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

母亲的胆囊发炎，虽然吃药控制住了，却整天捂着肚子，坐在椅子上发愣，连我说笑话，她也板着个脸。

“你为什么都不笑呢？”我问。

“我不是不笑。”她嘴角挑一挑，“是不敢笑啊！一笑就疼。”

她这话，使我一下子回想到了四十年前，父亲病的时候，她也叮嘱我，别逗父亲笑。

“让爸爸开心，有什么不好？”我不懂地问。

“开心可以，但不能笑。大手术，伤口还没长好，一笑就裂了。”

躺在床上的父亲点点头，对我挤出一丝苦笑。

也想起三毛，过世前一年，听说她因为从楼梯上摔下来，断了肋骨，我去医院看她。

她没化妆，拉着被单遮脸，一边怨我不先通知就去，一边怪我总是说笑话，害她笑一下，肋骨就疼一下。

其实在二十多年前，我也受过笑的苦。

一天，我正在作画，有位老同学来访。他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一边看我挥毫，一边说自己的近况。

“我到屈尺去，看那边的溪水好清澈，就一个人，脱光了，下去游泳。”很有文艺才华的他，非常细腻地形容了四周的山光水色，述说他怎么试探溪水的温度，感受沁心的凉爽，忘我地漂浮其间。尤其当他形容日光照下来，射过他拨水的手指间，把他的身影映在溪底，更是美丽极了。

“我漂着、漂着，看着自己的影子，觉得自己好像……好像……”他沉醉在回憶里。

“好像什么？”我停下笔，问他。

他看看我，似乎还在回忆中，突然抬头，说：“好像一只大乌龟。”

我做梦都想不到他那么美的形容，到头来竟像只大乌龟，于是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他一副正经八百、十分不解的表情，惹得我更笑弯了腰，而且是从向外呼气的笑，到往里吸气的抽笑。

当天夜里，我的气喘病复发，紧急住进了医院。

从那以后，即使听到很好笑的事，我也忍着，尽量在大笑几声之后结束，绝不发出抽气式的笑。

记得年轻的时候，最爱听笑话，甚至在军中还有讲笑话的比赛，大家运足了丹田之气，放肆地大笑。

然后，进入社会，尤其在跑新闻的那段时间，截稿前，明明忙死了，却常有人停下笔，说个笑话。

管它好不好笑，办公室里都会发出一团笑。而且愈累，笑得愈大声。似乎用那笑，作为一种深呼吸的运动。

又过了二十年，我开始喜欢看古典笑话，在文言文的句读间，找寻古人辛辣的幽默，且把那幽默带上应酬的餐桌。一桌老友，也都带来拿手的笑话，你一段，我一段，谁也不让谁。

有人会一边听一边拿笔记，说要回家讲给老伴听。

也有人口沫横飞，说的却是不久前才对同一批朋友讲过的笑话。

大家一边听，一边笑，一边掏出面纸，擦眼角不听使唤而流出的泪水。

我想：不同年龄爱不一样的笑话；同样的笑话，不同年龄听起来，是否也有不一样的感觉？就像这群老朋友，由笑人生的现象，到笑人生的无奈。

常想起小时候的一位长辈，很爱打麻将，却总输，有一天和牌，而且居然是清一色自摸，发出少有的开怀大笑。可谁曾想，在笑声中，那位长辈慢慢滑下椅子，死了。

自那事情发生后，常听大人提起，好像说一个悲剧，又像说一则笑话。

每次大家都哈哈笑几声，听不出是高兴还是应付。只是现在回想起来，哪个笑话里没有自己的影子？哪个笑话的背后，没有这种人生的讽刺？

想想那笑着溜下椅子的老人，断气之前，还能大笑几声，岂不是喜剧的结局？

比起那些由不敢笑，到不能笑的许多人，能笑几声，哈哈哈，管他是真是假，不都是一种幸福！

（摘自《对错都是为了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廖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