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凝

内容摘要：为了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和“十三五”产业规划发展，流通业的产业效率应当受到重视。本文借助FMOLS估计法研究商贸流通业发展与制造業的产能波动的关系，发现我国商贸流通业对制造业的短期动态调整能力较差。本文提出，完善流通业的法治化环境、提高信息化水平、培育国内大型企业和推进流通业对外投资，这从长期有利于保障我国制造业在重塑全球价值链中的定位。

关键词：流通业 制造业 产能波动

研究意义

自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增长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我国的制造业在初期的发展模式是依靠廉价劳动力、土地资源和资源价格作为国际竞争优势，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承接低附加值的制造工作，而无法涉足产品研发、产品设计、产品流通等高附加值的工作，这大幅限制了我国制造业的研发能力和创新能力，从长期来看可能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2015年，我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国家倡议，与沿线国家建立起经济合作关系，拓宽和优化贸易领域和结构，利用国家间产业比较优势的互补效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协同发展。而在这个背景下，我国的经济将与世界经济愈加融合，这对于我国的制造业升级是一个重要机遇，能够重新定位我国产业价值链的分工角色，将自身职能延伸到高技术要求的设计、研发等工作，从而实现价值链升级。另外，我国能够转移过去粗放式经济发展遗留下的产能过剩问题，将国内重工业转化为海外资本。

在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需要让服务业成为经济结构中重要组成，从过去的工业经济导向转向服务经济主导。商贸流通业属于服务产业中的重要部门之一，其作为商品生产和最终市场消费的联结纽带和桥梁，有利于促进宏观经济的供需匹配，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扩大就业工作岗位，稳固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因此，推动我国商贸流通业的现代化建设有利于制造业的产品输出，为“一带一路”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基础服务。

根据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经济学理论来看，商贸流通业在经济体扮演了商品流通的社会分工，为制造商和市场消费者起到了衔接作用，降低了市场交易费用。当国家商贸流通业发展完善时，制造业的产能与市场需求能得到高效的匹配，促进了制造业的专业化发展，从而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价值链升级中。本文通过产业组织理论、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理论分析商贸流通业与制造业协同效应机理，借助省级面板数据和协整模型来研究商贸流通业发展对制造业的影响。

文献回顾和理论分析

（一）文献回顾

刘明宇等（2010）提出制造商将流通业务外包有利于建立规模经济，宋则等（2010）认为国内推行的产业政策没有为商贸流通业的市场竞争提供合理的机制，这令我国的商贸流通业没有对制造业起到良好的市场信号传递作用，令国内制造业遗留下了产能过剩问题。刘明宇和芮明杰（2012）认为我国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迟缓，这是因为我国的制造业在国际产业链分工定位被锁定于低附加值的制造环节，通过推进区域贸易或新型国家贸易路径能够让我国制造业在高附加值分工中取得比较优势。石奇（2008）认为零售商向制造商收取通道费能够提升消费者福利。李飞等（2013）分析了商贸流通业对制造业逆纵向控制，认为零售企业对制造商收取通道费具有合理性，因为零售商难以通过商品买卖差价实现利润最大化，而交易平台模式是零售企业以各类服务费为基础的盈利模式，这对于市场消费者能够得到更多的商品服务，也有利于零售商获取更高的利润。李陈华（2014）的研究表明，零售商的议价能力会使得零售商的利润达到最大化，对制造商的利润影响不明显，但是以通道费来建立的利润补偿方法能够同时提高双方的总利润。詹浩勇（2014）的研究认为，商贸服务业的产业集群中的企业竞争促进了制造业与商贸流通业的合作紧密度，降低了制造业的交易成本而升级了制造业效率。魏艳秋和高寿华（2015）研究了浙江省的制造业，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影响关系，低于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拉动作用。路红艳（2015）认为我国的流通业应当加强法制化环境和信息化水平。

本文将过去对商贸流通业和制造业的纵向一体化问题、厂商博弈问题、组织分工等研究主题进行了梳理，可以看出我国流通业发展环境缺乏有效的市场化机制和创新氛围，只遵循了传统商品买卖的基本职能，但商业模式和业态结构没有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二）理论分析

本文拟梳理古典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和价值网络理论，分析商贸流通业和制造业价值链机制和价值链演进。

从古典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社会分工令不同部门从事专业化的工作，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同一技能后会提高劳动生产率，持有各项技能的部门合作提高了社会生产效率。新古典经济学又认为，分工的结果不但提高了生产效率，还能够利用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在产业集群中，不同分工企业能够借助互补性资源的共享来得到溢出效应。另外，社会分工程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存在内生性。随着经济体的不断发展，大型市场规模会促进分工的深化，比如迂回生产中需要对生产资料进行再生产，由此会催生一批专门生产生产资料的新型企业。在制造业和流通业中，流通企业可以通过跨区域的连锁分店接触到各类最终消费者，通过多样化的商品销售比较，从而为制造商提供市场需求信息，实现产业链信息的动态整合。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活动由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构成，而制造业属于经济活动中的生产环节，商贸流通业属于经济活动中的分配环节。在市场经济下的社会分工生产中，人们所生产的产品不完全是由自己所使用，还需要与他人生产的产品进行交换，而人人寻求产品交换会令社会运行成本过高，需要代理人通过市场的价格信号和利润信号来寻找最优的配置。因此，商品流通对生产存在反向制约，发达的流通业是商品经济顺利运转的基础。

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组织和市场都存在相应的交易成本，而这种交易成本决定了企业的边界。科斯认为，企业的边界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而无法无限制的扩大。威廉姆斯的资产专用性理论认为，高度专业化的资产无法通过市场交易，而是需要通过纵向一体化的方式降低市场机会主义行为。当市场存在的交易成本大于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时，企业会选择内部交易而企业边界由此扩张。当市场存在的交易成本小于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时，企业会选择外部市场交易，而企业边界由此缩小。如果市场信息的购买成本相比搜寻成本更高，那么制造商倾向于利用流通业来完成产品分销，如果市场信息的购买成本相比搜寻成本更低，那么制造商可以自建分销体系。另外，在零售商的规模到达一定程度并且制造商的资产专用性程度较高时，这为零售商的逆纵向一体化提供了契机。

产业组织理论提出，当企业规模在市场占有率较高时，传统的自由竞争理论失效，企业会出现市场垄断行为，价格不再完全由市场决定，企业可以主动控制市场价格水平，较高的市场集中度会促使更高的价格水平，而且能够向供应商有更高的议价能力，提高企业的利润水平。在我国的流通业中，较高的零售业市场实力能让企业获得对供应商的议价能力，零售企业也会借助兼并和收购战略来提高市场占有率。换而言之，根据SCP的分析架构，零售业市场结构影响了零售企业市场行为，而零售企业的市场行为影响了市场效率。当零售业市场集中度较高时，其会借助市场实力、品牌声誉、连锁网点来形成强大的议价能力，制造业能获取的利润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价值网络理论认为，随着计算机信息科技的迅速进步，企业的管理和生产模式都会相应发生改变，组织的不同分工会被逐渐的细化和模块化。比如制造业中，产品设计、产品研发、产品加工、产品生产等多个职能部门会成为模块化组织，各个模块都具有独立和完整的人力资本、专有资产和知识技能，模块之间的协调成本相比科层结构更低。而企业提供了各个模块交易的机制，这样更容易发挥企业的比较优势，掌握最终消费者需求的流通企业往往能够成为企业模块化价值网络的核心位置，将制造和物流等部门模块化，制定价值网络的合作和竞争规则，商贸流通企业和制造业通过组织形态的转型，对市场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和个性化需求能够有更快速的响应，进而提高了组织柔性。

商贸流通业与制造业增加值增长的协整效应研究

本文先前通过理论分析来研究了制造业与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协同效应，以及制造业与商贸流通业合作关系的演进。可以看出，制造业的产业转型和可持续增长需要重新定义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定位，以研发设计等高附加值的分工代替加工制造等低附加值的分工，这需要国内的商贸流通业提供有效的产品分销渠道。商贸流通业与制造业增长的机理是：第一，在计算机信息科技迅速进步和产业组织关系演进的背景下，制造业和商贸流通业的分工更为细化和模块化，分别通过专业化取得规模报酬收益，制造业可以将销售职能彻底外包给商贸流通企业，而将更多生产资料、人力资本和资金投入到研发部门，以高附加值的创新、研发、设计等工作提升企业竞争力。与此同时，大型商贸流通企业更了解市场消费者，能够为制造企业提供迅捷的市场反馈信息，而且其具备的信息技术和知識技能对制造企业存在溢出效应（李杨超，2016）。商贸流通业不但为制造业提供了与消费者黏合的作用，还提升了制造业的附加值和全要素生产率（Hutton，2000）。

图1为我国流通业相对上年的经济增加值指数，包含了批发和零售业的经济增加值指数，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经济增加值指数，以及住宿和餐饮业的经济增加值指数。可以看出：我国的流通业增加值指数每年高于100，说明我国的流通业增加值逐年增加，从占比来看批发零售业的增加值指数除了2015年以外达到了最高，在2007年达到了120.4，代表当年度的经济增加值增长率为20.4%；在2015年为106.1，代表当年度的经济增加值增长率为6.1%。其次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经济增加值指数，2006年达到了110，代表当年度的经济增加值增长率为10.0%，2015年达到了104.1，代表当年度的经济增加值增长率为4.1%。最后是住宿和餐饮业的经济增加值指数，2006年达到了112.6，代表当年度的经济增加值增长率为12.6%，2015年达到了106.2，代表当年度的经济增加值增长率为6.2%。从这十年的趋势来看，由于批发和零售业的经济增加值指数历年最高，使得批发和零售业的经济增加值的占流通业比重逐年提高。

本文选取了1983年至2015年的29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数据分别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和《中国统计年鉴》，从而研究制造业经济增加值和商贸流通业经济增加值增长的协整关系，而之所以选择这29个省份，是因为考虑到海南和西藏的数据存在缺失。本文的商贸流通业包含了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住宿和餐饮业。

本文借助Eviews 9.0的完全修正的FMOLS最小二乘法，来分析制造业与商贸流通业经济增加值的协整关系，第一阶段由制造业与商贸流通业经济增加值进行回归，第二阶段添加第一阶段的残差项，用以研究商贸流通业对制造业的短期动态调整系数。本文计算的面板协整检验统计量如表1所示，本文首先借助ADF统计值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了检验，得出在制造业与商贸流通业经济增加值的对数值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单位根，而一阶差分下拒绝了单位根假设，因此本文采取增加值的一阶差分来研究。引用李杨超（2016）的方法，采用Barlett核权函数进行了Pedroni 检验：

制造业经济增加值it=β1·商贸流通业经济增加值it +β0+eit

制造业经济增加值一阶差分it=β1·商贸流通业经济增加值一阶差分it+β2·eit+β0+uit

FMOLS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β1代表了商贸流通业对制造业的增加值影响系数，β2代表了商贸流通业对制造业的短期动态调整系数，β0代表了制造业的静态增长系数。短期动态系数的含义是，滞后一期的商贸流通业与制造业产量的均衡偏离程度在本期得到修正的程度（李杨超，2016）。可以看出，我国商贸流通业对制造业的短期动态调整系数较低，最高的为湖南省（0.217），但是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0.8）相差甚远，这说明我国商贸流通业对制造业的短期动态调整能力较差，首先这是因为我国制造业属于外向加工，所处的产业链分工受到国际市场需求的影响较大，而海外企业可以通过研发新产品来满足市场需求，但对于我国的制造业可能会形成产能过剩。其次是因为我国不同区域的商贸流通业态和制造业结构发展趋同，区域贸易没有相应的比较优势，并且地方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阻碍了区域商品贸易，这削弱了商贸流通业对制造业的短期动态调整能力。再次，国内的零售企业缺乏本土大型零售企业，不能通过跨区域的连锁店铺来整合营销渠道，获得规模收益。最后，我国商贸流通业的信息化程度较低，企业与企业之间还存在较高的交易成本。

政策建议

流通产业是我国“十三五”规划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在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化的背景下，流通产业的产业转型加速了制造业的产业升级，这稳固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因此，我国需要完善流通业的法治化环境、信息化水平、培育国内大型企业和对外投资，帮助市场经济通畅运转。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完善流通业的法治化环境，重点是营造法制化的市场环境。根据新制度经济学，流通产业的市场竞争取决于市场制度的建设，有效流通市场制度有利于商贸流通企业对制造业的促进关系。另外，国内土地资本、劳动力、商铺租金等成本过高，区域城乡发展不协调，过度的地方保护和流通壁垒使得市场竞争机制失效，使得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国内不能自由流通。因此，应当加强督促地方政府对公平市场竞争的制度性建设。

其次，提高信息化水平。如今在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流通技术和信息化融合具有必要性。与海外零售企业和物流企业相比，我国流通企业的信息化和互联网化发展存在不足，在企业交易还没有灵活运用电子商务的优势，这需要加大先进的物流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于政府投资而言，应当加强农村地区流通基础设施投资，提高城乡一体化和内外贸一体化的流通设施建设。此外，对互联网技术的IT企业提供政策扶持，支持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流通产业应用，比如在近年京东建立了智能物流开放平台，通过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无人驾驶车辆、无人仓库和配送站来实现完全机器替代人力的工作模式。京东着力打造智慧化的物流中心，从仓储、分拣、装车的全过程都只需要机器工作，这令仓库具有高效性和极佳的灵活性。京东物流网的智能分拣中心也非常优秀，能实现提前分拣，让仓储备货工作提前开始，还能够智能提醒供应商提前生产商品。

再次，培育国内大型流通企业。大型流通企业在市场研发、技术创新、数据库建设等方面都具有优势。沃尔玛与家乐福等大型零售企业在市场中影响力甚大，而国内的大型流通企业在规模和数量较小，要激活流通业对我国制造业的促进作用，需要培育本土的大型零售企业，提高零售业的市场竞争水平，提高制造企业的利润空间。

最后，推进流通业对外投资。为了提高制造业价值链的附加值，需要积极推进国内流通企业对外投资，通过海外流通网络的建设提高国内企业对海外市场的洞察力，捕捉海外市场的需求动向，由海外市场需求信息来指导国内制造企业的商品生产和开发，消化国内制造业的产能过剩和产销脱节问题，并且帮助制造业将低附加值业务外包到海外，转型为制造业价值链上的研发设计等高附加值产出。

参考文献：

1.张士斌.我国流通业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J].商业经济研究，2017（13）

2.李杨超.我国商贸流通业发展与制造业增长方式转变的关系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6

3.路红艳.经济“新常态”下流通业转型升级方向研究[J].商业經济研究，2015（17）

4.詹浩勇.商贸流通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机理——基于集群供应链网络竞合的视角[J].中国流通经济，2014（9）

5.李陈华.零售商议价势力及其福利效应——兼论通道费的起因[J].财贸研究，2014（1）

6.李飞，胡赛全，詹正茂.零售通道费形成机理——基于中国市场情境的多业态、多案例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3（3）

7.刘明宇，芮明杰.价值网络重构、分工演进与产业结构优化[J].中国工业经济，2012（5）

8.刘明宇，芮明杰，姚凯.生产性服务价值链嵌入与制造业升级的协同演进关系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0（8）

9.宋则，常东亮，丁宁.流通业影响力与制造业结构调整[J].中国工业经济，2010（8）

10.石奇，岳中刚.大型零售商的双边市场特征及其政策含义[J].财贸经济，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