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追求已有30余年。在此期间，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经历了从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到建设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这两个阶段。而构建中国学派的实践则在经历了对于必要性、可能性以及途径的论证之后，进入理论创建的实践阶段，并且在近年来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形成了“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道义现实主义”和“共生国际体系”三种理论观点。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距离严格意义上的理论体系仍有较大差距。因此有必要认真反思现有三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生成过程，特别是生成途径，包括中国学者如何选择知识来源、如何将不同知识来源结合起来以及如何在学术共同体中论证与传播理论知识。从以往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实践中总结成功经验并且反思存在的问题，从而进一步推进理论建设，这是中国学派取得更大理论成就必不可少的环节。

中国学者从两种途径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一是思想途径，即从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思想出发，构建中国人关于世界的本体论理论认识；二是思维途径，即从中国传统思维逻辑出发，构建关于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方式的理论。这两种途径不仅在知识生成机制上有显著区别，其各自生成的知识体系也有明显差异。而中国学者将不同途径所生成的知识体系应用于具体问题分析时，对中国外交实践做出了不同判断，也对很多重大问题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中国理论构建的思想途径

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思想途径，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对于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在1987年上海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之后，中国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形成了中国理论建设的思想途径。思想途径同样主导了中国学派的构建实践。而构建中国学派的思想途径，有三个值得关注的要点。

（一）思想途径在中国理论构建实践中的主导地位

在中国学派被提出后的数年内，关于是否需要中国学派、能否建成中国学派以及如何建设中国学派的讨论一直是中国学者争论的焦点。直到秦亚青系统论述了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与必然，并且将“中国和平融入国际社会”作为中国学派的核心问题之后，有关中国学派的一系列争论才平息下来，进而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在此之后，针对秦亚青所设定的核心问题，中国学者做出各自的解答，逐渐形成了中国学派的各种理论观点。

要解答中国学派的核心问题，既需要分析中国对于世界的认识，也需要解读世界对于中国的看法，还需要研究中国与其他国际行为体的互动。对于本体论问题的理论探索因此成为重中之重。而从中国学派构建实践来看，中国学者对这一核心问题的解答，更多聚焦在第一个方面，即通过归纳中国人的独特世界观，进而解释中国外交的行为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而在讨论中国人的世界观时，中国学者采取了最直接的方式，也就是从古代或者现代中国思想中提炼出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并将其作为中国人对于21世纪国际关系的本体论认识的核心要素。思想途径因此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主要路径。

（二）思想途径对中国理论建设的积极作用

在中国学者构建中国学派的知识实践过程中，思想途径逐渐演化出两个分支，各自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

1.“清华路径”

这一路径始于阎学通对荀子外交思想的研究，着重点放在荀子对于国家实力组成要素的讨论上。此后，阎学通及其清华同仁逐渐将对于荀子外交思想的研究扩展到对于先秦外交思想的系统性梳理与提炼，从古代中国外交思想中寻找出具有现实意义的概念，比如“王权”和“霸权”，并将其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本体论基本观点相结合，从而生成了以“政治领导力”作为自变量来分析国家行为以及解释国际体系变迁的道义现实主义理论思想。

在道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中，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并不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独特性，而是与其它国家一样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也都将国家的生存与安全视作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这与现实主义关于国家的行动逻辑的基本假设是一致的。此外，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崛起大国与霸权国之间争夺权力的零和游戏不可避免，这与结构现实主义的基本立场相吻合。但对权力的争夺并不一定要以对抗、冲突甚至战争的形式进行，也可以在实力的基础上通过对政治领导力的竞争而完成。应用这一思路分析中国崛起，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可以通过增强实力以及更有效的政治领导力而实现权力在国际体系中的重新分布。道义现实主义虽然存在概念界定等问题，但其解释中国外交实践的潜在价值不容忽视。

2.“上海学派”路径

“上海学派”路径的发展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2011年到2013年，上海学者将“共生”这一概念引入国际关系研究，并对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含义进行界定和辨析。第二个阶段则是从2013年至今，“共生”被用于国际体系研究，进而形成了关于“共生国际体系”的历史与现实价值的一系列讨论。

“上海学派”路径的学者在理论来源上有着各自的选择。一方面，金应忠、胡守均等学者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述以及中国领导人的话语出发，结合中国传统思想中关于“和”的论述，对“共生”进行界定，并将其用于对国际关系特别是中国外交的分析；另一方面，任晓与苏长和等学者出于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西方国际关系实践的反思，从中国古代外交实践和古代政治思想中提取中国元素，讨论建立“共生型国际体系”以超越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遵循“上海学派”路径的学者将中国视作独特的国际行为体，强调其在“共生国际体系”形成过程中的独特作用。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出发的“上海学派”学者，将“共生国际体系”视为客观存在，并且将其划分为和平共处、和平共生以及和谐共生三个阶段。“共生国际体系”因此与中国外交挂钩，被中国外交塑造，随着中国外交的演进而变化，中国作为国际行为体的独特性也就在国际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得以体现。而对于从中国古代外交实践和政治思想出发的学者而言，“共生国际体系”从古代东亚共生体系中吸取经验，并且将有可能取代由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国也因此在国际体系转型和重构过程中具有了独特性。

（三）思想途径对中国理论进一步发展的影响

思想途径既对中国学派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也制约了中国学派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制约首先体现在遵循思想途径的知识实践之逻辑合理性上。思想途径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思想因素为什么能够被用来解释和处理世界所面临的问题？这涉及中国思想与国际关系的相关性问题。这一相关性不仅是时间维度上的，即为什么古代思想能解决现代问题；也是空间维度上的，即为什么中国或者东亚的经验能够应用到其它国家和地区；甚至是文化维度上的，即为什么儒家文化中关于道德和政治的哲学思考能够被用于处理非儒家文化影响下的国际行为体在国际实践时所遇到的问题。思想途径所遇到的这些相关性问题，并没有被认真解答。

思想途径对中国学派的第二个制约，体现在遵循这一途径所生成的国际关系理论观点之逻辑完整性。“清华路径”和“上海学派”路径都从中国思想出发构建对国际关系的本体论认识。然而这两种路径都忽略了一个基本问题，即作为理论来源的思想因素都有着其生成和演进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也遵循着各自的知识生产与衡量过程。在构建中国学派的实践中，各种思想来源的社会与历史形成过程被疏忽了，这就造成了两方面的后果：其一，无法说明对理论的思想来源进行选择的依据是什么；其二，遵循思想途径得出的理论观点缺乏完整性。

思想途径对于中国学派建设的第三个制约，体现在这一途径对于中国经验的过度偏好与过度依赖，这影响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被接受度。作为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广泛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真反思和积极纠偏，思想途径在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时特别注重从中国经验出发来构建国际关系理论。这样做无可厚非，甚至不无裨益，也符合近年来兴起的对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探讨以及对于全球国际关系的期待。然而，如果因此在理论生成过程中赋予中国经验以绝对优势甚至统治地位，就有可能犯与西方中心主义同样的错误，从而增加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之外的学术圈被接受的难度。

中国理论构建的思维途径

构建中国学派的思维途径主要体现在秦亚青对“关系理论”的构建上。在中国学派构建实践伊始，秦亚青大体上仍然遵循思想途径进行理论建设，但随着中国学派构建实践的深入，秦亚青开始反思思想途径的不足之处，进而逐渐实现了从思想途径到思维途径的跨越。

（一）思维途径源于对思想途径的反思

当秦亚青在2009年将“过程”这一独特的中国本体论认识引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时，仍遵循思想途径进行理论建设。一方面，秦亚青将对于过程的忽视作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大缺陷；另一方面，秦亚青在本体论层面对过程进行界定，主要借助中西方社会在组织结构上的差异性以及中国古代阴阳本体论来阐明作为中国文化核心要素的过程的独特性。而基于过程的独特性，秦亚青试图建立“主张社会本体论”的“体系层次理论”。在这一系列实践中，中国古代思想仍然是中国学派的一个重要来源，而思想途径也仍然是过程建构主义的选择。

秦亚青实现对思想途径的突破进而采取思维途径构建中国学派，始于与布赞（Barry Buzan）关于中国和平崛起所进行的争论。在2010年，布赞将中国界定为改良主义的修正主义国家，进而质疑中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对此，秦亚青指出在“既是-也是（both-and logic）”关系性思维指导下，中国有可能通过维持崛起过程从而完成身份的再定义，进而实现和平发展。此后，在2014年，针对阎学通将中国外交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的演进视作中国外交重大改变的结论，秦亚青强调作为儒家文化共同体中背景知识核心组成部分的中庸辩证法将保证中国在对外关系上把握好行为尺度，从而既维持其对外战略的基本方向，又随着环境的变化而采取适应性改变。此后，秦亚青将中庸辩证思维方式与阴阳本体论立场结合起来，提出了“关系理论”。至此，思维途径成为中国学派构建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思维途径弥补了思想途径的缺陷

思维途径解决了中国学派思想途径所遇到的相关性问题。思维途径着眼于认识世界的方式。在特定的文化共同体中的个人，借助特定的认识世界的方式，经过特定的知识过程，形成了关于世界的特定本体论认识。秦亚青将这一知识过程解释为儒家文化共同体中的个人在中庸辩证法的指导下认识与理解阴阳这一对元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于世界的关系性的本体论认识。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方式得以区别于以理性为指导原则的西方人认识世界的方式。对于认识世界方式的这一比较文化解读，涵盖了知识构建过程的时间、空间以及文化维度，因此可以解决这三方面的相关性问题。

思维途径增强了中国学派构建实践的逻辑完整性。思想途径并不涉及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生成过程，因此在逻辑上并不完整。思维途径弥补了思想途径在这方面的缺陷。一旦将思维途径与思想途径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从知识构建实践到本体论理论认识的一条通路，中国学派理论构建实践的全过程就得以展现出来。这一过程始于对思想来源的选取，经过特定的认识世界的方式，最后形成对国际关系的理论认识。完整的知识生成过程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作为这一过程最终产物的理论思想，特别是发现它们在生成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及改进的空间。

（三）思维途径仍有发展空间

思维途径并没有解决思想途径存在的对于中国经验过度偏好与过度依赖的问题。秦亚青从思想途径到思维途径的转变，伴随着从强调中国人对世界认识的独特性转而强调中国人认识世界方式的独特性。而从中国人认识世界的独特方式出发，得到中国人对世界的本体论认识的独特性也是应有之义。这样一来，对于中国经验的偏好和依赖就从认识论到本体论影响了中国学派的构建实践。

思维途径强调认识世界方式的差异性，这既可以包括知识生成过程的差异性，也可以包括知识衡量模式的差异性。因此思维途径相比思想途径而言更难以在不同学术共同体之间形成共同的知识衡量模式。如果对中国经验的过度偏好有可能导致思想途径生成让中华文化圈之外的学者一时难以接受的中国本体论理论观点，那么也可能导致思维途径生成让中华文化圈之外的学者很难理解的中国知识实践过程以及由此生成的中国本体论立场。

结论

本文主要依据对于知识生成过程关注点的不同，从中国学者构建中国学派的具体实践中总结出思想与思维两种途径。前者借助中国思想传统，致力于作为知识过程产物的本体论认识，形成了“道义现实主义”和“共生国际体系”；后者借助中国思维传统，关注知识生成的具体方式，形成了“关系理论”。作为中国学者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两种选择，思想途径和思维途径都对中国学派的生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都具有不可或缺的学术价值。

思想途径和思维途径都有进一步发展的巨大空间。思想途径需要说明其思想来源在时间、空间和文化三方面与现代国际关系的逻辑相关性。此外，思想途径只提供了中国人对于世界的本体论认识，但对这一认识形成的具体过程却语焉不详，这导致在研究中国人独特世界观时在逻辑完整性方面的欠缺。思维途径有效地弥补了思想途径在以上两方面的缺陷，借助不同文化共同体内的行为体在认识世界方式上的不同来解释东西方在知识生成和衡量机制上的差异性，提供了一条从社会维度和文化维度来理解中国人世界观的历史演进过程的思路。然而思维途径也和思想途径一样存在对于中国经验过度偏好的问题，加上二者都试图揭示中国的独特性，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两种途径是同质的。

中国学派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同时发挥思想途径和思维途径的积极作用。这意味着将思维途径对于中国人认识世界方式的关注与思想途径对于中国人对世界的本体论认识结合起来，探索古代中国社会知识过程在经过历史演进之后是否以及如何继续影响现代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识。这既涉及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现代变迁，也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变革有关，还受到东亚国际关系从古代朝贡体系到现代体系变化的影响。这些变动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环境既影响了中国人理解世界的方式，也影响到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如何重建这一历史、社会和文化的知识生成和演进过程，这是中国学派理论构建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