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阳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

洪武时期，明太祖朱元璋将全国佛寺按性质划分为禅、讲、教(亦称“瑜伽教”，其僧称瑜伽教僧、瑜伽僧、赴应僧，或简称教僧)三类,禅僧以明心见性为目的，集众修禅；讲僧以天台、华严、唯识及净土诸宗经典为依据，讲授经义；教僧则周行乡里，以执行瑜伽经忏法事为本职。三宗泾渭分明，各有所习，各居其寺，此为“分寺”；并对全国僧寺与僧团队伍进行归并整顿，务使其道风清净，僧团和合，各入本宗，利于管理，此为“清宗”，这就是明初佛教史上著名的“分寺清宗”政策。而此前，明太祖已出台一系列专属教僧的科仪及经咒。可以说，教寺的划分及其经忏法事规范化政策的推行，是洪武僧门“分寺清宗”改革的一大亮点，也推动了明清两代经忏佛教在民间的普及与推广，深刻影响到近世以来佛教形态的形塑。明太祖对教僧颇为关心重视，但时过境迁，教僧的自身处境与社会认同却逐渐发生变化，其演变轨迹恰是明代佛教世俗化过程中的一大表征。

学术界有关明代教僧相关问题的探讨，已形成一些认识*日本学者龙池清指出教僧占到明代僧团的近半数(《明代の瑜伽教僧》，日本《东方学报》第11册1940年，第405—406页)；陈玉女对瑜伽教僧制度形成与法定化过程，及其相关科仪的官方统整与民间落实情况有较详细探讨(《明代的佛教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48—282页)。相关研究还可参考张贤明：《明代瑜伽教仪式程序范式研究》，《贵阳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