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是现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母题。从启蒙时代开始，人类对文化、社会制度和自我的理解都围绕着这一问题展开。现代性源于西方，作为现代人类历史的实践筹划却是一个不断展开和进行着的世界性过程。迄今为止，现代性已经穿越了两个多世纪的历史时间和横跨了从欧洲到全球的地理空间，“原初”现代性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形。就其本身而言，现代性从来就不是一个固定的状态，而是各种力量较量的力场，在其中，任何原则、力量、要素的霸权倾向都会受到反制和挑战，任何主张和方案的自我证成都必然与他者发生关系，因此，不论是在观念形态上还是在现实形态上，现代性都是非常复杂的。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我们用简单化的思维对待现代性，不仅会在认识上犯错误，实践上也会遭遇不必要的挫折。

复杂现代性是真实的“故事”

埃德加·莫兰在《现代性的危机》中指出，现代性具有歧义性。科学、技术、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这四部推动现代发展的发动机皆因其失控而陷入了困境，人类不能排除不确定性、倒退、甚至毁灭的危险，但存在着改换道路以谋求新的起始的希望。复杂现代性并非全新的意识，现当代许多思想家都曾触及这一维度。黑格尔是第一个系统阐述现代性的矛盾和内部张力的辩证思想家，在他看来，现代世界的自由原则与它的制度化形式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对此我们要抛弃简单化的知性思维，辩证地加以认识。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中把“复杂社会的自由”作为自己的核心问题。他认为，现代社会存在着双向运动，一方面是从社会到市场的“脱域”，另一方面是把市场重新“嵌入”到社会的反向运动，只有认识到资源、劳动者、资本以及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把市场嵌入到社会的有机结构中，才能避免现代社会灾难。英国社会学家T.H.马歇尔认为，现代社会中公民体面生活需要公民权的保障，市民权保护个人的自由，政治权利实现公民的政治参与，社会文化权利让每个人能够获得经济安全和满意的生活条件。与此相对应，现代社会是一个由代议制民主、混合经济和福利国家构成的“复合社会”。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意味着非传统化和非地域化，知识的发展瓦解了人类生活长期依赖的习以为常的知识背景，全球化使人们日益卷入陌生的、流动的和充满风险的环境之中。作为人类的筹划，现代性既不是福音，也不是陷阱，而是充满风险和机遇的领域，在这里，“甜蜜理性”（sweet reason）并不能完全凑效，完全可能存在着“设计风险”和“操作风险”，因而需要一种反思现代性的意识。乌尔里希·贝克区分了简单现代化和高级现代化。前者是工业社会对传统社会的“抽离”，后者是后工业社会对工业社会的“抽离”。在他看来，现代性具有“自反性”特征，“由于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个人却不能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上作出必要的决策，即考虑到可能的后果”，常常会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因而需要寻找新的反思意识和社会调节形式。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特征是生活世界与系统的“脱钩”，一方面我们面临的是一个越来越复杂的社会，诸功能领域的分化把行动者推到边缘地位，受到自成一体的系统的摆布；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愿意放弃现代性的计划，而是期待这种不确定状态得到驯服。在复杂社会中，现代性理想既不能依赖市场的金钱调节，也不能依赖国家的权力调节，只有多元的、复杂的协商民主才能重新协调生活世界与系统之间的复杂关系。

以上讨论可以看出，现当代思想家已经为复杂现代性的思考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但迄今为止，对它的反思总体上还处在不自觉和非系统的状态，远没有把它作为独立论题做全面思考。因此，有必须对它进行重新思考。

复杂现代性理论范式

作为一个分析框架，“复杂现代性”范式要考虑三个维度：现代性规范及其关系的复杂性，现代性自身实现条件的复杂性，现代性规范与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性。

在规范层面上，人们往往把现代性追溯到18世纪启蒙运动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把它们视为现代性的普遍规范和价值。然而，在现实中，即使人们使用同样的概念，也不意味着有着同样的意义。就对现代性规范的理解上，每一个概念的含义都存在着理解上的矛盾和歧义。今天，没有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不承认自由是一种普遍的价值，然而对它却有各种不同的理解。自由主义强调“自由”就是思想和行为不受约束的状态，马克思主义把自由理解为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实现，显然，在这里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两种观念发生了矛盾和冲突。今天，没有一个意识形态不承认平等的价值，但在平等问题上，自由主义偏好法律平等和机会平等，而社会主义强调资源平等和结果平等，这两种平等虽然都不可缺少，但又相互冲突。虽然民主尚未成为所有国家的政治形式，但作为现代性规范具有普遍的正当性。问题是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样的民主，是精英民主还是人民民主？是议会民主还是大众民主？是票选民主还是协商民主？显然，这中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分歧和激烈的冲突。在当今多元文化和各种意识形态冲突的背景下，最为棘手的问题是，现代性的规范分歧不是简单的正确与错误、真理与意识形态的对立的问题，而是对其合理性和可欲性的不同理解的问题。现代性规范与价值不是一维的，而是多元的，多维价值之间并不存在天然的和谐关系。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常常面临着价值取舍或排序难题。就此而言，研究复杂现代性，我们需要对规范多元性和矛盾性保持敏感性，避免用某一方面牺牲另一方面，或想当然地认为这些矛盾可以完全解决。

现代性的实现条件本身也存在着矛盾和冲突。经典自由主义者认为，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不仅是实现经济繁荣的工具，而且是实现人的自由的当然条件，因而把私有财产和商品交换关系作为社会秩序的基石。传统社会主义认为，国家不仅是经济合理化（计划）的工具，而且是人类自由和平等的实现条件，由此发展出一套计划经济的体系和自上而下的社会控制系统。但这两种观点都容易成为自己臆想的制度神话的俘虏。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既没有实现人的自由，也没有真正实现社会的平等。同样，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经济不仅不能摆脱自身的经济危机，而且带来了社会异化和生态危机等后果。其实，任何社会制度都不是万能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人类社会的繁荣和发展不能刻舟求剑，每一种规范都需要根据结果来检验，每一种关系都需要根据情况变化调整。

再来看民族国家的当代命运。民族国家是经典现代性的核心支柱，它承担着社会秩序的维持和治理的功能，既是世俗化时代社会动员的核心力量和最重要的决策主体，也是现代社会集体团结和政治认同的对象。在民族国家时代，人类取得的许多成就，如国民经济体系、法治、工业化、民主政治、福利社会、世俗化、大众教育等，却与现代国家代替传统的封建体制或帝国体系分不开，同样，民族国家带来了许多负面乃至灾难性的后果，如经济危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环境污染、气候危机等等。我们需要走出国家主义与全球主义的二元对立，在变化的环境下寻找民族国家和全球秩序的结合点。

最后我们来看看现代技术这一最为矛盾的事物。现代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造福了人类，也加害人类。肯定论和乐观主义者相信科学技术是世界的觉醒和知识的启蒙，是创造财富的第一生产力；而怀疑论和悲观主义者认为，科学技术本质上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不仅给人类带来了新的统治形式，而且给人类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其实，科学技术是复杂的，既包含着把人边缘化的系统自主性，也给人类带来物质繁荣和新的自由。正如温纳所说，现代人一方面可悲地受到自身发明的束缚，另一方面合理地对它加以反思和利用，也会人类带来新的解放。

现代性是人类的事业，既不是纯粹观念的理想，也不是无规范的客观自然过程，在现实中，它的规范因素与事实因素是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的。无论如何，现代是一个相互矛盾的事物构成的复合体，其中理想与现实、计划与操作并不总是和谐的。在现代性规范与事实的关系上，既存在着“设计错误”的可能，也存在着“操作错误”的可能，现代性只能理解为一个谨慎的试错过程。其实，现代性过程除了设计错误和操作错误之外，还有其他的现代性失败形式，如“因成功而失败”“自我反噬”“溢出效应”“抑制效应”，凡此种种都表明，现代性的过程辩证法既可能是进步的、解放的，也可能是倒退的和自我毁灭的，我们需要对其过程和关系的复杂性有敏感的意识。

复杂现代性范式的特征

世纪之交，世界历史最重要的事件可能是中国的崛起，它不仅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而且将影响全球格局和人类未来的走向。对中国崛起的理解，学界存在着特殊论和普世论之争。特殊论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的崛起意味着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和优越性，21世纪的中国将迎来一个全新的“中国时刻”，中国将从世界的边缘重新走向中心，承担起世界历史的天命。后者认为，中国的现代转型还未完成，需要深化改革和发展。现代国家不仅仅意味着物质的富裕和国家的强大，更为重要的是接受现代性的普世价值，建构合理的社会秩序，成为现代文明国家。其实这两种思路都有局限性。普世论无反思地重复西方道路，没有看到不同民族在其特殊背景下对它的重构和改写。传统文化复兴论过分轻信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潜能，过分相信其“新生转进”和通达其新形态的可能性，没有充分考虑到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性之间的文化和社会结构上的形态学差异。我们当下面临的问题既不是简单的中西问题，也非完全是古今问题，而是在复杂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全球背景下如何建构自己的合理社会秩序和找到自己的正确道路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思考需要一种新的现代性思维。复杂现代性思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从哲学思维来说，首先它是一种后形而上学理论。现代性既非某个先天历史意图的展现，也不是某种终极目标的实现过程。现代性的起源得益于一系列分散事件的偶然的合成后果。1455年谷腾堡发明印刷术使知识的大众传播成为可能；1592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使欧洲贸易的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促进了西欧的崛起；1520年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开启了人对世界的新的认知态度；14—16世纪文艺复兴带来了人的观念、文化趣味和生活态度的变化，把人从中世纪禁欲主义文化解放出来，人类开始有了新的自我理想；16世纪宗教改革为道德主观化和自由意识提供了信仰前提；17世纪“古今之争”在审美领域明确确立了现代对古代的优越性；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是人的觉醒和理性的高歌迈进，全面地推动了人的权利意识、理性批判精神和功利主义意识，为资产阶级革命准备了条件；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瓦解了封建主义和集权主义统治，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政治合法性意识，使自由和法治成为政治制度的核心价值；19世纪工业革命带来了全球市场，使全球成为现代性的竞技场。凡此种种都表明，现代性的产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过程。现代性的后形而上学性并不限于其起源的历史性和偶然性，而且也涉及到它的历史过程和结果。我们虽然不必全盘接受后现代主义的宏大叙述终结、历史终结、人的终结之类的结论，但必须承认，现代性是一个没有绝对基础和终极目标的过程。现代性是脆弱的、开放的、未完成的，人们对它的信任取决于它自身成就的积累，对它的怀疑和否定也源于其自身的问题和困难。现代性话语不存在着某个超越的全知全能的立场，置身于现代性湍流之中的我们只有通过自我反思和批判，尽可能把握好自己的发展方向。

第二，复杂现代性范式拒绝把它的规范和价值理解为统一的整体。哈贝马斯根据韦伯对客观知识、法律-道德知识以及艺术和审美知识的区分，把自我认识、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作为现代性的基本规范。其实，现代性规范和价值远比这些要复杂。在今天这个文化多元和普遍反思的时代，现代性包含着自由、民主、人权、公正等保护个人自由和调节社会关系的普遍要求，追求个性和本真生活的个体化要求，还包括了追求文化认同、团结、可持续发展等集体价值。现代性没有统一的价值清单，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排序，我们不能幻想有十全十美的现代性计划。在现代性计划中，自由与民主、多元文化与社会包容、效率与公平、发展与环境、个人自由与共同体团结、情感与理性等之间都存在着张力和矛盾。20世纪人类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必须承认人类自身的有限性和世界的非完美性。现代性不仅是“矛盾”的，而且是“二律背反”的。矛盾是一种有缺陷的、应该克服的状态，而二律背反则是人类不得不忍受的悖论状态。帕斯卡说：“一个真理的对立面不是谬误，而是一个相反的真理。”N.波尔说：“一个平庸的真理的对立面是一个愚蠢的错误，但一个深刻的真理的对立面总是另一个深刻的真理。”这些都表达了二律背反关系。承认现代性的二律背反和非自恰性意味着在现代性规范与价值上必须放弃统一性、总体性的幻想。

第三，复杂现代性理论要求我们树立现代性自反性的意识。《启蒙辩证法》开篇就指出，“就进步思想的最一般意义而言，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但是，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自反性不是现代性的宿命，但也绝非偶然或罕见的现象，它相当普遍地存在于人类的许多活动之中。现代性是人类的筹划，在其实现过程中既可能出现与意图相反的结果，也可能出现已有的成就给新的发展设置了障碍的情况。我们要抛弃线性的、简单化的进步观念，承认现代性在其发展中自我否定的可能性。

中国的崛起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机遇，也给予了巨大的责任。发展起来的中国，不仅要实现繁荣和富强，而且要形成新的现代社会秩序；不仅要选择自己的现代化模式，而且要建构自己的现代性方案。鉴于中国的巨大体量和影响力，中国的选择对21世纪的人类将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本着对中国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人类负责的态度，我们需要对现代性意识进行再启蒙。基于人类经验和理论认识，中国的现代性方案必须既是规范敏感的，即合乎人类文明大道，符合现代性规范与价值，也必须是现实敏感的，即符合中国国情和全球化现实。复杂现代性所启蒙的现代性意识是：在现代性成就面前不放弃批判和反思；在现代性挫折和困难面前不放弃希望和努力。中华民族只有尊重现代性的普遍规范和价值，才能避免走歪路，只有慎重对待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才能避免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