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峰

国务院近日发布《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提出建立完善以信任为前提的科研管理机制，减轻科研人员负担，充分释放创新活力。

科研活动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活动，缺乏信任前提的管理体制很难适应其发展需要，因为科研活动可以简要归纳为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相互作用、相互转化、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这个过程中隐性知识不仅重要，而且只可能存在于科研人员个体头脑中。因此，如果不能对科研人员个人给予充分信任，就无法有效激发他们的创新动力与活力。

长期以来，我国科研管理体制中存在一种显而易见的倾向，即由于信任不足或不适当，因此对科研人员、科研活动的绩效评价，越来越相对集中到论文、项目、职称、学历等易于观测并量化的指标上。而这种在微观比较层面或许显得“客观公正”的管理机制，终究因为其不符合科研活动内在要求，无法引导科研人员将其才智倾注到最需要创造力的领域，最终也就无法在宏观层面达到尽如人意的效果。

譬如说，在科研投入产出方面，以科技成果转化率这一最重要的指标来衡量：近年来，我国科研投入连年实现大幅度增长，科研经费占GDP的比重，也已经超过1.6%的世界平均水平。但是有资料显示，目前全国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每年完成科研成果约3万项，其中能转化并批量生产的仅20%左右，形成产业规模的则仅有5%左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70%到80%的科技成果转化率。

所以说，“唯论文是举”等绩效导向与“多出高水平科研成果”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而要弥合这种脱节，就必须通过建立完善以信任为前提的科研管理机制，使绩效评价与激励导向，回归到唯创新质量与贡献是举的本源上去。

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建立完善以信任为前提的科研管理机制，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知易行难的任务，因为中国此前之所以越来越倾向于对科研人员、科研活动，采取短期、显性、易量化的绩效评价与管理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本就是一系列复杂制约因素下，不得不选择的应对举措。

这些制约因素有些具有普遍性，譬如科研领域因其高度专业性以及相对小众化，存在极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与不透明；再譬如科研活动因其高度不确定性，再加之基础科学与人文社科等部门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因此，相较于一般活动更难进行绩效考核。有些则与特定发展过程中阶段性的不足有关，譬如包括科研队伍在内的社会总体诚信水平有待提升等等。

在公共投资领域（更不用说在科研领域），公有出资人要完全克服上述制約因素，必然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中国科研体制的整体优化，除了要在原有框架内持续推进制度创新，还需要在框架外更为借重市场力量，也就是说，在当前阶段，既要尽力去解决公共投资的效率问题，更要注重构建有效市场，引导、鼓励民营部门增加研发投入。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科研活动在两条腿走路的情况下，更快进入到理想中的扩展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