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之曹洞宗源流考
2018-08-14邓星亮
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4期
邓星亮,尹 刚
(1.山西大同大学云冈文化研究中心,山西 大同 037009;2.山西彩塑壁画研究保护中心,山西 大同 037009)
中唐以后,南宗禅逐渐兴盛,成为禅宗主流,进而衍生出“五家七宗”诸派。宋元之际,沩仰、云门及法眼诸宗相继零落,唯余临济、曹洞两家兴盛不绝。当时,佛教全为禅宗领域,而禅宗又为临济、曹洞二家平分,有“临天下,曹半边”之称。[1](P56)其中,洞山良价下八世芙蓉道楷之徒净因自觉(居湖北襄阳鹿门山,又称鹿门自觉)所传法系,成为宋元之际的弘传主脉,开辟了其时曹洞宗的中兴局面。[2](P85)此后,曹洞自江西移化于北方,[1](P57)迨于元代而迅速发展,在北方形成传衍曹洞宗法的两大中心:其一为雪庭福裕门下的嵩山少林派,其二为万安广恩门下的邢州开元寺贾菩萨宗(又称大开元宗)。[3](P1-13)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如此情形下,曹洞宗势力一路直抵塞北大同。以现存大同文献资料来看,大同明清时期之曹洞宗,其法音不绝于古都平城,僧徒遍布诸梵宇僧楼,以云冈石窟寺和大同观音堂等地而形成了塞北曹洞宗法的弘传中心,并随时代的发展,最终如浪潮般涌涨于雁北大地。
一、云冈石窟之曹洞宗法脉
云冈石窟寺与曹洞宗风的最早接触,很可能在元代初期至元(1264-1294年)年间由河北一带僧人游方云冈而完成的。
云冈石窟第33窟北壁上曾经留有元代游人墨书若干,其中有两则来自河北一带僧人的游记墨书。其一为保定路众僧游记:“至元廿三年七月■■■,」保定路玉川元?广□众僧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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