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之恩

一、卡蒂纳陶瓷博物馆简介

卡蒂纳陶瓷博物馆（GardinerMuseum of Ceramic Art）位于加拿大多伦多市区皇后公园（QueensPark）的一隅，是一座极具特色但却鲜为人知的专项博物馆。主建筑由建筑师Keith Wagland所设计，于1984年竣工，当时的设计已考虑到未来多楼层的扩充性（图一）。该馆起初并不对外开放，是卡蒂纳夫妇（George and Helen Gardiner）（图二）用来展示、存放他们收藏的美洲古代工艺品、15-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马约利卡陶器（Maiolica）以及欧洲17-18世纪台夫特蓝陶（Detftware）等作品的。在1987至1996年间划入安大略皇家博物馆（Royal Ontario Museum，ROM）管辖范围，后因卡蒂纳夫妇又再捐赠大批陶瓷，遂命名为卡蒂纳陶瓷博物馆并正式开放民众参观。2001年该馆增建工程选定加拿大著名日裔建筑师桑原文治（Bruce BunjiKuwabara）所主持的KPMB建筑事务所（Kuwabara Payne McKermaBlumberg Architects）操刀设计，而桑原文治在多伦多大学学习期间，Keith Wagland恰是其指导教授。卡蒂纳博物馆于2004-2006年闭馆翻修，完成后的建筑物（图三）可谓当代增建设计的典范，几乎无从分辨新旧建筑体的界线，如同一个完整的原始设计，并于2007及2014年荣获加拿大多伦多建筑大赏（PugsAwards）的殊荣。

二、贝尔伉俪小传与收藏源流

贝尔伉俪（Robert Murray Belland Arm Walker Bell）（图四）所藏中国青花瓷种类繁多且精美，包含宫廷御用瓷以及外贸出口瓷器，藏品所跨年代更是从明清转变期一路至清三代乾隆年间。惟可惜相关著录甚稀，仅有2003年出版的特展选件英文图录，中文相关文献除笔者目前正着力撰写之专书外，至今不见其他相关著录问世，也因此贝尔伉俪其人与其收藏在华人学界与收藏圈讨论较少，笔者期待通过此文能唤起更多人重视这批海外遗珍。这批珍藏如今能公诸于世，要感谢其家族的慷慨。1998年罗伯·莫瑞·贝尔先生（RobertMurray Bell，1913-1998）辞世后，其遗孀安·沃克·贝尔女士（ArmWalker Bell）决定将夫妇毕生所藏逾150件青花瓷器全数无偿赠与多伦多卡蒂纳陶瓷博物馆，以此纪念并延续其夫对青花瓷艺术的收藏热忱。经过两年的整理与归档，卡蒂纳博物馆正式于2000年5月7日将贝尔伉俪藏瓷对外展出（图五）。除瓷器外，安·沃克·贝尔女士也同时捐赠其私人中国艺术图书馆，其中不乏诸多珍稀书籍典藏。该图书馆目前仅对学术研究预约开放，笔者在多伦多大学的研究也多受益于该馆藏书。在贝尔藏瓷中较著名藏品包括：“明宣德青花莲瓣纹莲子碗一对”（图六）（原法国卢芹斋C.T.Loo旧藏，馆藏号G01.2.85，同款庋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号故瓷013225）、“明宣德青花缠枝莲执壶”（馆藏号G99.1.1）（图七）、“明隆庆青花诗文碗”（图八）[（原H.F.Parfitt及英国里埃斯科R.F.A.Riesco旧藏，馆藏编号G99.10.1，同款庋藏于大维德基金会PDF622及大都会博物馆2010.59（图九）】]“清雍正青花八仙祝寿大碗”（图十）（原英国Bluett&Sons;旧藏，馆藏号G99.1.18，此碗直径26厘米，为目前所知同款最大尺寸）、“清雍正仿成化青花梵文花鸟纹茶钟”（图十一）[原英国大维德爵士Sir PercivalDavid珍藏，馆藏号G01.2.94，同款成化窑茶钟庋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图十二）]、“清乾隆青花八吉祥宝相花纹抱月瓶”（图十三）（馆藏号G98.9.1，同款庋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等高质量精品。

罗伯·莫瑞·贝尔先生对收藏的热忱始于上世纪30年代，当时他还是艾蒙顿埃布尔达大学的学

生（University of Alberta inEdmonton，Canada）。其缘起，始于对一张1904年刊登在纽约《鉴赏家》杂志（connoisseur Magazine）上收藏家Gerald Ryan中国瓷器藏品的照片的向往。另外贝尔先生也在自己的收藏图册中提到，对瓷器极度狂热的萨克森（Saxony）选帝侯兼波兰国王、迈森（Meissen）瓷器主要推动者，“大力王”奥古斯特二世（Augustus the Strong，1670-1733）马首是瞻，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在私人宅邸设计一间Porzellankabinetts（德文，英译：Porcelain Rooms，中译：瓷器房间）。几年后，贝尔先生毕业于约克大学奥斯古德法学院（0sgoode Hallin Toronto），旋即受聘于联合人寿公司（Confederation Life InsuranceCompany）担任副总裁，事业可谓蒸蒸日上，也为将来的系统性收藏规划打下坚实的基础。1953年，贝爾先生与安·沃克女士相恋，并在1995年步入礼堂。安·沃克女士家族与艺术界的渊源深厚，本身是加拿大皇家音乐学院的成员（Royal Conservatoryof Music），而其祖父埃德蒙·沃克爵士（Sir Edmund Walker）则是安大略皇家博物馆（Royal OntarioMuseum，ROM）与安大略美术馆（Art Gallery of Ontario，AGO）的创办人之一。在如此兴趣契合的基础上，贝尔伉俪的收藏之路更加的一帆风顺。起初大部分收藏直接购于多伦多古董商，随后因为贝尔先生常因公飞往美国纽约与英国伦敦，渐渐这两地的古董商与拍卖会成为贝尔伉俪藏品的主要来源。1960年两人受邀加入英国东方陶瓷协会（OrientalCeramic Society），并活跃于该协会与英国各大瓷器拍场。在英国60年代时，正逢欧洲学者对中国陶瓷研究与品味大幅提升的黄金时期，且市场上出现大量20年代贵族的藏品，后由子孙委托与拍卖公司或古董商，可谓青花瓷精品尽出，而贝尔伉俪恰逢此时，收购了大量的御用瓷器。如同贝尔伉俪一般所谓的战后二代藏家，另一位也以青花藏品著名的是罗杰·琵金顿（Roger Pilkington），其部分藏品已于2016年委托香港苏富比拍出。1964年，贝尔伉俪在多伦多历史悠久的豪邸区——森林山丘（ForestHill）购入新屋，并实现年轻时置入“瓷器房间”的梦想（图十四）。其后的34年间，夫妻两人与收藏圈互动热络，常来往其住所并交流收藏的名人包括著名陶瓷及漆器藏家加纳爵士（Sir Harry Garner）、陶瓷学者曼得莉女士（MargaretMedley）、英国皇家收藏主席贝拉格爵士（Sir Geofferey deBellaigue）、著名青花瓷藏家巴特勒爵士（Sir Michael Butler）、著名古陶瓷藏家霍姆爵士（Sir DavidHome），以及众多英国东方陶瓷协会、美国陶瓷协会（AmericanCeramic Circle）会员等。

三、贝尔青花瓷

收藏中的明代文房

中国的士人文化至明朝时期发展成包括诗文、绘画、品茗、饮酒、琴曲、弈棋、野游、收藏、鉴赏在内的庞大而完整的士大夫文化生活体系。晚明政治环境腐败，文人无法实现经世济民的抱负，于是乎寄情山水、寻师访友，历代文人理想中的浪漫景致逐渐实现，针对品赏文玩的著作更续付梓，诸如高濂的《遵生八笺》、屠隆的《考槃馀事》、文震亨的《长物志》等，在在体现了明代文人“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的心境速写。在士大夫的生活艺术用品中，种类品项最多，且创新速度最快的非文房清玩类别莫属。明代第一位对文房用品做系统性的分类与说明的学者，就是上文提到的明万历年间文学戏曲家屠隆。屠隆在《考槃馀事》一书的《文房器具笺》中，除笔墨纸砚之外，一共列举了45种文具及陈设布置，包括笔格、砚山、笔床、笔屏、笔筒、笔船、笔洗、笔觇、水中丞、水注、砚匣、墨匣、印章、书匣、印色池、糊斗、蜡斗、镇纸、压尺、秘阁、贝光、裁刀、剪刀、途利、书灯、香橼盘、布泉、钩、箫、麈、如意、禅灯、诗筒葵笺、韵牌、五岳图、花尊、钟、磬、数珠、钵、番经、镜、轩辕镜、剑等。而明代文震亨所撰《长物志》，计12卷中所选列文人书斋与案头长物洋洋洒洒近百品，除了参考在《考槃馀事》所记载的49种文房器外，还增编了如香炉、袖炉、手炉、香筒、如意、钟磬、数珠、扇坠、镜、钩、钵、琴等。另外在斋馆轩室及庭园的陈设与布置类别也增录了如灵璧石、昆山石、太湖石、粉本、宋刻丝、画匣、书桌、屏、架、几、沉香、茶炉、茶盏等。可见明代文人雅士对案头文房研究之精，发展之快，品项分类也极为齐全，奠定了中国士大夫生活艺术的基础且影响清代以降甚巨。贝尔伉俪藏青花瓷中的明代瓷玩种类繁多且精美，而在文房雅玩类别更是有许多传世不多的珍品。本文笔者将选三件富饶趣味的文房瓷玩来探讨，从其造型设计与历史背景，一探明代文人从别无长物到辑长物成志的社会价值观与哲学思维。明青花雅石花卉纹五孔笔墨插（图十五）

此件青花笔墨插原属法国卢芹斋C.T.Loo旧藏，其器琢型似鼓，体量小巧，器薄，内空，顶端有四圆一方镂空，边缘饰以如意藤纹，鼓身与顶上绘太湖石与四季花果纹。底部不带纪年款，但从其青花发色泛淡紫与其造型而断，应为明中晚嘉靖至万历年间所烧制。此器造型别致新颖，类似的传世器物并不多，且大多不带纪年款或是带六字嘉靖楷书款。传世目前已知唯一一件带有宣德款的鼓样笔墨插（图十六），原属英国大维德爵士珍藏，但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此器乃烧制于嘉靖年间，寄托宣德款，毕宗陶（stacey Pierson）在梳理大维德爵士藏品为其分类时，也明确标示为16世纪中叶。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藏有三件五孔笔墨插（图十七），带嘉靖款的两件顶上中心圆孔隆起，内有一柱与底相连，其余四孔均与腹相通；其中携琴访友八方笔墨插，香港佳士得2006年也曾拍出几乎完全雷同的一件（图十八），后于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炉火纯青”特展中展出旧。另一件顶上五孔均与腹相通，与贝尔伉俪所藏相似，底书“长命富贵”四字楷书款（图十九）。另在同款笔墨插之间互相比较，可见钻料发色时而浓翠时而灰暗，所用青料应大多为来自西域新疆的回青料与石子青相配，也因此传统上普遍认为此器创烧于嘉靖年间。又因回青料初得于正德晚期，也有一说始见于正德时期，但均因传世器物甚稀，目前还无一定论。由于明末以降此器便停止烧制，若真上推至正德，此器烧制也不足一百五十年，原因也值得深究。在功能层面也是颇具争议，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一例命名为五孔“水盂”（图二十），加拿大著名陶瓷学者费格逊女士（Patricia F.Ferguson）认为此器乃砚滴、笔插、颜料架的多功能结合，而水松石山房主人莫士摀（Hugh Moss）与前香港艺术馆总馆长曾柱昭先生（Gerard Tsang）则认为此器乃纯为笔墨插，坊间也有一说为花插。以上多种说法各据其理，水盂一说认为此器中空且浅，作为笔插并不实用。而多功能实用器一说，应是受到西方工艺美学所影响，虽费格逊女士在著作中并无深究，但如此复杂的功能性假设绝非凭空捏造，此一说应源自在出口瓷中可见此器镶鎏金铜用以放置笔墨颜料（图二十一）。纵观历史上许多实例中，出口瓷器在欧洲经工匠以金属作镶后，无论器形还是功能均常被改变，也因此笔者认为此一说法在证据上稍显不足。而视笔墨插为此器主要功能则是笔者倾向采用的说法。笔插与墨插在古时为文房笔筒的范畴，明代文震亨在《长物志·卷七》中对笔筒的描述：“湘竹桥榈者佳，毛竹以古铜镶者为雅，紫檀乌木花梨亦间可用。忌八棱菱花式，陶者有古白定竹节者最贵，然艰得大者冬青磁细花及宣窑者俱可用。又有鼓样中有孔插笔及墨者，虽旧物亦不雅观。”虽《长物志》并无图绘，但此卷中所谓“鼓样中有孔插笔及墨者”即有可能是意指此器。文震亨清楚地阐明此器的功能为笔墨插，并无水盂或其他功能被提及。再者，从传世明代文人书画中我们也可以找到支持此说的证据。明代“全能大儒”王守仁书于嘉靖年间的《与郑邦瑞尺牍》中卷头有阳明先生撰写家书的图说（图二十二：1），其案头正摆设了一只鼓样五孔笔墨插，并以笔尖朝上的方式在中孔及两侧孔搁笔三支，加上阳明先生手中执笔一支，恰为四支笔与一墨锭（图二十二：2）。由《与郑邦瑞尺牍》可知此器的实际功能为搁笔墨，且在案头也绘一只蟾蜍型砚滴，或可推断鼓样五孔笔墨插上并无放置其他砚滴，并非如费格逊女士所言的多功能文房瓷玩。再观《与郑邦瑞尺牍》可发现阳明先生案头并无水盂，鼓样笔墨插是否能兼有水盂笔洗的功能，也值得玩味。

关于此器的源流还有另一个层面可以探讨。明代士大夫无论在观念上、典章制度上、行篇上，都破旧立新，求新求变，但同时承袭宋风，好古摹古风气犹然，如此并行不悖的两样观念，均可以在此鼓样笔墨插中体现。文震亨在《长物志》中称鼓样笔墨插为“旧物”且不雅观，但《长物志》成书于1621年，若鼓样笔墨插烧制年份从正德晚年起算，也不过百年，已被视为旧物，由此可见明代士大夫求新求变的生活态度。晚明在文房佳器的破旧立新上可谓历代之最，好古之徒转移原有器物的功能，如用汉砖、汉瓦挖制成砚台、水盂或砚屏，用玉剑璏放置使用中的墨锭等，满足赏玩文房的摹古情怀。另外在开发功能性新式样的文房用品上也是甚为用心，实例如在晚明以前从未有记载的“墨床”、以金属或瓷质制成的“暧砚”，同时具有两种功能的文房如“砚滴笔山”（图二十三）、“砚屏笔插”（图二十四）等。此外引入新材质以充实文房在晚明也是风气蓬勃，实例如以松花石制砚，后在清代深受帝王推崇。关于鼓样笔墨插源流的考证，在1991年因一南宋窖藏出土文物而有了重大的变革。1991年9月20日，四川遂寧金鱼村南宋窖藏出土一“景德镇窑青白釉印花缠枝莲荷纹三足瓷笔墨插”（图二十五），目前庋藏于四川宋瓷博物馆。其器平顶如鼓样，底三足，上有两小圆孔与腹通，两大椭圆孔一柱与底相连成独立容器。已出土的宋代瓷器，此种笔墨插仅一件，被列为一级文物，弥足珍贵。此件宋代青白釉笔墨插，无论其造型或设计理念都与正德至万历年间的青花鼓样笔墨插十分相似，虽传世文物不足，但若根据这件青白釉笔墨插推断，那明代的鼓样笔墨插乃是摹古之物。无论从晚明“闲居崇古、辑古置用”抑或“革古鼎新、求新思变”的角度来看，鼓样笔墨插都是能够再现明代士大夫生活艺术与哲学的重要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