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构建包含两个层面：国家政权建设和民族建设问题，以及两者的统一问题。那么，这一过程与多族群的现实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在国家建构的历程中，基于多族群现实的民族政治整合会面临哪些现实的困境？在现代国家建构中，如何看待国民身份的构建？如何认识各民族认同的问题，以及二者相对于国家认同的关系？本文主要关注两个问题：其一，现代国家政权建设最基本的层面；其二，如何看待民族构建和少数民族群体政治诉求之间的紧张，发展以国民为纽带的政治共同体建设。在论述理路上，首先考量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逻辑理路与多民族群体现实背景之间的悖论，其次提出后发现代化国家政权建设中多民族群体问题的困境所在。

现代国家构建：政权建设与民族构建的共洽

现代国家构建首先要求国家通过对地方性权力的集中和重建实现对一定地域内政治权力的控制和垄断，并通过对内部反叛的镇压，在边界设立岗哨，建立政治、法律机构及常规军队以控制社会秩序，实现主权原则。其次，需要通过“建立有效的理性化官僚机构，建立税收机制和公共财政，通过法律在疆域内推行其权力，并在其疆界内实行坚固的‘监控’”。

如果说，国家政权建设是现代国家构建十分重要的基础，那么，要实现现代国家的建设，还需要将其边界内的不同群体构建成为一个具有历史意义和政治文化蕴含的国家民族或政治民族，实现边境内各个群体对国家政治运作的高度认同和忠诚，让民众服膺这个国家是“我们”的国家，其政府是“我们”的政府，并在危机时刻能够显示出足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而，现代国家建设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实现“国家民族化”，即使疆域内相对没有联系的地方性群体建设成为较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实现民族构建。“民族构建”是民族群体形成统一认同的过程。这个过程涉及三组主要关系：个人与民族群体、民族群体与国家，以及各个民族群体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通过互动，其结果表现为包括个体、民族群体形成对国家的统一认同感。而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在国家边界确定、政权建设完成后，需要快速打破传统国家的地缘性和族群性政治建构，将政治权力组织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并建设具有共同文化生活、共同经济生活以及共同政治生活的人们共同体。在这一个过程中，国家一般会通过具有象征性的政治符号、统一的法律体系、统一的全民教育体系以及对传播媒介的控制和培养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强化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而将其国家建构成为一个经由全体居民“同意”而形成的政治共同体，铸造其合法性的社会基础。

国家政权建设为民族构建提供了政治上的边界、政治权力支撑及其可能性，民族构建为国家政权的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维护了社会的凝聚力，创造了“共同体”形象。当然，“国家政权建设”与“民族构建”在现实生活中不是相连接的发展阶段。

从现代性政治组织形式的角度讲，许多现代国家还是处在“国家政权建设”与“民族构建”的发展进程当中。这样来看，国家的疆域、制度安排和权力结构在民族构建中必然发挥重要的作用，甚至决定着民族构建的成功与否，而民族的构建反过来又会对国家政权建设的基础巩固以及政治共同体的维护产生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可以说，民族国家不是一时就产生的，而是精心建设的产物。总而言之，当民族国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民政治共同体的构建，现代形式上的民族国家才算建立。

民族政治整合：多族群国家民族构建的逻辑及其困境

“国家政权建设”和“民族构建”的统一标志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在这个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国家政权建设、民族构建与多民族群体现实境况之间的张力。由此，民族构建的逻辑，也是一个整合的逻辑。就这一整合过程而言，部分地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一个产物，更多地是国家权力意向性行为的结果。社会整合的逻辑是，随着社会流动和交往关系的拓展，不同民族的边界将会逐渐被打破，对周围其他民族群体成员的宗教信仰、语言、生活习俗更能采取比较宽容、相互平等对待的态度。随着社会发展，官方语言逐渐成为这个民族群体个人生活的必须技能，一种通过互相涵化而来的共通性文化渗透到不同个体的诸多方面，不同族群成员的价值和文化认同趋于相似，共同的因素不断增多。人们从地域、族群与宗教等传统社会身份中解放出来成为具有独立利益的个体，实现所谓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民族群体的意识逐渐淡化，国家认同成为各民族群体共同的、核心的认同，“民族构建”真正实现社会整合的目标。不过，这只是“民族构建”的理想模式，就当前世界范围内发展的趋势来看，绝大多数正在经历这种民族构建的国家也并没有这样顺利。

事实上，绝大多数民族整合较为成功的国家都是运用国家权力有目的、有步骤的意向性整合，即通过国家制度安排和政策手段积极地将不同民族群体整合进共同体中，以减少多民族群体性带来的政治影响，通过各民族群体共同遵守的“宪法”和以各民族“平等”为基础的国民国家，来实现“民族构建”。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的意向性整合，是直接针对多民族群体的多样性对政治运行带来的冲击的一种积极性行动和策略，其政策目标是为了实现民族整合，学术界称其为“民族政治整合”。

民族政治整合就是为了构建现代民族国家而进行的政治性建设，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为了铸造政治向心力，获取各民族群体共同的国家认同，就需要通过国语的建设、统一市场的建设、统一的教育体系建设和共同政治价值的维护获得整个国家的整体性。民族群体作为一个文化群体，必然意味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认知，一旦国家依据多数群体的文化价值将其整合进国家民族之中，必然会对少数民族群体文化的存续造成一定的冲击。此外，更需要人们关注的是，在西方社会还存在着大量的跨国界民族群体。这些跨国界民族群体分布在不同的国家，然而，在语言、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却具有共同点，现代社会中，网络成为其加强联系的工具。因而，在民族政治整合的过程中，如果不顾及跨国界民族群体的诉求，强制推行民族构建政策，将会使一部分少数民族群体边缘化，一部分少数民族群体抵制民族政治整合的压力，并有可能重新确定或建构自己的政治归属，从而导致民族政治整合陷入困境。

现实政治发展过程中，在民族构建的逻辑下，少数民族群体并不会被动地接受这种整合的过程，而是对于这种民族建构具有其回应性策略（包括积极回应和消极接受）。由于不同民族群体的族群性强弱、与建构的民族群体文化之间的差异以及民族群体与外部亲属关系的不同，有的民族群体接受和认同这种整合，融入到民族构建的过程当中，有的少数民族群体接受整合，但要求给自己区别于其他群体对待的特殊群体权利，而有些民族群体感到这种民族构建会给他们带来威胁，在这一过程中反而成为了具有很强内部凝聚力的群体，并力图通过民族运动来解构这种政治整合的作用，力图重构政治权力格局，谋求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或要求更多的自治权，从而形成了国家民族主义和少数民族群体民族主义的冲突。国家政权意图通过政治手段消解少数民族群体的民族构建能力，减少民族群体多样性并建立共同的民族观念，在部分西方国家激起了部分少数民族群体的民族主义运动。

有研究者针对苏联民族构建和民族认同强化的历史，认为苏联的经验证伪了国家可以自行构建民族认同的理论：一个最强大的国家，花了70多年时间，却没有将其成功地整合进苏维埃体制。事实上，当今世界一些国家的民族分离运动和此起彼伏的民族群体冲突也无不显示出民族构建和少数民族群体之间的这种“合”与“分”的张力以及由此可能造就的灾难性后果。

总的来说，民族政治整合的关键问题就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构建民族国家认同的政治和民族群体认同的承认政治之间的核心所在，是如何强化民族国家建构和实现少数民族群体的权益之间的张力。从国家治理和公共产品的角度来看，如果社会中的国民使用同一种语言，享有共同的民族文化，治理就更为容易，公共产品的效用越大，国家的功能也将发挥地越好，因而，民族政治整合有助于社会成员的相互理解、信任和社会凝聚力的产生，促进国家的有效治理。于是民族国家构建的逻辑就是通过主流符号和象征意义的代际传替，将国家认同内化在每一个成员心中，从而力图实现主流文化的再生产以建构民族认同。

对于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其政府通常在此过程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国家的现代化政策会导致社会资源在社会集团间的再分配，尤其是政治权利、经济利益、社会福利等的分配，可能会带来不平衡的分配格局，这种不平衡会引起各少数民族群体精英的民族意识高涨，引发激烈竞争甚至对抗性行为，从而加剧国家政权建设与民族群体认同之间的紧张。此外，由于全球化造成的地域性拓展，由“疆域”所界定的民族国家已经难以有效控制由地理上的毗邻关系以及宗教、文化勾连造成的跨国界民族群体的身份建构，这对民族国家要求其成员单一的政治忠诚提出了更大程度上的挑战，面对的问题更为复杂。

包容性身份：民族政治整合的应然选择

面对这种现实，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如何从国家构建出发，在尊重少数族群文化认同的基础上，通过国家政策将国内各民族的群体整合为统一的、牢固的国家民族呢？能不能在国家建构和保障少数民族群体文化权益这二者之间达成一种平衡关系呢？能否使民族政治整合的过程成为少数民族群体权利得以实现的过程？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民族政治整合，在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这一国家政策的保障下，拥有不同民族文化传统的多民族群体充分享有当家作主的权利，有效的政治权利和丰富多彩的文化传统使得民族构建成为各民族都作为主体的同质化的过程，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实现过程。

要完成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进行民族政治整合，就需要抛弃各民族群体之间的分歧，构筑基于国民身份之上的社会正义原则和政治实践，将其塑造成一个国民的政治法律共同体。在民族政治整合实践中，需要对国家政治生活的走向进行思考，哪些方面体现了国家政治生活的发展方向，而哪些方面则是国家政治生活应该避免的；需要对民族政治整合的各种策略进行具体的区分，哪些策略对于民族政治整合发挥着根本的、长远的作用，而哪些政策的作用则只是暂时的、短期的；需要对国家民族政治整合的制度安排不断进行反思，哪些问题实际上是国家制度本身造成的结果，而哪些方面才是需要国家政治权力着力解决的问题。

全球化对地域性的不断扩展必然使国家组织形态要超越民族身份认同的界限，在现代社会国家政权中，国民身份是政治认同和法律维护的重要纽带。在现代国家里，统一政治认同的基础就是国民身份的建立。国民身份的关键在于对国家、对人民始终忠诚，国家（或各级政府）应该保护国民的各项政治和文化权利，既然受到国家的保护，那么就有责任和义务对国家保持统一的政治认同，这也成为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民族政治整合的关键。因而，问题不应该是国民身份作为现代国家政治纽带的问题，而是如何构建包容性的国民身份的问题。在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少数民族群体作为国民的现实性和作为传统文化群体的现实性是同时存在的，其文化权利也需要纳入到国民身份构建的框架之下，只有这样，才可能减缓民族构建和民族群体认同的张力。当然，在现代政治共同体中，在所有国民统一的多元社会认同结构中，以国民身份为纽带的国家认同应该在国家政权建设当中占据相对的优先地位，超越性统合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域、民族群体、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字等多元文化形成的差异。

在一个现代政治共同体中，国家既应该关注国民身份，也应该关注民族群体身份认同，当然国家首先应该完成的是保障不同民族群体身份认同的个体国民权利的实现问题，其次才是基于不同的民族群体身份认同所形成的差异化的国民身份。虽然国家关注民族群体差异性可能会对少数民族群体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但同时也会强化不同民族的边界意识，可能不利于少数民族群体成员国民权利的真正实现。进一步说，如果国家和政府对于民族群体差异过度地强调，并采取针对某些少数民族群体的制度化保护策略，反而会在民族群体之间增加隔阂，并逐渐固化民族之间的边界。这样，民族整合所需的各民族群体之间广泛交往的关系被制度化的结构疏离开来，反而会延迟国民身份的认同，甚至造成反向运动，长期来看不利于民族政治整合。

国家注重国民身份以及国民权利建设，并不是说要忽视民族之间的差异。在多民族群体的现实境遇下，在民族政治整合过程中，将国民身份作为现代国家政治纽带的同时，又需要对国民权利加以扩展和补充，建设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国民身份。原因在于，要实现民族建构，就必须将国民身份的纽带作为根基，通过国民认同实现民族政治整合，而要体现作为少数民族群体的文化权利，也需要反思，首先保证国民的政治权、法律权和社会权利，其次尊重和包容个体的文化特殊性和民族群体认同的国民身份，将文化权利作为国民权利的一个内容，保证国民权利本身对不同民族群体文化差异的尊重和认可。

这种国民身份不仅仅是权利的彰显，也要强调国民责任的实现，这种国民身份是不分民族差异的国民身份。因而，一个国家要实现有效的民族政治整合，完成现代国家构建的任务，绝不仅仅是所谓经济平等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增进不同民族群体身份认同的政治人之间的沟通和理解，更需要通过包容内部差异性的国民身份建构来消解国家认同和民族身份认同之间的张力。正是由于包容性的国民身份，不管是什么民族文化身份的个人，其对抗社会不平等、社会歧视和排斥的主张和武器应该是基于国民身份的权利，而不是特定的民族族属身份。因此，需要指出的是，国民身份不仅是一个外在的、被动的制度和法律文本的确认问题，国民身份是在国家、社会和个人不断互动并调适关系的过程中确立的积极的、主动的身份建构，而且需要通过普遍和持续的国民教育使社会行动者将其内在化，并在实际行动中作为其行动的意义来源，只有这样，国民认同才能够成为国家政权建设的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