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牧哲

引子：跨越2000年的碰撞

公元前139年（西汉武帝建元二年）至前115年（西汉武帝元鼎二年），张骞两度出使西域，史称“张骞凿空”；公元前60年（汉宣帝神爵二年），西汉朝廷招降匈奴日逐王，设置西域都护府，对葱岭以东、巴尔喀什湖以南的西域商路进行了有效的控制和保护，与同时期的大秦帝國（罗马帝国）、安息帝国（波斯帝国帕提亚王朝）建立了稳定的东西方贸易联系。公元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在其巨著《中国》一书中，将这条“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西域交通道路”定名为“丝绸之路”。

《汉书·地理志》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压相类”。这条建立了中国与中南半岛、南洋群岛、南亚次大陆的直接联系，以及与伊朗高原、阿拉伯半岛、地中海区域、非洲东海岸的间接联系的海上贸易通路，被后人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秦汉以来，中国西南以成都为起点，经云南、广西至缅甸，向东进入中南半岛的“蜀

安南道”和向西进入印度、阿富汗的“蜀-身毒道”，搭建起了中国南方与南亚、东南亚地区直接贸易的陆上通路，这条道路在历史上几经变迁，通常被人称为“茶马古道（唐宋以来）”或“南方丝绸之路”。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两者合称“一带一路”。

“丝绸之路”作为“一带一路”的文化依托和历史背景，针对其本身进行的学术研究也愈发热门。“丝绸之路”以丝绸命名，从输出的角度来看，意味着中国将自己特色的丝绸、瓷器等贸易品输送到世界各地，这同时伴随着东方文化的传播和先进技术的扩散；但是从输入的角度来看，丝绸之路也是将当时分散于世界各地的资源材料、精器美物、宗教文化兼收并蓄于中华的重要通路。而珠饰作为各个人类文明所共有的随身装饰品，它们在时间和空间上天生的流动性也使其成为研究古代文化贸易交流的重要标志物之一。

在众多种类的珠饰中，玻璃珠、印章珠和蚀花珠是在区域间文化交流研究领域最为重要的几个类型，这几种珠饰的共同特征是它们不仅和其他珠饰一样有着时空上的分布性和流动性，同时它们的制作工艺和纹饰图案上带有明确的地域和时代特征，这使得它们可以展现历史上不同区域间的贸易交流、技术扩散与文化传播轨迹，这里我们将这类珠饰定义为“文化印记”。南北海陆三条丝绸之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旧大陆古代文化交流的血脉，当前的“一带一路”建设也正是依托这三条主要的丝绸之路铺展开来，蚀花珠，这种一带一路视阈下的实体文化印记，在国内考古和历史学界及收藏界正备受瞩目。

一、蚀花珠与蚀花工艺新解

最早对蚀花珠展开研究的学者是英国的霍鲁斯·贝克（Horace C.Beck），他将这种珠子定名为“EtchedCarnelian Bead”，Etch一词本意为用酸对金属、玻璃、石材的表面进行蚀刻，由于这个名词本身存在一定的限定性误导，因此在英文语境中，对于这种珠子有很多不同的称谓，如Alkaline-etched（碱蚀的）、Decorated（有纹饰的）、Line-decorated（带线纹的）、Surface-painted（表面喷绘的），以及Bleached（漂白的），如果对蚀花工艺本身能有深入了解，便会认为用Alkaline-etched和Bleached这两个词汇对工艺进行描述较为恰当。最早将“蚀花”一词引入中文语境的是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他在其1974年的论文中将“Etched CarneHan Bead”翻译为“蚀花的肉红石髓珠”，蚀花一词由此得名；坊间则常称其为“镶蚀”，但是这种珠子的制作过程中并未包括镶嵌工艺，因此，“蚀花”一词的用法相对严谨。

传统观点认为蚀花工艺共分为五种类型（图一），其中前三种为贝克于1933年定义的，后两种为莫瑞施威尔·迪克逊（M.G.Dikstfit）博士在1949年的论文中定义的两种变形161。最常见的是所谓的型一（Type I）工艺蚀花珠，即在天然的玛瑙或玉髓材质表面用白线绘制纹饰；型二（Type II）蚀花珠则是在整体白化后的玛瑙或玉髓表面绘制黑色的纹饰；型三（Type III）是在玛瑙或玉髓表面用黑线绘制纹饰；型四，即变形A（Variety A），是型一和型二的组合，即对玛瑙或玉髓的部分表面进行白化，再在白化的部分绘黑，这类蚀花珠未曾见到实物样品；型五也称变形B（Variety B），是型一和型三的组合，可以得到原色与黑白双色间错的三色效果。五种型理论作为蚀花珠乃至天珠研究的理论基础而广为人知，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理论的提出距今已有六七十年，很多当时的观点在当前已经过时或出现偏谬，且在流传过程中曾被后人误解。本文并不奢望能提出新的更为恰当的工艺分类体系，但是需要结合玛瑙或玉髓的呈色原理对蚀花和染色这两种工艺进行简单区分。

蚀花工艺所用的原料通常是由碱、作为增稠剂的植物胶和水调和而成的黏稠物质，将其作为颜料涂绘在玛瑙或玉髓珠表面，并进行烘烤，即可获得经久不变的白色纹饰。在整个蚀花过程中的主要作用物质是碱，由二氧化硅为主体的玛瑙或玉髓对除氢氟酸以外的所有酸性试剂性质稳定，但却易被碱性物质腐蚀。根据麦凯和贝克的调查，古代蚀花过程中所采用的主要有效成分是碳酸钠（Na2CO3），在高温下其与玛瑙玉髓类矿物发生熵变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它可以在玛瑙或玉髓表层以下1毫米处发生反应，腐蚀组成玛瑙的微晶石英晶粒边缘，生成以硅酸钠为主的反应堆积物。硅酸钠（Na20·nSiO2）是一种水溶性硅酸盐，硅酸钠的水溶液被称为水玻璃，但是在蚀花过程中整个反应都是固相反应，硅酸钠会直接硬化并形成二氧化硅网状骨架，这与大英博物馆的研究员泰特（M.Tite）的观测结果基本一致，他的实验报告称“珠体上的蚀花区域分布满了极密的小孔，这些小孔的直径通常只有0.5微米，深入在珠子表面以下200-300微米深的材质中”，泰特的发现说明，碱蚀的作用是从组成玉髓的微晶石英聚合体的晶粒边缘开始将二氧化硅进行分解，形成一个由极密小孔组成的网络。而这个网络结构会造成光线散射而使表面呈现白色。这在矿物学上被称为矿物的假色。换言之，蚀花工艺制作的纹饰只有可能呈现白色。有些蚀花珠的线条部分呈现黑色或黄色，有可能与制作过程中的温度控制误差和流传过程中的外部沁染有关。

想在玛瑙或玉髓表面制作其他颜色的方法则只有染色工艺，染色工艺中历史最悠久的是对玛瑙或玉髓染黑或染红的方法。对玛瑙染黑的方法通常为烟熏法、焦糖法和硫糖法，一般是将矿石浸泡在蜂蜜水或糖水中，使糖水中的有机物由矿石表面的孔隙渗入内部，再通过加热和强酸使有机物碳化，从而呈现黑色。染红则是通过浸泡和加热使矿石孔隙中的铁离子氧化成红色的三氧化二铁。这些通过染色为玛瑙或玉髓制作的颜色被属于矿物的他色。简单来说，蚀花工艺通过在矿石表面以下腐蚀出微孔结构光学呈色；而染色工艺则是在原有材料的基础上添加了其他呈色原料。

图二这颗三色蚀花红玉髓珠（图二）表面的白色为蚀花线，黑色和红色分别为染色。从这种基于工艺的区分，可以为今后有关蚀花珠的分类问题奠定技术基础。

二、体系：蚀花珠的年代地域框架

关于蚀花珠的体系问题，存在两种基本的视角，现在最为流行的是各种区域中心视角，即基于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对于蚀花珠体系的带有区域中心性的片面认识。区域中心视角通常以民族志学、区域历史学为理论基础，以访谈法、田野调查法为方法基础，体系构建多杂糅当地的神话传说、宗教信仰和普遍认知，主观性较强。例如，西藏和喜马拉雅山脉周边区域对于蚀花珠整体的认识，可称之为“天珠中心论”（图三）。即以至纯天珠为最高水平代表的整个蚀花珠体系的中心，非至纯天珠的其他蚀花珠只能被作为措思或天珠旁系而界定，而蚀花红玉髓珠则更不被重视。事实上，天珠和其他门类的蚀花珠一样，都只是蚀花大类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学术角度而言，不同种类的蚀花珠都是平等的，它们只是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而已。

而与之对应的则是关于蚀花珠的整体视角：基于考古样品，综合科技史、美术史相关知识，对蚀花珠的年代分期、文化归属、制作使用、源流传播等进行综合，统构形成全面、客观的认知体系。遗憾的是，由于分布于世界各地考古工作的进展不同，资源统筹困难，珠饰本身流动性强且不受重视，目前有关蚀花珠的整体视角并未成型。本文仅从年代分期和地域分布状况两个方面，对蚀花珠的整体体系进行简要梳理。

至迟到公元前2500年左右，蚀花珠便在印度河谷地区出现了，朱晓丽女士推测“在加热过程中由于其他媒介的加入造成偶然的表面效果而启发了哈拉帕人发明碱蚀玛瑙工艺”。在此后至今的4500年间的历史上，蚀花珠出现了两次大规模的流行时期，分别是青铜时代的印度河谷文明、两河文明时期和铁器时代分布于南亚、西亚、东南亚的多个文化区域。

在这个整体框架中（图四），纵轴代表从公元前第三千纪到公元第二千纪之间的5000年时间轴，横向从左到右则代表地理位置上的自西向东。由此框架图所示，距今4000年前，蚀花珠仅出产自印度河谷和两河文明，这也就是通常所称的早期。此后，蚀花珠的制作出现了一个长达千年的历史断层，并在公元前500年前后从泛印度地区开始复兴，并伴随着铁器时代频繁的文化交流出现了广泛的贸易传播和技术扩散，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蚀花珠在南亚、西亚、东南亚都出现了纹饰与工艺风格迥异的多个制作中心，并通过当时发达的海陆贸易辗转至整个旧大陆的各个古代文明，风靡全国的西藏天珠，便是这个时期众多蚀花珠中的一种。据四川大学李钰的硕士学位论文统计，目前国内出土的蚀花珠共计132颗，年代处于春秋至魏晋间，这些蚀花珠通过上述三条丝绸之路传人中国。蚀花珠在公元1100年以后便未再大规模流行，但是这种工艺制作的珠饰从未失传，1930年考古学家麦凯（E.Mackay）在巴基斯坦的信德省还曾记录到蚀花工艺的流程。现今的收藏热潮下，蚀花工艺制作的现代工艺品有些已经对古代的工艺进行了成功复原。以上只是对整体情况的概览，接下来略述不同文明族属制作的蚀花珠的类型。

三、青铜时代：印度河谷两河文明的蚀花珠

公元前第三千纪早期，印度河流域出现了高度专业化的城市和青铜文明，但是在1924年以前，印度的历史从未被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以前。1873年，首任印度考古研究院院长亚历山大·坎宁安爵士（AlexanderCunningham）对因铺设铁路而遭到大规模破坏的哈拉帕（Harappa）遗址的废墟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这座城址当时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相关的考古学家认为这里可能是几百年前的一座古城。直到1924年，印度考古调查局的负责人——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爵士将从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出土的印章（图五）公之于众，世人才恍然大悟摆在他们眼前的是与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同时期的另一大辉煌古老的文明，而这个文明则常被人称为哈拉帕文化（Harappan Culture）或印度河谷文明（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除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以外，在印度河谷文明的主要城市遗址旃符达罗（chanhu-Daro）、洛塔尔（Lothal）等地也都出土了些许特征突出的蚀花红玉髓珠（图六），不久后，麦凯和贝克就分别注意到了这里所出土蚀花珠与两河流域的启什（Kish）、乌尔（Ur）、苏萨（Susa）等遗址所出土样品所存在的相似性（图七）。最终由于在洛塔尔和旃符达罗发现的制珠作坊遗址和半成品的蚀花珠，从而形成了“蚀花珠最早产于印度河谷，并向两河流域贸易”的共识。

从当前掌握的考古资料来看，印度河谷文明的蚀花珠制作工艺已经非常成熟，他们同时掌握了上文所述的三种关键技术，能够娴熟地对玛瑙玉髓进行蚀花、染红或染黑。而印度河谷文明的蚀花珠也有着相当典型的文化标记，1927年在摩亨佐达罗遗址中出土了一尊7.5英寸高的滑石质小雕像（图八），雕像展现的是一位须发整齐、垂目隆鼻的威严男子，这尊著名的雕像后来被命名为“祭司国王雕像（The Priest King）”，现藏于巴基斯坦卡拉奇的國家博物馆。这位4000多年前的祭司或国王身披一件带有三叶形花纹的长袍，这种三叶形纹饰有时也被描绘成带有三片张开的叶子的菩提树枝，曾见于哈拉帕的陶器纹饰和同时期的印章图案中，类似的图案在两河流域、古埃及和克里特岛则被认为象征星宿或天体，用于对装饰神像。而在新德里的印度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批摩亨佐达罗出土的文物中，有一颗格外引人注目的三色蚀花红玉髓珠（图九），这颗珠子除了特殊的三色蚀花染色工艺之外，还有着同样令人惊叹的三叶形纹饰。这种在当时可能对应着权威或神圣的纹饰在蚀花珠表面呈现，足以推测蚀花珠在当时不仅仅起到简单的装饰功能，也可能在宗教层面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

印度河谷的蚀花珠多见双面蚀花的圆形或多边形片珠以及圆桶形的珠饰，未见球珠，常见的纹饰为直线或折线环纹，以及各种连续的眼纹图案，部分印度河谷的蚀花红玉髓珠还带有相当复杂的纹饰。其蚀花线条纤细扎实，打磨精湛，穿孔通常用石质捏钻或敲凿打孔的方式，总的来说特征是非常明显的，由于数量稀少，认知度不高。

不过，后来考古学家朱利安·黎德（JulianReade）和已故的知名学者迪兰·卡斯珀（E.C.L.During Caspers）分别撰文指出两河文明出土的很多蚀花珠在印度河谷从未被发现，而美国著名考古学家马克·柯诺耶（Jonathan Mark Kenoyer）教授也通过工艺还原和比对推测在印度河谷以外，有同时期的文明曾对他们出产的蚀花红玉髓珠进行过仿制。除了印度河谷常见的典型的早期蚀花红玉髓珠，可以发现在当今的叙利亚和伊朗，出土过一种风格迥异的蚀花红玉髓珠，它们的图案比之印度河谷的样品更为复杂，形制和设计理念也颇不相同（图十、图十一）。目前，这类蚀花珠究竟是在何时何地产生的很难确知，只能从现存样本的一些蛛丝马迹中推测：它们可能是两河流域的当地人或迁居西亚的印度河谷人所作。

早期的蚀花珠年代距今4500-3900年间，根据两河流域出土的楔形文字泥板文书记载，当时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从波斯湾北岸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入海口起舶，经第尔蒙（Dilmun，今巴林）和马干（Magan，今阿曼）中转，最终与麦鲁哈（Meluh.ha，今印度河流域）進行海路贸易，而蚀花红玉髓珠是当时非常重要的贸易品，当时两河流域的人们在完成了一次到第尔蒙的收获颇丰的旅程，返回乌尔后，献祭给神庙中的宁迦勒女神（Ningal，意为“伟大的女神”）的贡品中所包含的红玉髓片中可能就有蚀花玉髓珠。

印度河谷文明和两河文明同期的中国还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也没有证据显示当时蚀花珠曾有向东方传播的迹象。但是在中国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的昭苏县卡拉苏乡出土的珠串（图十二）中，有6颗与天然红玉髓、绿松石和水晶穿缀在一起的早期蚀花红玉髓珠，均为多层眼纹图案的鼓桶形珠，同时出土的青绿色石质吊坠类似两河文明的“苍蝇”形护身符，天然的扁圆及短桶形的天然玛瑙和玉髓珠与西亚或北非青铜时代所流行的珠饰风格一致。另有一串较小的红白蚀花红玉髓管珠，直径小、孔径大，制作风格同样有青铜时代珠饰的相关特征，但是国内外其他遗址目前均未见相近的样品。而昭苏县向北数百公里的伊犁塔城出土的一批由红玉髓珠和琉璃珠组成的串饰里，也有7颗同样的早期眼纹蚀花红玉髓珠，伊犁出土的这些珠饰并没有留下可供参考的考古地层学信息。伊宁市本身所处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沿天山北麓延展的丝绸之路北线从这里经过，经霍尔果斯联通中亚、西亚和欧洲。昭苏县西南70公里处分布着古代丝绸之路上最为险要的一处隘道——夏塔古道，穿越这条120公里长的隘道，翻越《大唐西域记》中的“岭山（木扎尔特山）”即可抵达温宿，古代丝绸之路在新疆的南北两线也可经这条险峻的捷径连通。倘若今后的考古发掘能够证实伊犁河谷在距今4000多年前就曾与古老的印度河谷（图十三）或两河文明建立过联系，则可能会对人类青铜时代的交流和贸易路径，以及丝绸之路上的人类活动历史的研究有所帮助。不过，鉴于在其制作的年代，早期的蚀花珠很难流转到中国境内，而且当前也缺乏确凿的考古学依据，这些早期的蚀花珠也可能是被后世复用并从西亚传至新疆的。

四、铁器时代：多源头的蚀花珠

公元前2000年前后，由于一次灾难性的季风停滞导致的河流改道，印度河谷文明走向衰亡，哈拉帕人被迫外迁，至公元前14世纪时，雅利安人入侵印度，印度河谷文明已完全消亡，随之消失的还有曾风靡一时的蚀花珠。在公元前500年左右，蚀花珠开始在泛印度地区的北方复兴，并伴随着当时铁器时代繁盛一时的贸易交流路径向外传播，在此后的1500年间，蚀花珠的制作呈现多源头化趋势，不同源头出产的蚀花珠品种多样，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这一现象说明蚀花工艺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半宝石加工工艺，目前可以区分的铁器时代蚀花珠的主要产区包括印度北方恒河流域、南亚次大陆、中南半岛、伊朗高原和俾路支斯坦，另有两种未能完全明确其地理范围和制作年代的蚀花珠子类，分别是青藏系蚀花玛瑙珠和孟加拉系蚀花玛瑙珠，下面将按照上述区域在当时的文化族属结合各地的考古出土状况，对蚀花珠在当时的传播轨迹进行简要梳理。

（一）印度北方恒河流域的蚀花珠

泛印度（包括当今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北方的恒河流域可能是铁器时代蚀花珠最先流行的区域。公元前7世纪前后，在先进生产方式的刺激下，原本平和的古印度陷入分裂割据的邦国时期。当时泛印度地区的城市主要集中于印度河和恒河沿岸的肥沃谷地中。据统计，当时的大小邦国在极盛之时有40多个，但是其中在佛教典籍中有所记述的十六大邦国在当时地位突出，因此，人们通常把从公元前600年左右吠陀时代结束到公元前322年孔雀王朝建立之间的这段时间称为印度的“十六雄国时期”。此时，由哈拉帕人和古雅利安人铺垫起来的文化基础和社会秩序整体发生了动摇和变迁，传统的婆罗门教与耆那教、佛教等强大的新生宗教体系发生碰撞和交融，不少新兴技术也在当时得到了迅速发展。

这些工艺中与制珠密切相关的是新型钻孔工具和抛光方法的出现。柯诺耶教授认为一直沿用至今的双头金刚石钻具（Double Diamond Driil）的产生至迟不晚于公元前6世纪，而能将大量珠子一次性磨圆抛光的翻滚袋式抛光法也在几个世纪后出现。这两种新兴技术极大提高了当时的制珠效率，降低了珠饰的制作成本，使原材料丰富的印度，得以在当时实现对半宝石珠饰的批量化生产。中国科学院的杨益民教授认为当时的技术进步是使蚀花珠大为流行的技术基础，而肇始于吠陀时代晚期的印度北方黑陶文化（Northern Black Polished Ware，NBPW）则可能是当时蚀花珠产生的文化土壤。

印度十六雄国中的摩羯陀（华氏城，今巴特纳）、犍陀罗（塔克西拉）、迦尸（贝拿勒斯）、拔沙（懦赏弥，今阿拉哈巴德）等多国的首都，皆有大量品种各异的蚀花玛瑙和红玉髓珠出土。在此后的孔雀王朝、贵霜王朝、巽迦王朝、笈多王朝时期的考古地层中一直有各类蚀花珠被发现。而后笈多时期以来，社会常年动荡，征伐入侵不断，蚀花珠的制作和使用在印度北部逐渐式微。直至公元11世纪，印度被伊斯兰化，蚀花珠的使用传统也随之逐渐消失。

蚀花珠可以人为设计纹饰的特点，使它成为当时宗教文化符号的优质载体和流行风尚的展示平台。生产技术的进步和装饰风尚的流行分别构成了蚀花珠传播和扩散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宗教传播的需求和贸易利润的驱使则成为蚀花珠向外传播的重要助力。印度北方恒河流域的蚀花珠种类繁多，图案丰富，1949年迪克逊在其论文中曾做过非常全面的梳理，作者认为这些蚀花珠中有相当大的部分可能有某种宗教文化背景。除了线珠和各种几何图案的珠子以外，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样品分别是几种双面蚀花的片珠和国内传称的“足球珠”或“寿珠”，这几类蚀花珠构成了前丝路时代中国与南亚地区交流的重要物证。

20世纪初期，英国学者霍恩勒教授（A.F.Hoemle）和斯坦因先生分别从新疆和田地区采集到了几颗双面蚀花片珠（图十四），这里采集到的样品与后来塔克西拉皮尔丘遗址（图十五）所出土样品的相似性在1930年就受到贝克的格外关注；2014年在新疆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吉尔赞喀勒墓群出土了30多颗蚀花红玉髓珠和蚀花玛瑙珠，当时负责发掘的考古工作者将其中部分蚀花玛瑙珠视为“天珠”加以溯源，并以丧葬祭祀的角度与祆教进行文化匹配，但是其所提出的部分观点缺乏足够的事实依据加以佐证，所得结论也因此偏颇。事实上帕米尔所出的蚀花红玉髓珠应该是现今泛印度区域北部十六雄国时期的产物，以塔克西拉遗址为中心，向北经阿富汗的瓦罕走廊（Corridor de Wakhan）进入葱岭。这种带有空心十字纹的双面蚀花片珠可能与当时的佛教或耆那教有关。

而国内常称为足球珠或寿珠的带有五边形格的圆桶形和球形蚀花珠，多见于恒河中上游的各个遗址，并曾见于中国新疆。奇怪的是，这种蚀花珠似乎并未过多向西方传播，而颇受东方人民的青睐，缅甸和泰国的古代遗址中发现了大量此类蚀花珠，他们不仅从印度进口成品，还学习改进了印度蚀花珠的制作工艺，在本地独立制作了许多类似样品。考古样品见有此类珠饰经由中南半岛或海上丝绸之路传人中国广西（图十六）。

此外，还必须提及恒河流域的一种标志性蚀花珠，这类通常是双面蚀花的圆板珠，珠体本身制作工艺不精，绘画也颇为随意，但是图案复杂，通常是边缘带有放射状排布的向外开口的新月纹，中间由点纹、星形、三角和弧线组成，作者将此类珠子称为“天象图”（图十七），其纹饰很少重复，可能与当时的某种巫术崇拜或独特的宇宙观有联系。这类蚀花珠有一些被传至吉尔吉特，被当地的工匠与黄金一起制成首饰，曾见于当地的高等级贵族墓葬（图十八）。

（二）南亚次大陆地区的蚀花珠

由于纬度原因，印度南北的环境和文化差异非常大，其主要的自然分界线是次大陆腹地的戈达瓦里河，因而印度北方文化的影响力通常只能覆盖到戈达瓦里河以北的乌贾因。戈达瓦里河以南的次大陆地区则是另一番景象，这里也有颇多蚀花珠出土，主要出土于当地的大石墓和瓮棺葬遗址中。

由于次大陆地区广泛存在二次葬和遗址复用问题，当时的考古报告对南部蚀花珠的年代认定通常只能借助一同出土的硬币、印章等物来进行辨识，以至于对同类蚀花珠的年代判断可能从百乘王朝（satavahana）到维查耶那伽尔王朝（Viiayanagara）时期都有，而这种年代推斷可能存在问题。大石墓和瓮棺葬在中国流行的年代通常为春秋至两汉间，即公元前六七世纪至公元一二世纪间，因而南亚次大陆地区的蚀花珠应该主要制作于百乘王朝时期或者更早。这里的蚀花珠最为典型的便是一种大型双面蚀花圆板珠（图十九、图二十），这种蚀花珠选料不精，色泽晦暗，温度控制也常出现失误，以至于内部通常支离破碎，但是纹饰风格非常典型，这里的人们非常喜爱用一圈放射状的密集短线排列在珠子边缘，中间留出的大片区域填充一些小型的几何纹。这种蚀花珠的纹饰目前含义很难考证，不过中南半岛有些蚀花珠的纹饰与这里的蚀花珠非常相似，二者之间或有某种渊源。

南亚次大陆的沿海地区分布着多个重要的古代港口，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中转节点，《汉书·地理志》中的重要篇章就有关于从岭南出海到印度“黄支国”进行贸易的详细记载。据考证，这里的“黄支国”就是印度的康契普勒姆，另有文献记载其邻近的重要港口阿里卡梅度（图二十一），在公元30年就已与古罗马建立了稳定的贸易联系，在西亚的尼尼微曾经有与古罗马胸针一同出土的蚀花红玉髓珠，而这颗蚀花红玉髓珠是次大陆地区的典型器；在次大陆地区的科尔哈帕、孔达普尔和旃卓瓦利也曾发现一些罗马硬币及其陶制仿品。而远在乌拉尔河的萨玛提亚库尔干的墓葬中所出土的南亚次大陆地区的蚀花红玉髓珠（图二十二）也令人惊异当时文化贸易交流之广泛。因而，作为铁器时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要冲，次大陆地区的蚀花珠值得格外关注。

（三）中南半岛的蚀花珠

中南半岛地区的蚀花珠（图二十三）主要产自缅甸、泰国和越南，这三地的蚀花珠整体上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细分又有不同的种类和风格。它们的一致性来源于两个方面，其一是中国的青铜技术从公元前500年前后开始向泰国班清文化、越南东山文化及南洋群岛输出，其间又伴随着国外学界所提出的公元前500年至公元500年间东南亚地区的“印度化（Indianization）”进程，东南亚各地承接的技术都是类似的，从青铜时代末期的铜鼓文化到铁器时代占主流的佛教文化，整个东南亚地区在文化上也有一定的一体性；其二是缅甸的孟族、柬埔寨的高棉族和泰国的傣族都先后在湄公河流域展开过权力争夺，并建立过互相涵盖的政权，直至近代才确定了各自的领土范围，在古代他们的文化本身就存在广泛的融合和交叉。而它们的不同风格和种类，则意味着中南半岛的蚀花珠也有几个不同的原产地。

在缅甸当地，人们通常把各种不同材质不同类型的古珠统称为“骠珠（Pyu beads）”，目前在收藏界也常把这个名词广泛用于整个东南亚铁器时代的古珠。有学者考证，骠族是公元前3世纪前后从中国南方迁徙而来的藏缅语系民族，他们在公元1-9世纪曾对缅甸中央地区进行统治。虽然在缅甸的骠文化遗址中确实曾有数量可观的蚀花珠出土，但是不可否认，中南半岛的很多蚀花珠的传人或制作年代要远早于这个时期，相比于缅甸，泰国的考古工作做得更为全面，在班东塔碧、乌通、宽罗克帕、考珊胶等公元前6至前3世纪的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蚀花红玉髓和蚀花玛瑙珠，这些蚀花珠有一部分可能是直接从印度进口的舶来品，另有一些则有可能是当地用改进后的蚀花工艺制作的。著名东南亚考古学家伊恩·格拉佛（IanGlover）教授指出有必要使用地球化学的手段对泰国出土的蚀花珠所用材料的来源进行分析，以打破传统占垄断地位的“印度舶来说”。随后澳大利亚学者罗伯特·特尼桑等所做的实验结果似乎也印证了格拉佛教授的猜测。

实际上，从直接观察的视角来看，中南半岛原产的蚀花珠在选材、工艺、形制、纹饰方面，与印度常见的蚀花珠颇为不同。以蚀花红玉髓线珠为例，印度常见的蚀花红玉髓线珠为鼓桶形，孔端圆钝，颜色粉红至正红色，常不均匀，表面打磨痕迹不明显，常呈蜡质光泽，线条较粗且常见下凹，画线不规整，尺寸通常较小，长度一般不超过30毫米；而中南半岛原产的蚀花红玉髓线珠则常见直筒形，孔端截平，通常呈均匀的鲜红色或橘红色，表面打磨痕清晰犀利，常呈玻璃光泽，线条纤细均匀，手触有凸起感，尺寸通常较大，最大者长度超过150毫米，总体上来看要比印度常见的线珠精致许多。从这些特征可以合理推测这两类珠子并非同一地区的产物（图二十四）。

除此之外，一种综合利用蚀花和染色工艺的大型三色蚀花红玉髓珠（图二十五）在泛印度地区鲜有出现，但是在泰国和缅甸却均有多例发现。有趣的是，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尼泊尔，却多见一种形制纹饰类似的大型三色蚀花玛瑙珠，通常被称为尼泊尔线珠，根据大卫·艾宾浩斯博士1980年的调查报告，这类线珠被藏族认知为“天珠族群”中的一员，在丹麦格拉斯哥亨特博物馆（图二十六）和孟加拉国家博物馆（图二十七）中均有收藏。遗憾的是，这类蚀花珠并没有可参考的考古层位学资料，很难准确判断其制作年代和原产地，因此这种蚀花玛瑙珠和中南半岛的三色蚀花红玉髓珠有何渊源也不得而知。

缅甸和泰国的蚀花珠纹饰设计理念也与其他区域截然不同，这里经常在玛瑙或玉髓的雕件上进行蚀化，比较有名的是蚀花工艺与缅甸虎形珠的结合，这种罕见的珠饰被视为缅甸国宝。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缅甸国家領袖昂山素季女士便佩戴了一对蚀花的虎形红玉髓珠（图二十八），除此之外还有蚀花的蛇形、海螺形、竹节形珠等。这里普通形状的蚀花珠的纹饰也更为具象，常见人、鹿和花朵的图案，有一些蚀花珠的符号据说还在佛教上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图二十九）。由于目前考古工作开展的局限性，对于中南半岛原产蚀花珠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在中国云南江川李家山、晋宁石寨山的滇文化墓群中曾出土多颗蚀花红玉髓珠，其中有数颗大型线纹蚀花红玉髓桶珠和两颗三色蚀花红玉髓珠（图三十）都是中南半岛原产的蚀花珠，另有一些蚀花珠则为泛印度地区风格的蚀花珠。这些蚀花珠应该是经由南方丝绸之路的前身——西南夷道传人。在两汉时期，真正在当时引领中原地区时代潮流的是地处两广的岭南九郡，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岭南设郡之后，汉武帝即遣人“人海市明珠、壁流离、奇石异物”，而当时岭南的重要港口广州、合浦、徐闻就负责通过海上航运与中南半岛和南洋群岛进行贸易，并将这些贸易品输送到中国内地各处，地处中原腹地的陕西咸阳马泉砖券墓、湖南长沙曹娱墓、江苏扬州邗江西湖胡场汉墓和江西南昌海昏侯墓等两汉时期的重要墓葬中所出土的玛瑙、玉髓、半宝石、金属和玻璃珠中，有相当大部分是经由海上丝绸之路从东南亚转运进来的舶来品，关于这些外来珠饰的源流族属，可以参照四川大学赵德云教授的《西周至汉晋时期中国外来珠饰研究》一书。

（四）伊朗和俾路支斯坦的蚀花珠

铁器时代鼎盛时期的西方是与大汉帝国并立于世的安息帝国，安息帝国又称波斯帕提亚王朝，它与在此之前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和之后的萨珊王朝都有蚀花珠的制作传统。阿契美尼德王朝制作的蚀花珠非常少见，既有黑白蚀花的玛瑙珠，也有极少数的蚀花红玉髓珠，这些蚀花珠通常是棱角分明的椭圆形板珠，这种板珠在亚历山大东征之后也曾用作希腊化波斯平印的印坯（图三十一）。在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博物馆（The Oriental Institute Museum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收藏的一组从伊朗出土的个人装饰品中（图三十二），就有一颗非常典型的椭圆板形黑白蚀花玛瑙珠，其遗址年代为公元前4世纪，正是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而在伊朗国家博物馆也收藏有一串尺寸巨大的多棱锥形蚀花红玉髓珠，上绘几何纹，与此类蚀花珠类似的样品曾在阿富汗北部的黄金之丘（TillyaTepe）有发现。

而伊朗更为常见的是一种年代稍晚的蚀花红玉髓珠（图三十三），通常为大小不等的圆板形珠和球珠，圆板珠除孔端部分，双面和侧边均有蚀花纹饰，纹饰通常繁复而饱满，讲究对称性，组成这些纹饰的图案元素除点纹和直线曲线以外，还有一些类似帕列维文字母的图案。而且有些蚀花珠的纹饰组合与同时期的萨珊王朝印章珠颇为相似，据称有些印章珠的纹饰可能是当时豪门显贵的家族族徽，而这些蚀花珠上的纹饰也可能与族徽有关。已故的美国学者小彼得·弗朗西斯（Peter Francis Jr.）通过调查，认为这类蚀花珠应该都属于波斯帝国萨珊王朝时期，并据萨珊王朝的历史年代修改了贝克所提出的蚀花珠分期理论1291。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伊朗的有些蚀花珠带有“卍”字符号，这种符号在东方通常被认为与佛教有关，但是这种古老的符号在近东地区的含义最初是对太阳神的崇拜，还有一些符号的解释可能是花朵或祭坛，这些纹饰可能与宗教信仰有关。

在伊朗高原以东的俾路支斯坦，则产生了蚀花珠族群中较为“放荡不羁”的一种类型（图三十四、图三十五），这种蚀花珠的画线看似非常随意，线条纤细扭动，纹饰极少有规律，虽然缺乏制作作坊的考古资料，但是从数量分布上判断俾路支斯坦可能是这类蚀花珠的原产地，这类蚀花珠广泛流传于伊斯兰化以前的阿拉伯半岛东海岸至阿富汗东部的广泛区域，中国新疆伊宁县出土的三串蚀花珠中，除了6颗早期蚀花眼纹红玉髓珠以外，其他蚀花珠均属此类。

而丝绸之路新疆段的各个古国遗址如楼兰、温宿、姑墨、龟兹、扦弥等遗址中所出土的蚀花珠，除部分来自印度以外，还有一些是典型的伊朗和俾路支斯坦原产的蚀花珠。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在新疆且末县来利勒克遗址出土的一颗波斯时期的蚀花红玉髓珠（图三十六），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些古罗马及地中海沿岸古文明原产的琥珀、珊瑚及装金玻璃珠，年代约为汉代。这条连通东西的“欧亚草原路”的重要程度在当时虽然被海上丝绸之路分流了一部分，但是从所出土的舶来物的分布来看，这条路径仍是汉晋中国与西亚和地中海区域交流互市最为直接的一条路径，而蚀花珠正是点缀在这古老丝路上的文化印记。

（五）青藏系蚀花珠和孟加拉系蚀花珠

由于确凿系统的考古依据还相对稀少，本文不打算对青藏系蚀花珠，也就是坊间所说的西藏天珠和措思类的蚀花玛瑙珠多着笔墨。但是近年来新近出土和公开的有关措思的资料对认识蚀花珠传播的全貌颇有帮助，在此仅做简要述及。西藏阿里札达县曲踏象雄贵族墓（图三十七）和湖南长沙王后曹娱墓（图三十八）出土的两颗虎牙图案的措思已经为人耳熟能详，青海湟中县博物馆则藏有一颗2004年在当地出土的措思工艺线珠，美国考古学家柯诺耶教授也曾在私下交流过程中向作者展示过一组从中巴边境的克什米尔地区被当地人采集到的一组天珠，天珠和措思在青藏高原周边的大量出土和藏族对这类珠饰长久的热爱，在某种程度上说明这类蚀花玛瑙珠的制作源头应该就在附近某些地方，其制作年代也应该不晚于国内的考古年代下限——东汉时期。

有趣的是，这种蚀花珠最早是何时出现又如何流传的呢？这里仅有一些零散的资料可供参考，在中原腹地的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末期楚国贵族墓中曾出土了3颗蚀花珠（图三十九），一颗是蚀花红玉髓线珠，另两颗是蚀花玛瑙珠，其中一颗斜线环纹蚀花珠的工艺与措思非常相似。另据可靠资料获悉，新疆西南部某城市的先秦遗址中出土了数颗蚀花珠，其中有两颗天珠，并且是最为典型的带眼天珠。在英国和美国的私人美术馆中曾见过在巴比伦王朝时期被制作成滚印的措思（图四十），这些零星的资料非常值得关注，虽然现在没有充足到可以形成任何观点的考古依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天珠的谜团总有一天会被揭开。

孟加拉系蚀花珠则是近期才被关注到的新的蚀花珠体系，因其采集地通常在孟加拉国和缅甸西北部而得名，这里的部分蚀花珠非常特殊，最典型的孟加拉系蚀花珠目前仅见过3颗，皆为民间藏品，材质为半透明至不透明的乳白色玛瑙（图四十一），表面用棕色绘制图案。由于样本量过于稀少，暂时也很难判断这类古珠是否使用过蚀花工艺，之所以在本文中提及，是为了向大家展示一种可能性，希望日后能有更多相关的资料被公之于世，从而让大家能够对蚀花珠这种独特而极具文化魅力的古珠有更深入的了解。

结语

本文的着眼点在于蚀花珠本身，作为一种单纯的外来珠饰，近几十年来，除夏鼐、赵德云、吕红亮等学者曾专门加以论述外，较少被国内学者关注。随着“一带一路”顶层战略的提出和实施，蚀花珠在当今的考古和历史学界的学术关注度也日益提升。本文在简要梳理了蚀花珠的定义和工艺的基础上，基于整体视角提出了蚀花珠的年代

地域框架，并按照框架分别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所出土的典型蚀花珠进行归类和整理。此前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中，都并未针对不同地区集中分布的不同类型的蚀花珠进行细致区分，我们也只能从不同地区考古报告中的零星记录中统计，并按照其形制、纹饰、设计风格、加工工艺等方面的视觉特征进行经验性区分。这种区分有一定主观性，且目前所掌握的考古资料也未及全面，但是足以看到一张由蚀花珠铺就的古代文明地图。对上文的梳理加以总结即不难看出，不同地区的蚀花珠往往集中分布于其原产地周边的各个遗址围成的“文化圈”里面，还有很多样品会通过古代文化交流和商贸活动传播到其他地区，分布零散而广泛，这样就可以通过蚀花珠这种工艺和纹饰特征典型的珠饰作为标记，展现古代文化交流的路径和方式。在文中梳理的蚀花珠贸易地图中，不难发现其与当今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惊人相似之处，因而，在一带一路的视阈下，蚀花珠正可视为一种“文化印记”。

作为能直接对应原生文化且能长期保存的标志物，蚀花珠重要的作用是让人们知道古代世界的贸易关系，条件成熟的話，甚至能够依据这些文化印记还原出当前还不为人知的古代贸易路网。

关于蚀花珠，仍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只是以当前的条件还很难得出客观的结论。其中比较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对蚀花珠不同纹饰的含义解读。关于这个问题，在已有成果中，不少学者已曾零星提及，例如印度河谷时期的“三叶形”纹饰与摩亨佐达罗发现的祭司

国王长袍上的纹饰相近，含义可能与“星辰”有关；赵德云教授则分析了蚀花珠上所出现的空心“十”字纹和“卍”字纹可能的文化渊源；本文在对恒河流域和波斯帝国的部分蚀花珠进行阐述时也提到了其纹饰象征天象图案或贵族族徽的可能性。此外，在一些蚀花珠上还曾出现类似“眼纹”“绳纹”“云纹”“双胜”图案，在东南亚一些蚀花珠上还常见表意明确的具像动物等。由于蚀花珠门类庞杂，而且当前的考古资料仍不够丰富，也使得这个话题一时间难有确论，但是在此需要明晰的是，蚀花工艺只是一种装饰工艺，对其含义的解读也必须融汇到其原生文明的文化背景中去，同样的纹饰在不同时代或不同区域都可能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这也是本文不以形制和纹饰的类同性作为主要标准建立分类体系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