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智慧

在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中国的现实主义影片出现了一种有意思的现象。一边是充满了政治激情的集体主义呐喊，一边是远离主流社会话语的个人琐碎生活。二者同时被电影市场的主流观众所接受，用票房或口碑达成了自身的“里程碑”意义。

今日在主流和边缘两端摇摆的“现实主义”影片，不仅仅暴露了一部分中国的基本现实，更经由电影叙述和风格的修辞，折射了当代中国人面对新的社会情况、产生的不自觉的矛盾心理。

主旋律的感召力

截至2018年7月，中国电影票房排行榜，第一名为2017年上映的《战狼2》，总票房56.79亿。第二名为2018年上映的《红海行动》，总票房36.47亿。这两部“现象级”影片有着同样的题材和内核：中国军人或曾经的中国军人，在海外危机中拯救同胞以及外国无辜百姓，挫败阴谋，用血与火的搏杀获得力量与人性的肯定。

作为“主旋律现实主义”影片，它们的“现实主义”首先建立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之下。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以及在同期的经济危机中独自挺立，给世界经济输送“正能量”，令中国的地位、角色得以突显。与此同时，以工业领先为目标、肯定中国大国地位的社会势力异军突起，成为中国知识界中最有代表性的力量。

随着两艘航空母舰的曝光，对于在“鸦片战争”“日本侵华战争”以及百年近代史里忍受巨大痛苦和屈辱的中国人來说，自立自强的“大国梦想”无疑是最好的疗愈，也是最“正当”的疗愈。

而隐藏在“主旋律”中的“集体主义”意味一以贯之。在20世纪90年代的影片中，人们可以看到“焦裕禄”“孔繁森”这样的模范人物。在上世纪60年代，“雷锋”和“欧阳海”是传颂的对象。虽然经历了“改革开放”，但中国的“主旋律”并没有因此而中断，一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自我牺牲精神依然经久流传。今日的《战狼》系列、《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等影片中，保护集体、牺牲自我的精神依然是最主要的内核。

“主旋律现实主义”的流行，内在的原因正如“朦胧诗”的代表作家舒婷的诗歌《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所表达的那样。

“主旋律现实主义”影片师法好莱坞商业电影。在意义上，它不再诉诸“以德报怨”“和为贵”的传统道德规则，而是以“以血还血”的政治激情来表明是非立场。在手法上，它不再像过去的主旋律战争影片如《大决战》《大转折》一样，塑造英雄群像，而是高亮某一个体，张扬独特的个人魅力。

经历了美国电影《壮志凌云》《空军一号》，韩国电影《太极旗飘扬》等他国“主旋律现实主义”洗礼之后，中国电影界逐渐认识到搭乘民族集体心理便车、与主流意识形态合作的必要性。同时，这一类影片正是“软实力”的体现，在发达的电影工业制造能力背后，“大国”的影像叙事足以有效宣传自身的政治价值、文化感召力。

“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这是中国古训，但早已不是中国特色。事实上，在这方面做得最出色的是美国，好莱坞早已用它的自恋与自大踩出了一个可复制推广的“软实力示范路段”，中国的商业路数的主旋律电影，大致上是“有样学样”。

默契的实现更多得益于人们的心理需要。以表现朝鲜战争为主要内容的电影《上甘岭》，曾经激励了许许多多的共和国子女，但“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歌声已经随着历史淡漠在时间的深处；而“李小龙”式的功夫奇观，也涂上了英雄迟暮的色彩。生活在集体之中，永远是个人安全感的来源，新的“主旋律现实主义”正是填补了“上甘岭”和“李小龙”之间的想象的空白—那份感情就叫“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主旋律现实主义”的流行，内在的原因正如“朦胧诗”的代表作家舒婷的诗歌《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所表达的那样。在这首发表于1979年并轰动一时的诗歌中，舒婷用“破旧的老水车”“熏黑的矿灯”“干瘪的稻穗”“失修的路基”“淤滩上的驳船”“伤痕累累的乳房”来比喻中国的漫长农业历史和经济的落后，用“飞天的花朵”“古莲的胚芽”“雪白的起跑线”来比喻“改革开放”的中国，并心甘以自身的“血肉之躯”，换取祖国的“富饶”“荣光”和“自由”—同样喷薄的、澎湃的、甚至可以说发自身体本能的感情，每一次都会在时代的转折点、民族主义的高光时刻再度勃发。

从“日常”获取生存的意义

日常/温情现实主义影片的脉动从改革开放之初便开始显现。当时电影现实主义的舶来理论与电影语言的现代化密切相关，一些第四代和第五代导演的影片，都逐步展现出“巴赞式的”现实主义的倾向：包括在场拍摄、自然光线和声响、远景镜头和长时间拍摄，以及要求观众主动阐释的叙述上的模糊性。

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张艺谋拍摄了准纪录片《秋菊打官司》（1992），他使用了大量非专业演员、广播喇叭和隐藏的摄像机，力图获取一种真实背景下的自然表演。在90年代中后期扬名海内外的第六代导演，像贾樟柯、王小帅、管虎、张元、娄烨、张猛等，均无一例外地采纳了现实主义美学，通过突出那些为主流所压抑的普通人的困境，来展示当代中国的深刻裂痕。

21世纪第二个十年里，张猛的《钢的琴》（2010）、贾樟柯的《山河故人》（2015）、管虎的《老炮儿》（2015）依然保持了现实主义的基调。这些作品所表现的日常/温情现实主义，和主旋律现实主义的关注点正好相反。如果说后者是在一个庞大的集体层面上进行宏大叙事，高歌改革与现代化的“进步”与“成就”，那么前者则聚焦于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失败者、“零余者”“无地自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