早早打算，去二线城市发展。2013年，大疆科技在东莞市松山湖购地32亩，第一、二期投资18亿元，设立全球研发和销售中心。要知道2013年，东莞的商品房房价均价仅为8812元/平方米。由此看来，房价不只是那些科技公司程序员们的痛，就连科技巨头们，心里也要算一下成本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