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平

常言道，长兄如父。而我要说，大姐如母。

我家姐弟五人，我排行老二，大姐比我长六岁。因为长六岁，她和她的同龄人一样，小学时赶上“文化大革命”；中学时下厂锻炼，肚子里没喝过多少墨水。毕业后上山下乡，在桓仁拐磨子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三年，后来由于家庭比较困难，抽调本溪矿务局上班。她上班时，父亲已病，退休在家。大姐在井下看皮帶，挣的钱除零用外，其余全交给父亲，和父亲共同支撑这个家。而父亲卧床三年间，她撇下老公与儿子守在父亲身边照料，直到父亲安详地离开人世。

对我来说，大姐像母亲，在我人生的几个节点，是她，让我走出了低谷。

1985年，一个秋风萧瑟、落叶飞舞的周末，我的心里写满了戚愁。大四了，准备考研，可每月十元的生活费早已让我捉襟见肘，入不敷出，还哪里有钱买复习资料呢？我无数次地仰望星空，不断地问自己：“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翌日，我怀着无奈给在林盛煤矿幼儿园做保育员的大姐写了一封求助信，在焦灼与忐忑中等了一个多星期，姐姐回信了，我用颤抖的手打开信：

“建平，别担心，你要考研，我支持你，以后我每月给你寄二十元。”

寥寥数语，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我仿佛在茫茫黑夜看到了黎明的曙光，仿佛身处绝壁找到了一条生路。我拿着这封信高兴之情无以名状。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争取实现梦想。虽然经过努力，我与研究生失之交臂，但大姐信守诺言，每月二十元钱照给不误，直到我大学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