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计算机硬件性能的全方位提升和互联网时代海量数据的积累，人工智能技术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迎来了新的高速发展周期。依托于算法和算力的空前提升，人工智能在诸多垂直领域都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且兼具商业开发潜力和社会影响力的卓越成果，技术的发展首次跨越了产业化的门槛，被世界各国视为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关键力量。

作为一项划时代的科技成就，人工智能与人类历史上的历次科技革命都存在着特质上的差异。旧有的技术革新的性质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而人工智能则能够通过对大数据的分析和学习，理解人类的内在需求，作为创造性的伙伴直接参与到人类改造世界的活动中。随着人类社会逐渐步入人工智能时代，人类与技术之间的深层次联系将不断调整，国际体系的主体、结构、逻辑、运行规则等诸多关键要素都将随之发生巨大的改变，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将面临严峻的考验。

弱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影响力扩散模式

本轮人工智能技术的高速发展周期始于2010年前后，“多层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是这一周期的主要标签。深度学习算法以建立套嵌式的多层次模式识别系统组成的“神经”架构为基础，通过组合低层特征形成更加抽象的高层属性、类别或特征，借以发现数据的分布特点。该算法的出现使人工智能拥有了从巨大且复杂的信息源中提取、识别和构建体系的能力。在那些任务目标明确且相关数据丰富的领域，深度学习算法能够让机器学习新的技能，制定有效策略，从而在短时间内提出超过人类学习能力的问题解决方案。这一结论事实上打开了人类对于人工智能发展的未来想象空间，人类已经能够清晰地听到未来社会匆匆而至的脚步声。

以深度学习引领的本轮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将使人类社会逐渐步入被称为“弱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阶段。理论上说，在硬件设备持续进步的条件下，在所有拥有大数据的垂直领域，人工智能技术都能够尝试通过算法的更新为具有明确目标指向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并形成有价值的应用性成果。

然而，多层神经网络的特性决定了深度学习模型是通过“训练”与“学习”来解决该领域的问题，模型设计者本身并不能准确地知道该模型在解决问题时发现了哪些特殊规律，系统对于人类而言是一个完全的“黑箱”。这也就意味着能够跨领域解决的通用人工智能几乎不可能在现有的理论框架中出现。因此，人类社会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处于弱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也需要根据弱人工智能时代的影响力扩散方式来分析其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

从当前的发展态势来看，在弱人工智能时代，深度学习所带动的领域性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进步会在三个层次上对国际体系产生影响。

其一，从领域层面上看，部分人工智能技术可以直接应用于特定国际关系议题领域，从而改变现有各行为体在该领域的力量对比结构，为国际体系增加新的不稳定因素。其中最为明显的改变出现在战略决策辅助系统和智能军事系统两个领域。

其二，从制度层面上看，人工智能技术的领域性扩散将对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产生重要的影响，重塑世界经济体系中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全球经济体系将出现结构性的调整，进而推动国家治理模式与权力分配方式的演变，最终影响国际体系的稳定。

其三，从思想层面上看，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社会对于技术进步的渴求和对于不可预知未来的恐惧同时出现，人类社会的价值与思想理念将面临重构的压力，重塑人类社会的思想理念与价值标准也将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介入人工智能议题的重要路径。

人工智能的领域性介入：战略博弈与军事系统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与国际关系直接相关的应用主要集中在战略决策系统和军事系统两个领域。一方面，这是由于战略决策与军事安全关系到国家的根本利益，所有国家都对该领域的新技术研发保持着积极的态度；另一方面，这两个领域议题具有目标相对明确、数据积累较为丰富等特点，能够满足深度学习算法发挥作用的所有客观条件。

（一）人工智能与战略博弈模式的变革

从数学意义上看，国际行为体间的战略互动过程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不完全信息博弈”行为。参与者通过判断博弈对手的能力、意图、利益和决心，结合特定的外部环境分析，制定出最为有利的博弈策略并加以实施。传统意义上国家参与战略博弈的过程更多依赖政治家的直觉与判断，但随着深度学习算法的进步，人工智能决策辅助系统已经逐步显示出其在该领域的发展潜力。

首先，人工智能系统能够提供更加精确的风险评估和预警，使战略决策过程成为精确化的拣选过程，提升战略决策的科学性。战略博弈的前提和基础是对于前景和风险的准确预测与判断，但任何人类的决策行为本身都是根据极为有限的情报信息进行的具有较强主观色彩的猜测性尝试。但当深度学习技术介入战略博弈过程之后，战略行为中所面对的风险的严重程度与应对策略的有效性可以通过技术手段以概率的方式进行精确表达。决策过程可以从主观猜测变为从不同概率的前景中拣选策略，最大限度减少了战略博弈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其次，深度学习算法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提供更多不同于人类常规思维方式的战略选项，并且在博弈过程中持续提升执行战略的有效性。深度学习算法的特点决定了机器智能并不是在模仿人类的决策过程，而是在充分理解目标的基础上主动构建新的策略。这些策略通常与人类的思维方式差异较大，但在实现博弈目标方面往往更加有效。同时，深度学习算法的另一个重要优势是可以从错误中学习，并且在反复互动过程中更加准确地掌握博弈对手的策略特征。随着数据的不断积累，博弈对手的特征和策略倾向会变得更加清晰，不断扩大互动的优势。

最后，在战略博弈进程中，人工智能系统能够最大限度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提高战略决策的可靠性。人工智能是一个客观和中立的决策体系，代表着纯粹理性的态度。人工智能决策体系只会受到参数的影响，不会出现激情驱动决策的现象。人类无法永远无法摆脱疲劳和情绪对于身体的干扰，但人工智能不会因为时间的延长做出任何改变。相对而言，人工智能系统是更为可靠的决策者，是最接近理性选择的方式。

总的来说，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基础的决策辅助系统将使得国际行为体之间战略博弈能力的差距进一步扩大。缺少人工智能技术辅助的行为体将在风险判断、策略选择、决策确定与执行效率以及决策可靠性等多个方面处于绝对劣势，整个战略博弈结构将会完全失衡。

（二）人工智能技术在军事领域的扩散

军事领域是引领人工智能技术得以突破的重要平台，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将使得武器系统、军事策略、军事组织甚至战争的意义发生深刻改变，人类社会也将在进入弱人工智能时代之后迎来一个完全不同的军事安全环境。

首先，在军事技术层面，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将推动智能化武器的广泛应用。深度学习算法可以使智能化武器在虚拟环境中建立武器操控的基本能力，并且借助人工智能系统进行智能化武器的协调行动，最大限度地获得战场优势。智能化武器系统不仅能够使人与武器实现实质性分离，使实际伤亡率无限趋近于0，而且能够最大限度地提升武器的使用效率和不同武器之间的协作。

其次，在军事战略层面，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将使军事战略与策略水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深度学习算法已经能够较为完整地还原全部战场信息，完成相对精确的战场沙盘推演。在实际的战场环境中，人工智能具有更加全面高效搜集战场信息的能力。战斗指挥员能够掌握更加全面和准确的战场信息，并获得更加精确的战术建议。在军事战略执行方面，人工智能拥有两个人类无法比拟的优势：其一，人工智能系统可以快速处理战场信息，具有人类所不具备的快速反应能力；其二，人工智能系统具有多线程处理能力，可以处理同时发生的多项行动，并提出人类思维模式所无法理解的复杂策略。在新技术介入之后，常规军事力量对抗的不平衡状态将被空前放大。传统的武装力量将越来越难以通过战术与策略弥补战场上的劣势。

最后，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介入将影响全球核威慑体系的稳定。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一种数据化工具，为网络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进攻性能力；另一方面，在大数据环境下，原本具有较大不确定性的国家意志与战略意图等主观因素将能够在深度学习算法中以概率的形式获得明确展示。在弱人工智能时代，只有将人工智能技术与核武器有机结合才能构成实际的威慑系统。行为体之间的军事力量差距将因为人工智能技术水平再次扩大，传统的国际安全体系将变得不再稳定。

人工智能的系统性影响：新型社会经济结构与权力分配模式

在人工智能的技术影响力扩散模式中，对于国际关系最为深远的影响实际上是通过间接路径实现的。人工智能技术将直接冲击现代社会稳定的经济结构，经济结构的改变又将导致国际行为体内部权力分配方式的改变，最终由内而外推动体系的变革。

（一）弱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变迁

由具有与人类智慧相似的机器来代替人类从事生产工作，这本就是人工智能产业的核心逻辑。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成熟，将颠覆原有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改变不同要素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社会生产活动中的全面推进，两种在当前人类社会中难以容忍的负面现象将在过渡阶段广泛出现，并成为弱人工智能时代经济社会结构的常态。

首先是持续性的失业潮。人工智能技术的核心逻辑是以机器自动化生产取代人类劳动，以提高社会生产率，因此，持续而普遍的失业现象将成为弱人工智能时代的基本特征。与传统上基于生产规模下行所导致的周期性失业不同，由人工智能所导致的失业现象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结构性失业，资本以全新的方式和手段替代了对于劳动力的需要。处于结构性的失业人口将不会因为经济周期的变化重新获得工作。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各个垂直领域的不断推进，实际的失业规模将越来越大，失业的持续时间也将越来越长。

其次是社会财富的严重两极分化。这是在弱人工智能时代与持续失业潮相伴而生的另一项重要社会现象，并对传统的社会结构造成严重的撕裂。其一，个体的财富分配会趋向两极分化。作为资本挤压劳动力的重要进程，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并不会转化为工资收入的普遍增长，新创造的社会财富将会以不成比例的方式向资本一方倾斜，低收入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将在新一轮的社会资源分配中处于严重的不利地位。其二，行业的财富分配也将呈现明显的分化状态。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将使拥有互联网与大数据条件的相关行业获得天量的资本注入，在未来5-10年，人工智能相关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将形成巨大的发展鸿沟。其三，国家间的财富分化将进一步加剧。不同国家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的发展是严重不平衡的。在弱人工智能时代早期，部分国家会在一定时期内在人工智能领域形成实际上的技术垄断，从而获得大量超额收益，使得本已十分严重的全球财富的两极分化情况进一步加剧。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于全球的社会经济结构而言，发挥的是“创造性破坏”的作用。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下，资本与技术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获得全面提升，而劳动力要素的价值则受到严重削弱。全球范围内的资本和人才会进一步流向拥有技术优势的发达国家市场，留给发展中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机遇期实际上已经变得极为有限。

（二）弱人工智能时代的国家权力分配模式调整

国家权力的分配方式从根本上说是由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特点所决定的，当人工智能技术所推动的社会经济结构变革逐步发生时，新的社会权力会伴随着技术变革而兴起，推动国家治理结构与权力分配模式做出相应的调整。

其一，资本权力将依托技术垄断的地位得以持续扩张。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依赖于巨额且长期的资本投入，因此，目前世界范围内的主要数据资源以及人工智能的先进技术基本都被大型跨国企业所垄断。掌握数据和算法本身就意味着权力，他们能够利用算法的黑箱为大众提供他们希望大众看到的内容，潜移默化地改变公共产品的提供方式。资本和技术力量的垄断地位结合在一起，将逐渐稀释传统上由民族国家所掌控的金融、信息等重要权力。

其二，技术权力凭借知识方面的不对称优势在短时间内膨胀。在向弱人工智能时代过渡的时间段内，作为承担人工智能科技开发核心任务的少数精英科学家群体将获得超越常规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这一时期顶级科学家共同体规模很小，可替换性不强，群体相对比较稳定。而人工智能技术所引发的产业革命与社会结构的大规模调整将同时出现，使得科学家共同体本身成为了技术与社会结构变迁的中间环节，他们将凭借自己的话语权与影响力构成一个特殊的技术权力阶层。

在弱人工智能时代的初始阶段，传统政治权力、资本权力与技术权力将会形成某种金字塔式结构。传统政治权力将继续掌控安全、税收、社会管理等国家权力的核心要素，并继续垄断武力的合法使用权，为其他形式的权力使用背书；作为资本权力的代表，大型跨国企业将接受一定领域的权力让渡，为全社会提供数据和经济信息等方面的公共产品；而科学家共同体构成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与社会生产的关键纽带，为未来社会提供基本标准和道德影响力，并承担着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发展的责任。三种力量相互支持又相互限制，在不断互动的状态下进行相互适应，尝试摸索新的社会发展阶段最为合理的国家治理模式。

（三）由内而外的国际体系变革

弱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体系变革实际上是国内权力分配方式在更广泛空间的自然延展。获得传统政治权力让渡的资本权力和技术权力将在新阶段的国际体系中获得国际行为体的合法地位，并且将该类型的主体间互动方式引入国际体系中，使得整个体系呈现出主体多元、规则多元和关系多元的复杂状态。

第一，主体多元化：主权国家、跨国企业与跨国界的科学家共同体都将成为新时代国际体系的重要参与者。

在弱人工智能时代，主权国家作为国际体系最重要行为体的地位仍难以改变，超大型跨国企业将逐渐发展成以商业利益为核心的、具有一定独立性和话语权的国际行为体，为中小国家提供特定领域的公共产品，并参与其他议题的政治交易。而科学家共同体也将在国际体系中作为一种独立力量而出现，对于弱人工智能时代全球共识的形成将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

第二，规则多元化：新时代国际体系中不同行为主体奉行的行为规则存在明显差异。

主权国家仍将继续奉行当前国际社会的基本运行规则，围绕着权力、利益等传统主题展开竞争与博弈；而跨国企业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目标，由于无法获得武力的合法使用权，和平竞争将构成其活动的主要模式；科学家共同体则具有明显的全球化特征。不同运行规则的存在意味着新体系内的诸多要素需经过较长时间的磨合才能形成稳定的权力边界。

第三，关系多元化：主权国家与跨国企业将围绕着权力让渡的边界展开复杂博弈，限制和消解科学家共同体对于技术的垄断又将成为主权国家与跨国企业共同的政治运作。

主权国家需要利用跨国企业在技术和商业上的成功带动本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但也随时警惕其发展侵蚀到主权国家的核心权力。然而，在以政治手段限制消解科学家共同体对于技术话语权的垄断方面，主权国家与跨国公司具有充分共识。由于在人类历史上缺乏处理少数人垄断高阶技术权力的经验，如何通过新的机制建设，在充分发挥科学家群体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积极作用的同时，限制技术权力可能的滥用，将成为弱人工智能时代早期的核心政治运作。

弱人工智能时代的思想观念：保守主义与进步主义的交锋

在步入弱人工智能时代的过程中，人类社会在观念方面已经展现出两种不同的思想观念体系。这种差异的存在是人类社会思想中保守主义与进步主义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充分显现。

（一）保守主义

在人工智能问题上的保守主义路径源于对于技术快速进步的恐惧。一方面，在深度学习算法释放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潜力之后，人类曾经引以为傲的思维能力显得那样微不足道；另一方面，深度学习算法的“黑箱”效应，使人类无法理解神经网络的思维逻辑。实际上，保守主义是整个人类社会对于无法预知的未来世界和对自己力量有限所带来的双重无力感在社会思想领域中的反映。

针对弱人工智能时代即将出现的现实问题，保守主义主张通过政治手段限制人工智能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推进速度，使绝对失业人口保持在可控范围内，为新经济形态下新型就业岗位的出现赢得时间。尽可能长地维护原有体系的稳定，以牺牲技术进步的速度为代价，促使体系以微调的方式重构，降低整个体系的动荡强度。

但这种思想路径的悖论在于，在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任何国家选择放缓对新技术的研发和使用在国际竞争中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力量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得国家间力量差距被极度放大，信奉保守主义理念的国家很容易在国际经济和政治竞争中因为技术落后而陷入不利局面。

（二）进步主义

在人工智能问题上，进步主义思想的出发点在于承认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相信科技进步会为人类社会带来积极的影响，主张利用技术红利所带来的生产效率提升获得更多的社会财富。

在进步主义者看来，人工智能技术所导致的大规模失业是无法避免的历史规律，想维持弱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稳定，必须改变工业化时代“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分配原则。利用技术进步创造的丰富社会财富，建立“无条件基本收入”保障制度，为全体公民提供能够保障其保持体面生活的固定收入，最终实现在新的分配方式基础上重新构建社会文化认知，形成新时代的社会生活模式。

进步主义思想理念的主要矛盾在于，它的理论基础建立在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快速发展并能够持续创造足够丰富的社会财富的基础上，从而满足全球福利社会的需求。然而，一旦科技进步的速度无法满足社会福利的财富需求，进步主义所倡导的新的社会体系的基础就将出现严重的动摇。

余论：弱人工智能时代中国的战略选择

人工智能所引领的新一轮产业革命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科技前沿国家的身份迎来的技术变革，也是中国发展的宝贵机遇。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互联网大国之一，中国在推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中国的互联网市场空间足够广大，资本足够丰富，技术积累已经初具规模，能够使研究的商业化进程顺利推进。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强大产业规划与政策引导能力能够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全面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将人工智能视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国务院先后颁布了《“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和《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对我国在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方面的发展提出了详细的规划。推动人工智能科技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国家战略，在国家规划的推动与协调下，通过对资源的有效整合，我国完全有能力在未来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中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补齐发展短板，在新的国际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