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梆

自从27岁离开报业，选择了自由写作之路，我就过上了朝不保夕的生活。刚到伦敦的第一年，更是穷得樵苏不爨。别人在Soho饮酒猜马玩失踪，我在Canning Town的一个贫民区，和五六个素不相识的人合挤一套巴西蚁窝。我的房间是一只玻璃窗加三块隔板拼贴起来的水晶棺，一张中间凹陷得不成样子的单人弹簧床即是它的容积。

那是2010年，和狄更斯笔下时代不同的是，除了露宿者和万圣节的恶鬼，街上已见不到半丝褴褛，连我们这些生活疾苦的伦敦漂，也会想方设法在慈善店淘几套返工的行头。尽管如此，吃饭时不小心偷窥到对方的碟子，还是一眼便能探出窘相来：我吃3.25英镑一大袋，每袋能下20碗面的素面条，配老干妈辣酱和学生榨菜；对面两位长得像双胞胎的俄罗斯女郎吃吐司刮黄油，或者黄油刮吐司；巴西房东则吃1英镑一大罐的酸奶。他还不时向我请教如何做中国菜：“我的儿子在学跆拳道。”仔细揣摩中国菜和跆拳道之间的关系之后，我慷慨地向他传授了我的素面谱。

后来，我的朋友、英籍印裔独立电影导演Manjit Kaur在光临了我那只有一张单人弹簧床的寒舍之后，便发扬英国左派特有的人道主义精神，把我从Canning Town弄到了West Hounslow。

新房东是一位穿着纱丽，满脸愁容的印裔阿姨，我的新房间在一套50年代中叶修建的政府福利房里，离希思罗机场半步之遥。外墙微裂，内墙发霉，马桶的蓄水声也十分恼人，幸好经常被飞机的螺旋桨声盖住。房租每周80镑，不包水电网费，比Canning Town的65镑全包贵一点，却是真砖实瓦，且间间阔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